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大勇，三十六岁，在县城跑滴滴。说是跑滴滴，其实我是兼职，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出来跑几个小时，挣点油钱，补贴家用。昨晚接到一个订单，从妇幼保健院到城南一个小区。订单显示两个人，我开到指定地点，路边站着两个女孩子，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朴素，一人背着一个双肩包。她们上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不是汗味，不是烟味，是那种发酵过的、酸腐的、让人反胃的味道。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吐过，就是这个味道。

我把车窗摇下来，夜风灌进来，味道散了一些，但还是有。我看了一眼后视镜，两个女孩子坐在后排，一个靠窗，一个靠中间。靠中间的那个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在哭。靠窗的那个拍着她的背，轻声说着什么。我没好意思多看，发动了车子。开出去不到一公里，那股味道又浓了，比上车时更浓。我实在忍不住，靠边停了车，拉上手刹，转过头去。靠中间的那个女孩子弯着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正在往里吐。她的脸很白，白得没有血色，额头上全是汗。吐完以后，她抬起头，跟我的目光撞上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发干，冲我挤出一个笑，说，师傅不好意思，我刚做完化疗，晕车了。

我的火一下子全灭了。不是灭火器的灭，是心里的火。上车时我还嫌她们把车弄脏了，嫌她们身上的味道难闻，嫌这单活不赚钱还要洗车。那些念头在那一瞬间全没了，像被人一巴掌扇进了地底下，连影子都不剩。另一个女孩子从包里掏出纸巾，帮吐的那个擦嘴，又拧开一瓶水递给她。她说，姐你喝口水。吐的那个接过去，喝了一小口，又递回去了。她们的对话很轻，轻到我要很用力才能听见。不是她们故意小声，是没力气大声了。那个刚做完化疗的女孩，身上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外面套了一件格子外套，袖子长出一截，把手都盖住了。她的手很瘦，青筋一根一根的，像干枯的树枝。她的头发很短，不是剪的那种短，是掉光了刚长出来的那种，绒绒的，像初春的草芽。

我没再急着开车。从扶手箱里翻出一包纸巾递过去，说，拿着用。靠窗的那个接过去，说谢谢师傅。我又从座椅底下找出一个塑料袋，干净的，套在她们那个袋子上，说这个厚一点，不会漏。靠窗的那个又说了谢谢。靠中间的那个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难受得不想睁眼。后视镜里她的脸很小，小到不像二十多岁的人，像个孩子。她蜷在座位上，缩成一团，手里攥着那个塑料袋，攥得很紧。

车子重新上路，我开得很慢。不是为了安全，是不忍心开快。开快了会颠，颠了她会吐。她已经吐了那么多次，胃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再吐就是胆汁了。那东西苦，比什么都苦。我以前得过急性肠胃炎，吐到后来就是胆汁，黄绿色的，又苦又涩，嘴里能苦一整天。她是做化疗的人，比我那难受一百倍。

到了目的地，靠窗的那个先下车，然后转过身去扶另一个。吐的那个女孩腿软，站不太稳，整个人靠在车门上。我下了车，绕过去，想帮忙。靠窗的那个说，不用了师傅，我扶她上去就行。我说，几楼？她说，六楼，没电梯。我愣了一下，六楼，没电梯，一个刚做完化疗、连站都站不稳的姑娘，要爬六楼。我说，我背她上去。靠窗的那个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说，那麻烦你了。

我蹲下来，吐的那个女孩趴在我背上。她很轻，轻得不像一个成年人，像一袋子棉花。她的胳膊搭在我肩膀上，骨头硌得我肩膀疼。她的头歪在我耳边，呼吸很浅，一下一下的，像怕多用一点力气就会把剩下的那点体力用完。她身上还是有味道，医院的味道，消毒水的、药水的、还有她吐过的酸腐味。我不觉得臭了。不是鼻子失灵了，是心里不觉得了。

六楼，没有电梯。我背着她一步一步往上爬，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跺脚，亮一层，上一层。走到四楼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说，师傅，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脏？我说，没有。她说，我吐了你一车。我说，车脏了可以洗。她又说，我身上有味。我说，那味不是你的。她没再说话，头靠在我肩膀上，很轻，很沉。轻的是她的重量，沉的是她说的那些话。

到了六楼，靠窗的那个开门进去了。我把她放在沙发上，沙发很小，布艺的，灰蓝色，坐垫塌了一块。屋里不大，两室一厅，东西不多，但收拾得干净。茶几上放着一束花，粉色的康乃馨，有些蔫了，还没扔。靠窗的那个女孩去倒水，我站在门口，没进去。鞋架上放着两双女式拖鞋，一双粉色，一双蓝色。粉色那双鞋面磨毛了，蓝色那双还新一些。她们是姐妹，还是合租的室友？我不知道。我没问，也不需要知道了。她们在这个六楼的小房子里互相扶持着过日子。一个生病，一个照顾。一个吐了，一个擦嘴。一个爬不动楼，另一个想办法找人背她。那个人不是我，是碰巧接了这个订单的滴滴司机。

下楼的时候，我在四楼的拐角站了一会儿。楼道里的灯灭了，我没跺脚。黑暗里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跳得有点快，不是累的。那个女孩趴在我背上的感觉还在，轻飘飘的，像一阵风就能吹走。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脏”的时候，声音很小，小到像怕我听见。我听见了，也记住了。

回到车上，后座还残留着那股味道。我没开窗，没喷香水，没急着接下一单。我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掐了。座椅上有一根头发，短的，绒绒的，像初春的草芽。我把它捡起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吹掉了。风吹过来，不知道把它吹到了哪里。它太轻了，轻到这个世界不会在意它的存在。可它存在过，在某个人的头上长过，被化疗的药水打掉过，又顽强地冒了出来。它比很多人都坚强。

我后来没再接到去那个小区的订单，也没再见过那两个女孩。有时候跑夜车经过那附近，我会朝那个方向看一眼。六楼的灯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着的时候，我在想她们在干嘛。是在吃饭，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吐？不亮了，应该是睡了。六楼，没电梯，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生病，一个撑着。她们的父母在哪？她们的兄弟姐妹在哪？她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们在那间小屋里，一张沙发上，放着蔫了的康乃馨，粉色拖鞋磨毛了，蓝色拖鞋还新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化疗一次一次做，六楼一层一层爬。爬不动了，有人背。没人背的时候，自己爬。

有时候人在困境里，不是不想走了，是走不动了。走不动的时候，有人背你一把，你就上去了。上去以后，你回头看那六层楼，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弱。背你的那个人，也不是多强壮。他可能只是一个跑滴滴的司机，手里有一包纸巾，一个塑料袋，一双能爬楼梯的腿，一颗看不得别人受苦的心。这些就够了，够背一个人上六楼。六楼不高，也不低。刚好够一个化疗完的姑娘不用自己爬。刚好够一个滴滴司机在后座闻到酸腐味时没有抱怨。刚好够两个陌生人在深夜的楼道里，用一盏声控灯照亮彼此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