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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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二）
明代的四川
蜀王府与成都城市地标
宋末元初，蒙古为了达到从西南合围赵宋的战略目的，曾5次大举进攻四川，成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毁坏。昔日的锦城花郭，富庶之都，瞬间赤地千里，尽为废墟。尽管元代成都行政长官纽宁大监等对成都城市做过一定的恢复与重建，但纵观整个元代，成都始终没有达到唐、宋时期的繁华水平。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采用分封建藩的治国策略，将他的24个儿子分封为亲王，外出戍守边地，以巩卫京师。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1423）为蜀王，前往成都建藩戍守。当时朱椿年幼，加之成都社会、经济都还没有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因此受封虽有七年之久，但朱椿一直住在京师皇宫之中。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椿长大成人，奉明太祖之命离开京师暂住在凤阳老家。同时，太祖命令景川侯曹震前往成都为蜀王专门修造蜀王府邸。在明太祖眼里，成都是西南名都重镇，因此对蜀王府的修建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特别考量。用明太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成都地处西南，是西南诸多少数民族瞩目关切之所，只有把王府修建得壮丽雄伟，才能充分展示皇家威仪，才能树立大明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进而震慑西南各族。
曹震等谨遵明太祖旨意，仿照南京大明皇宫的形制、规格修造蜀王府。蜀王府修建历时6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修建完毕，为此耗费了大量民力与财力。
蜀王府以摩诃池大部为基址修造而成，位于原前、后蜀宫城旧址偏西之处，处于整个成都城市的中心位置。蜀王府严格按照明朝国家礼制建造，王府的规制布局均比照皇宫式样修建，只不过略有缩略。王府修造秉承皇家坐北向南的不二方位体系，整体布局呈长方形。王府东西宽约540米，南北长约660米，占地面积560余亩，仅比后蜀王宫略小。宫城高达13米，四周开有四门，均以砖料砌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经朝廷批准，又改砖砌为石砌，宫城四周以水为濠，宫城外另建萧墙，周长4500米，高5米，正面南端有护城河围绕。加上成都城垣，蜀王府实际上处于三重城垣、两重护城河的保护之中，与京师宫城的安全保护设施并没有多少区别，彰显了蜀王府在所有王府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摩诃池复原图
整个蜀王府沿南北中轴线前后左右延伸，宫殿园林、行政、祭祀等皆分列两旁。南端最远处为石砌的红照壁，照壁施以朱漆，镌以金字，红照壁之名至今仍然在沿用。红色作为明王朝皇族专享的色泽仪制，以律令的形式规定臣民不得僭用。连接红照壁与萧墙南门的，是笔直的石铺甬道。甬道左右两旁各有民居两处，以增皇宫“人和”之气。由西北而来之水绕萧墙南门东去，成为王府的第一道护城河。河上建有三桥，以连接南北两岸甬道。每桥三孔，俗称“三桥九孔”。其名称与北京天安门前的石桥名称相同，也叫“金水桥”，只是比天安门（天安门前的石桥为五桥，每桥五孔）的等级略低。由此可见蜀王府非同一般的庄严与高贵。
萧墙南大门之外，有一座高大的牌坊，紧邻用以象征儒家礼仪的标记櫺星门。櫺星门与南端照壁内嘉靖时所建“忠孝贤良”牌坊遥相呼应，成为显示皇家尊儒重礼风范的标志建筑。
蜀王府的修建严格遵照中国传统皇家宫殿坐北向南、“前殿后寝”的布局格式。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甬道将庄重肃穆的端礼门、金碧辉煌的承运殿和花园式的寝殿等王府主体建筑串联一气，充分显示了皇家建筑的高贵神圣和北方建筑的大气磅礴。蜀王府在保持皇家宫殿苑囿大气辉煌、神圣庄严等特有的格调气势基础上，又因地制宜，充分吸收了巴蜀园林精巧灵动、花丛锦簇等艺术风格。清澈舒缓的御河、金水河萦绕宫墙与萧墙，增添了王府南方园林建筑依水而建、充满灵动与活力的特性。在主体建筑的两旁，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祭祖祭天、庆典出游、日常生活与安全保卫等各类辅翼建筑，并通过廊庑、阁楼、直房、花园和小道等方式将其与主体建筑融为一体，红墙绿瓦、花丛锦簇影映其间，宫殿苑囿鳞次栉比，廊庑勾连杂陈，平添了蜀王府富丽多姿的神韵与气质。
蜀王朱椿及其子孙作为藩王，按照明朝的祖制，不能参与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他们唯一能公开做的社会事务仅限于发展地方文教，培养地方人才，做一些礼乐教化之事。因此，尊孔尊经、礼遇儒士，重视儒教风化成为明朝历代蜀王的主要活动。如朱椿曾聘请一代大儒方孝孺做王子的老师，出资聘请方孝孺等名儒讲学，传播儒学。蜀王府倡导儒家礼法、重视儒化教育等举措，恰与巴蜀尊儒重礼、雅号文学等固有传统暗合，不仅有助于巴蜀人文士风的转变提升，对厚培蜀中文风士气、延续巴蜀文脉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成都城市精神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示范与指导作用。明代以后的成都，尽管只修建了代表皇权的蜀王府，但中央政权的首次地方性物化，则进一步强化了皇城概念在四川民众中的印象。
神圣雄伟、大气辉煌的蜀王府雄踞成都城市的腹心地带，红墙绿瓦，神秘崇隆。它是中央皇权在四川的标志，亦是当时成都城市形象、地位的唯一地标。它首次以中央皇权的独特方式，突破了秦汉以来龟城走向的布局传统，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未来成都城市南向发展的趋势。作为中央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标志，它还决定着成都在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凸显了成都作为西南第一重镇的历史地位，在成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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