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六）
“湖广填四川”
与四川社会文化的复兴
锦江书院与“石室流风”（下）
2. 掌院者：经明行修，作育多士
锦江书院一直是清代四川的最高学府，历任山长均由督抚会同学政，遵照省城书院山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的要求选聘。据考订，在近 200 年的办院历程中锦江书院计有 24 位山长。
他们中既有潜心教育、不慕荣势的易简、彭端淑、李惺、姜锡嘏等士林圭臬，也有工诗擅长古文辞的郑方城、储掌文、伍肇龄等老儒宿学，还有文武兼备、政声卓著的高辰、杨芳灿、牛树梅等。他们以身垂范，整躬励行，“日与诸生耳提面命，正误指迷”,为培养蜀学人才、延续巴蜀文化精神道脉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历任山长的籍贯来考察， 主要来自四川、江苏、福建、甘肃、湖北五省，体现了锦江书院敢于打破省城书院山长须是本省或邻省人的陈规，坚持不拘一格选聘名师硕学执掌书院的择师原则。从历任山长的科第来看，计有进士19人，举人4人， 贡生1人，进士出身的山长占比高达 79％。从一定层面反映了书院具有较高的办院能力与教育水平。历任山长都是兼具官、师双重身份的“仕而已者”，他们中计有正三品 1 人，正四品 5 人，正五品 5 人，正六品、七品 13 人， 出仕率达 100%。其中，顾汝修官至大理寺正卿，位列朝官正三品；彭端淑官至肇罗道， 系正四品道员；伍肇龄 18 岁中翰林， 曾是同治皇帝的侍讲。锦江书院这样优良的师资在其他省城书院中也不多见，如就同时期的岳麓书院而言，锦江书院历任山长的科第超出岳麓书院 22%，官阶超出岳麓书院 73%。
可以说，锦江书院的历任山长无论资历还是才识，在同时期的省城书院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如高辰（字景衡）掌教锦江书院， 以实学课士，潜心讲授，成绩卓著。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乡试，就有李调元、姜锡嘏、孟邵等 18 人中举。据嘉庆《四川通志》 “选举志”云：“四川举人科名额仅六十人。”而此科锦江书院院生中举者就有18 人， 中试率占全省总数的 30%。次年会试，又有张翯、姜锡嘏、孟邵 3 人连捷进士。据嘉庆《四川通志》卷“选举志”云：“乾隆二十五年毕沅榜， 四川成进士者七人。”
锦江书院约占全省进士数的一半。锦江书院在乡试、会试中的辉煌成绩， 凸显了锦江书院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的显著地位，极大地鼓舞了长期士风低落、人文不振的四川士林。
锦江书院在院生选拔方面向来严格，择汇英才、严于考课是其主要特点。书院坚持“必择乡里异秀、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的选拔制度。其《考课章程》明确规定：“考课有生无童。”就是说入选院生须是各州县岁、科两试中的优秀人才，一般秀才是没有资格参与书院考课的， 以确保院生较高的学力资质水平。对于肄业书院的院生，不论旧日在院还是先来投考者，都必须通过当年的甄别与复查考核， 以淘汰庸劣，选拔真才。为尽可能多地选拔颖异之士入院肄业，锦江书院还打破地域限制，广纳游学真才，这与广东省城广雅书院只招收两广士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如《咸丰七年冬酌改考课章程案》规定：“系游学远来及僦居在省不及回籍起文者，查系的名，亦准给文送考。”
此外，书院还招收旗人子弟入院肄业。如《钱公教士纪略》云：“今肄业诸生多至数百人， 中有旗士之肄者。”正是汇泽英才而教之，锦江书院在乾嘉之际培养出了史称“铁面御史”的李漱芳、以李调元为代表的“锦江六杰”等一大批蜀中才俊，成为全省当之无愧的人文荟萃之地和人才培养中心。
书院秉持“士子首重品行”“先行宜而后进取”的选才育才原则，将祭祀先圣先贤同传承儒学道统、振兴天府文脉有机结合在一起。书院屡次新建周公礼殿、修文庙祭祀孔子及其弟子， 以尊儒学道脉；专门修建文翁祠、三公堂，祭祀以文翁、高肤、司马相如、张栻等蜀学先贤， 以标举地方学术重经史文辞的治学传统。讲宋儒义理之学，在学术研究中渗透德育，把做学问与做人有机结合在一起，是锦江书院培养人才的一大特点。如张晋生、顾汝修、彭端淑等山长，严定“学规”“章程”，特别制定“尊贤”“守礼”“敦品励行”等加强院生德行教育的内容，从管理和制度层面上强化德品教育，反映了书院德学并重，尤重品行教育的特点。
建石室储经， 丰富蜀中典籍， 是“石室流风 ”的另一大特点。锦江书院特别重视藏书， 书院藏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经史辞章的学术价值取向。以书院旧藏 57 种书籍法帖为例，其中 ，经部17种，史部6种，子部仅1 种，集部诗文类 33 种，充分体现了锦江书院坚持蜀学“好文雅”“重辞章之学”的学术传统。二是特别重视书籍的公开性和流通性。书院的藏书除了满足本院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外，还向院外士人出借、出售，并在文翁祠内专门建有刻书局，根据需要“随时觅匠刷印”，供“帷下士籍资诵习”。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致力于天府蜀学“学统”的初步重建， 曾与人编纂上起两汉，下迄晚清，类似蜀学学案的《蜀学编》，对历史上的蜀学代表人物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传播蜀中学人的思想、学术与文化成果。
锦江书院旧址（现石室中学）（图源：《典籍里的成都》）
3. 肄业者：蹈德咏仁、追前贤懿轨
锦江书院治学以“蹈德咏仁、追前贤懿轨”为目标，书院学人上承文翁兴育蜀才遗绪，下启清代蜀学复兴之端绪，奋力自强，积极培育蜀中人才，备记蜀事保存乡邦文献，自觉延续千年蜀学精神传统，成为推动蜀中人文学术从式微向复兴不断转变的主导力量。如著名院生顾汝修、敬华南、姜锡嘏、童棫等，致仕归蜀后都选择了重回锦江书院掌教。顾汝修曾受业于首任山长易简，致仕归里后执掌锦江书院， 主讲宋儒义理之学，著有《四勿笺》《与门人朱石君书》，传承蜀学根脉，在《蜀学编》中名列清代四川经学家之首。姜锡嘏早年师从著名山长高辰，致仕归里后曾执掌锦江书院 16 年。姜锡嘏精研《易》理，训课有方，熏陶有术，造就蜀才甚众。《内江县志》云：“时乾隆壬子秋，诸生三百八十人，合登乡荐者，五十余人，捷南宫入词馆者，亦数人。”
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肄业锦江书院的院生多达 2000 余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各州县书院礼聘为山长或主讲，成为主导清代四川人文教育的关键力量。王纲在统计嘉庆《四川通志》有关书院教育的材料后指出：“自康熙初至嘉庆中，全川书院为 198 所， 已超过四川自宋代到明代所办书院总和 79 所的一倍半。而乾隆朝尤为突出，所创办、重修的书院达一百五十二所，为康熙至嘉庆中四川书院总数的 76.76%。”四川诸生从康熙初的不足千人上升到乾嘉之际近万人，再到晚清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时“全蜀学生三万人”，是与锦江书院学人投身四川书院、学校教育，推行“一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的独特人才培养体系密不可分的。
左边是锦江书院旧图，右是咸丰六年（1856年）锦江书院新图（图源：《锦江书院纪略》）
蜀中史学渊源有自，扬雄《蜀纪》、谯周《巴志》、陈寿《三国志》、常璩《华阳国志》， 皆名冠史林的巨著。刘咸炘曾云：“隋前成书仅存十数，蜀得其二。陈、常接步，道将体超于赵晔，承祚词亚乎班固。”自“明季兵燹摧残，益都文献扫地尽矣”，百余年来，蜀中不但没有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产生， 而且面临“文献无征”的窘境。锦江书院学人主动承担起“继前志而补前缺”，振兴蜀中史学的重任。如何明礼《江源文献》《浣花草堂志》，张邦伸《汉州志》《锦里新编》《云栈纪程》《三黑水考》，潘元音父子《华阳县志》，伍肇龄《直隶绵州志》《益州书画录续编》，张森楷《合江县志》，等等，保存了大量反映四川历代社会、历史、人文、风俗变迁过程与特点的珍贵史料。如李调元《井蛙杂记》 “或得之旧志，或得之新闻，或得之于山经石室，或得之于小说稗官”，专意网罗蜀中历代逸闻旧事并详加考证。该书所记，“多为正史所不载， 以及案头所未数见”的琐事逸闻，有补于正史记载之不足。张邦伸遍访蜀中耆旧遗老、山川故迹，所著《锦里新编》广收博采 80 余年来“蜀中人物时事”，详载蜀中名宦循吏、文治武功、乡贤节烈、山河名胜、边防戍卫及古今奇闻轶事，分门别类，悉加条理，“登之简册， 以为异日考证之资”。不仅具有拾遗补阙，匡正谬误，传布蜀中见闻的重要功效，而且成为巴蜀文学、史学研究者与史志编纂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明末兵燹，蜀中斯文扫地。李调元云：“蜀自献贼之乱， 书籍残毁，青羊一劫，衣冠涂地。”张邦伸亦云：“明季兵燹摧残，益都文献扫地尽矣。”丰富蜀中文献典藏，成为锦江学人的重要使命。如宦迹京畿多年的山长张晋生父子、有“蜀中三才”之美誉的彭端淑、“锦江之魁”李调元父子兄弟，凡游学所见或宦历所至，每遇宋元珍本秘籍、蜀中旧籍，或手自誊录，或重金购置，必想方设法抄购以归置蜀中。如李调元父子历时数十年抄购宋元以来经史百家、小学、诗古文辞、小说、戏曲等各类旧籍 10 万余卷，建“万卷楼”储之，供蜀中士子抄写刷印。李调元还“蒐采遗书之目”，博采“人间未见之书”，举半生精力， 刊行“天下奇书”《函海》。总计各版《函海》收书 220 余种 1000 余卷，而于“锦里耆旧著作尤刻意搜罗”，要在“载蜀史”，“纪蜀文蜀语”，“传承蜀风与蜀俗”，对表彰蜀中先哲，延续蜀中文脉厥功至伟。
文翁“以儒化蜀”改造蜀中人文学风，奠定巴蜀人文学术发展的新旨趣，亦为后世蜀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镜鉴。乾嘉之际， 以宗汉学为旗帜的考据学大兴，京畿、江南等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但蜀中仍然处于人文不振、士风低迷的“贫学”状态。以李调元为代表的锦江学人，植根乡邦人文学术研究，秉承蜀学好《易》学、重经史与尚文等学脉传统， 吸纳考据学严谨、信实的学术优长，成为促推蜀学从式微向复兴转变的关键力量。李调元以经为本，遍涉群书，所著《易古文》《郑氏古文尚书证讹》《童山诗音说》《十三经注疏锦字》，既注重考订经典文字音韵的异同，补缀前人疏略缺漏，又善引程颢、程颐、朱熹等的解经成果，据实申说己意，辨析诸家经解异同，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何明礼所著《易注》《洪范注》《批点孟子大文》，不囿考据训诂俗套， “摘古今之参互者悉心考订”，博采汉宋诸家之说，折中今古， 明于断识，成就不俗。张邦伸评价其《批点孟子大文》的学术成就时认为，该书“较苏（苏轼）批更精”。
“文宗自古出巴蜀”，巨公名彦，代不乏人。刘咸炘赞叹说：“蜀独尚文，载纪特盛。”最早振起蜀中文坛和诗坛的，就是时称“蜀中三才”的锦江学人彭端淑与李调元。彭端淑生平“媕雅宏通，湛深经术”，致力于诗古文辞创作。 《清史列传》本传评价云：“诗学汉魏，文学《左》《史》。”气势雄厚，笔力刚健，而远离考据流弊，在清代文坛声望极高。李调元才情豪迈，诗文造诣极高，生平创作诗歌 2200 余首，《清史列传》本传评价云：“天才横逸，不假修饰。”其《苦雨行》《拉马行》《乞儿行》《清江行》等诗，深受杜甫诗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 多属有感而发之作。如《登八境台用东坡韵八首呈虔州翥堂太守》《再游峡山飞来寺赠禅乐长老用东坡韵》《谒南海庙浴日亭用东坡韵二首》等诗，文思纵横，气韵豪迈，带有苏诗“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的文化基因，被袁枚称作“名山之业”，进而扬名朝鲜、日本等地，对提升蜀人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任“实心文教”的蜀中大吏， 以蜀中先贤文翁为楷模，致力于兴植人才，坚持以文教辅政，兴文教以安蜀、兴蜀的治蜀方略，成为延续千年蜀学精神学脉的重要引导力量，并为治蜀兴川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著名山长长于讲授，严于考课，身体力行践行“文翁之教”，奖掖后进，造就培养了大批蜀中人才，成为延续巴蜀文脉、蜀学学脉的主导力量，在清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肄业书院的杰出院生以复兴四川人文学术为己任，以“继石室流风遗绪不坠相号召”，致力于乡邦书院、学校的建设和蜀中人才培养，为振兴清代四川的文风士气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蹈仁道德、追懿前贤仪轨，想方设法丰富蜀中文献典藏、备记蜀中因战乱毁灭的掌故事迹，成为彰显蜀学精神道脉，推动蜀学历久弥新、由弱而强的主体。历任蜀中大吏与锦江书院学人勠力同心、相与为一， 以锦江书院为阵地， 以继“石室流风 ”于无穷为引领，重建了四川人文学术恢复与发展的理论体系、实践体系，开创了地域文化植根自身根脉传统、开新创造的复兴新模式，成为推动清代蜀学从式微到
晚清繁盛的核心力量，充分展示了蜀中学人高度自觉的文化意识与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借鉴价值与参考意义。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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