反腐的困境|宦官|明朝|朱元璋|英宗

朱元璋为了反腐，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设置了各种制度，很多还是开创性的制度，并对腐败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惩处，那结果如何呢？

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了一起弊案。驸马欧阳伦奉命到川、陕，其间他私自派自己的下人出境贩茶，以从中牟取暴利，陕西布政司等官员不敢过问。欧阳伦贩卖茶叶的规模很大，他的家奴周保聚集官府、民间数十辆车，用来运输茶叶，到蓝田县时，与蓝田县河桥司巡检的税吏发生了冲突，就把这些税吏殴打了一顿。税吏不堪其辱，遂向朝廷报告了此事。朱元璋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将欧阳伦赐死，周保等被诛杀。

欧阳伦的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已经是朱元璋执政的末期，虽然朱元璋大力反腐败，但是贪腐仍在发生。欧阳伦一事很清楚明白地表明，明朝的贪腐是无法根除的。

其实朱元璋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况是让朱元璋十分困惑的，在《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中，朱元璋说：

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已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众多。

而一些官员也开始利用朱元璋反腐的心理，来进行投机取巧。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汉安按察司佥事王平巡按至孟津，当地官员就贿赂王平，王平直接命人将行贿官员收押起来。朱元璋知道这件事后，可谓欣喜若狂，他感叹自己临御天下30年，每日每夜都在渴求贤能之士，但很少有能不辜负他期望的官员，那些担任监察的官员无激扬之风，地方官没有安抚百姓的实际行动。现在出了王平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朱元璋立即赏赐他文绮袭衣和钞百锭，就连他的书吏也被赏赐了钞50锭。

朱元璋难得遇到王平这位清官，不吝赏赐，但王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清官，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装出来的，投朱元璋之所好罢了。永乐二年（1404年），已经官至都察院佥都御史的王平被下狱，因为他在工作中贪赃枉法，包庇下属为奸作恶。

按理说，朱元璋设置了相对完备的反腐败制度，利用空前严厉的手段来惩处贪腐，为何贪腐还是无法根治呢？

这里可以简单列出几个原因。

关于明朝更多政治得失，关于明朝在惩治贪腐，应对边患、处理内政、治理财政方面存在问题和教训，可以参加我的新书《两京十三省：明代政治得失》

一、官员们的俸禄太低

洪武九年（1376年），发生了星变，这也往往也被认为是老天爷在示警，于是朱元璋下令让大臣们畅所欲言，给自己和朝廷提意见。

南昌有个学正（正九品）叫曾秉正，就上了一道奏疏，洋洋洒洒数千字。朱元璋觉得他说得不错，就升他为刑部主事。曾秉正后来逐步升迁，做到了正三品的通政司使。他为人颇为正直，经常给朱元璋提意见，朱元璋最终就把他的官职免了。

曾秉正是个清官，为官数年，也没个积蓄，所以回家没有钱，只能把4岁的女儿卖了来凑集路费。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令对其实施腐刑。曾秉正受了此刑，就不知所终，大概率是自杀了。

曾秉正并不是小官，而是正三品，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月的俸禄是35石，一年合计420石，这个俸禄按理来说不算太低。但俸禄不是说全部都发粮食，而是部分发粮食，部分发宝钞，发宝钞的部分也被称为“折色”。但因为明朝宝钞的滥发，造成了通货膨胀，宝钞实际上早就不值钱，折色也就意味着在变相降低官员们的收入，而且品级越高，折色的部分越高。另一方面，官员们要用自己的收入来养一家老小，所以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曾秉正虽说有俸禄，但加上折色，加上要养家，所以最终导致了没有路费的情况出现。但曾秉正肯定是一个清官，不愿意贪墨才沦落到如此下场。

《皇明纪略》中记载，明初之时，官员的俸禄都领取本色，也就是领取实物粮食，比如七品官每月可领本色米七石，尚且足以养廉。后来改为后改四品以上三成本色，七分折色，折色就是以其他物品折算成米价来发放，本质上就是变相降低官员的俸禄。五品以下四成领本色，六成折色，京城以外的官员每月领本色米二石，其余部分全部折色。折色大多支付宝钞，米一石折算成钞十五贯或者二十贯。但是此时宝钞贬值严重，不值一钱。一匹布价值不过不过五钱，却折米二十石。这样大幅度降低官员的俸禄也就罢了，折算的部分还不及时发放，京官折俸有四五年不得一支，地方官员甚至有从未领过折俸的情况。所以《皇明通纪》最后反问道：

其何以养廉，其何以使之不贪？

对于俸禄低的问题，官员们也多有怨言，正统六年（1441年）二月，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曹泰上奏说：

夫衣食缺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仕，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具，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移其所守，此其所以陷于罪者多也。

英宗接到这个奏疏之后，就让大臣们商议，户部尚书刘中敷等回复说，官员俸禄已有定制，难以增加。其实有明一代，从朱元璋之后，表面上的俸禄基本上是从未增加的。

二、人治，而不用法治

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以义著称，从宋朝起便合族而居，在元代时更是名闻天下，自大丞相至台院诸多要员都曾赋诗称赞郑氏。明朝建立之后，郑氏因为家产丰饶，被推为粮长。洪武十四年（1381年），郑家被指控与胡惟庸勾结为奸，官府对其进行逮捕，郑家的几个兄弟为保全他人，主动认罪，争相赴狱。朱元璋听说之后，认为郑氏有大义门，家里面的人都如此，所以断不会为非作歹，不仅释放了郑家兄弟，还加以宽慰。又亲自向郑家询问治家之法，还赐酒以表示嘉奖，并授予了郑家的郑涅福建布政司参政的职位。

不久，这个郑家又卷入了郭桓案，因为郑家曾担任过粮长，被指责参与了勾结郭桓盗卖仓粮，而且郑涅任职的福建布政司也具体负责钱粮之事。朱元璋得知以后，说：“郑氏是义家，怎么可能肯与人行财，籴官粮肯定是陷害。”

郑氏一族就凭借着当初兄弟之间的大义之举接连躲过了两次劫难。

纵观此事，郑氏家风严谨、兄弟和睦是事实，但是否有贪墨之举又是另外一回事。贪墨靠的是证据，是有没有贪腐的行为，跟是否大义之间关系并不紧密。

由此一事就可以看出，朱元璋虽然制定了诸多的法律，但这些法律根本上还是人治的结果。

再比如，朱元璋曾经在反腐败中十分细致，连一些细微之事都有想到，比如他曾经要求官员调动或者致仕之时，不准带走官府中茶几、床榻、器皿等物，否则就以贪赃论处。这样的规定，也就他当皇帝时得到执行，其后，这一条就渐渐无人关注了。这就是全靠人治，而不靠法治的现象。

三、执法过严，意图一劳永逸

而在另外一方面，朱元璋的想法是，自己这一代把贪腐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下一代统治者就无须对此太过操劳，这是他重典御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曾对孙子朱允炆说：我治理这乱世，刑罚不得不重，你以后治理太平盛世，刑罚自然要减轻，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刑罚要轻重要依据当世社会情况来决定啊！

从大的来讲，动辄对数万人进行残杀，其中固然有很多的贪腐分子，但被冤枉的也不在少数。在《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中，朱元璋讲到这样一件事情。

皂隶潘富与知县一起横征暴敛，被百姓告发，潘富遂外逃。所谓皂隶就是官府中的勤杂人员，负责站堂、缉捕、拘提、催434 两京十三省差、征粮、解押等事务。皂隶通常没有官方身份，被视为官府的奴隶，地位比吏员低，但比衙役中的某些职位如轿夫、马夫等稍高。在皂隶潘富外逃的过程之中，有200余家知情，还有的人给潘富提供了食宿，并有人帮助其逃脱。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有200户被抄家，有107户被诛杀之后再行抄家。

这种行为，可谓残忍至极。潘富不过是一介皂吏，并无过多的权势，他在逃跑的过程中难免会与人接触，知晓他外逃而不报，也的确有人帮助他逃跑，这些人有罪，但罪不至死。107户人被杀，这根本就不是惩治犯罪，而是草菅人命，是滥杀无辜。想要用这种残忍的方法来遏制贪腐，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政策也不可能在后世继续得到执行。朱元璋死后，他极为重视的《大诰》虽然还在，但其中的很多规定都不为后世君主所接纳。

四、皇帝的奢靡生活

以上列举的种种都是贪腐无法根除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就是皇权专制之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腐败滋生的土壤不仅没有去除，反而养料丰富。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在书中说：

“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认为，皇帝才是天下最大的危害，不应该以天下万民以供奉一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们去寻找贪腐的源泉的时候，天底下最大的腐败者其实就是皇帝。有一个问题值得思索：朱元璋反贪腐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这样的行为的确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保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让朱家子孙世世代代统治着这片土地。

当我们打开《明史·食货志》的时候，看到的其实就是一本明朝皇帝的消费清单。

《明史·英宗本纪》记载，明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的三月，把教坊司的乐工3800人放出宫去，八月，又减去了光禄寺膳夫4700人。

明英宗一即位就接连减免了8500人，算是一个不错的善举。正是英宗的这次行动，我们才发现，原来皇宫的乐工就超过了3800人，负责御膳的光禄寺人数远远超过了4700人，而这还不是负责御膳的总人数，因为还要留下一批人做饭，不可能全减掉。知道的是，皇宫中像光禄寺和教坊司这样的机构还有上百个。

这里会有一个疑问：光禄寺和教坊司的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进到皇宫里的呢？史书中没有发现记载，只记载了皇帝减免了他们，然后大书特书。那英宗为何要减免这么多人呢？因为英宗即位之时年仅9岁，还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喜欢什么音乐，对吃的要求也不高。

整个事件的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宣宗皇帝喜欢音乐，而后面的英宗根本就不喜欢这些，前面的皇帝爱好吃喝，后面的英宗不感兴趣。所以，就下令让这些人员出宫，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史书记录为皇帝的爱民之举。

英宗这次精简人员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每个皇帝的爱好不一致。武宗时期，各宫的日进、岁进就已经数倍于英宗时期。仁宗时期，厨役人员的数量多达6300名，宪宗时期又增加了四分之一，已经超过了8000人。到了世宗初期，嘉靖皇帝刚即位，励精图治，直接将厨役人员减去一半，剩下4100多名，一年大约节省白银13万两，但到了世宗中期，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数字，还大大超越了过去，一年的花费多达40万两，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入不敷出之下，就找太仓借，太仓也没钱，就只能让原来供应的有司向下增派。

嘉靖帝此时也怀疑这中间有贪墨行为，因为开销太大了。于是嘉靖皇帝就询问负责此事的礼部，礼部具体负责的部门——光禄寺就拿出账目给皇帝看，嘉靖帝还是不信，就派了御史到光禄寺去核查每月的账单，仅2个月就省了2万两白银。看来皇帝要享受，下面的小鬼们也没少往自己口袋里装。

既然皇帝有如此多的御厨，那么餐具器皿有多少呢？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皇帝吃饭用的器皿多达376 000个，分由南北工部督造。

供应皇帝的物资也是很多的。天顺八年（1464年），光禄寺果品物料消耗达到268 000斤。穆宗时期，各部批准的果品供应数量达到惊人的1 078 000斤。在世宗末年，上供之物每年花费为17万两；穆宗时期减了2万两，每年15万两；神宗中期，每年在这方面的开销就已经达到30万两之巨。

再以黄蜡为例，明朝初年每岁不过30 000斤，景泰、天顺年间增至85 000斤，成化之后达到120 000斤，已经是明初的4倍。

这些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具体到了采办之时，往往让商贾们避之不及，因为宦官们要索贿，还要求先送货再付款，而款项往第四篇　监察和贪腐 437往不够成本，甚至有送了货物却一分钱都拿不到的情况，所以商贾们纷纷逃匿。

皇宫就是一个小社会，需求五花八门，而且要求最高规格，故而采办的东西无所不包。就拿珍珠来讲，正德五年（1510年），为了采珍珠死了50多人，但仅采得珍珠80多两，这完全是拿人命来换取珍珠。西苑豹房养了一只豹子，安排了240名兵勇照看，每年消耗粮食2800多石；又占用了1000亩地，每年的租金是700两。再说木炭，这是宫中必需的燃料，在永乐时期，曾经让宣府17个卫所的军士在边关开采，但边关也需要木头来遏制敌人的骑兵，所以就让这些卫所每年交白银2万两，然后用这个花些钱去买。明初，每年的用炭大约是2000万斤，弘治时期，就增加到了4000万斤，开采的地区遍及北直隶、山东、山西。到了正德时期，用炭的数量再次增加，每年增加3万两白银用于采炭。万历中，每年买柴的花费多达30万两，而宦官们逼迫下面的商贾，用酷刑进行索取，时人称皇宫中专门负责炭火的惜薪司为“陷阱”。

对于皇宫的采办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可以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这里就重点以木材来讲一讲。

明成祖迁都北京，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修建长陵等大工程，都大量需要名贵楠木。今天，我们在明长陵的祾恩殿依旧能够看到楠木大殿的恢宏气势，60根楠木支撑殿顶，直径最粗的达1.17米，二人合抱尚且不能交手。而这些珍贵明木经过400多年历史，不腐不烂，保存完好，这些均来看明朝在全国各地的采木。为了采取这些木头，朱棣派遣工部尚书宋礼到四川，工部侍郎古朴到江西，兵部侍郎师逵、刑部金纯到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到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到江西。以尚书、侍郎一级别的官员去采木，可见朱棣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明史·师逵传》记载：

采木的规模十分浩大，仅仅是兵部侍郎师逵一人就率10万人开山辟道进大山采木。因为工程紧、任务重，所以极为严苛，死伤者甚多，一些不堪忍受的百姓甚至加入李发良的起义。这支起义军转战江西安福，遭明军残酷屠杀，李法良再转至吉水，兵败被杀。

在没有机械的年代，砍伐和运输都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人们尽可能地利用水运来解决这个问题。楠木一株长7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需要用500名民夫拉运，运到江上，每80株楠木扎成一只巨大的木筏，由10名专业的水手，以及40名民夫驾驭，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然后从扬州入大运河，经江苏、山东、河北，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30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由于路途的遥远，木头的巨大，一根木头从开采到北京往往需要两三年，甚至更久。而一根木头的运输费用往往是一根楠木本身价值的百倍之多。

万历时期，三大殿重修，在湖广、四川、贵州采楠木，耗费白银930万两，一个可以比较的数据是万历援朝战争一共持续了7年，花费了白银700万两，采木头花的钱比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花的钱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