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一支香烟能在抗战最艰难的绝境里，帮新四军撕开往死里扣的经济封锁，还能直接帮着打胜仗。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被国民政府划成叛军，断了所有军饷和物资供应，全军上下连一口正经烟都抽不上。干部战士抽的是树叶豆叶卷的喇叭筒，散会了还偷偷趴在地上捡别人丢的烟蒂。谁能想到，靠着领导掏出来的42元起家，最后做成了月入30万的大生意。
1942年夏天，张云逸副军长在盱眙黄花塘开二师干部会，一屋子开着窗还烟雾弥漫，呛得他不停咳嗽。散会他才弄明白，这烟根本不是正经烟丝，全是树叶凑数。后来他撞见警卫员卷树叶抽，问能不能不抽，警卫员红着脸说，打仗拼一天，不能喝酒，就想抽一口解乏，想家的时候也能缓一缓。张云逸听完没说话，转头就找来了以精打细算出名的供给部部长胡弼亮。
胡弼亮一听要办烟厂直接懵了，那时候新四军连吃饱饭都难，哪来的本钱开厂。张云逸直接把42元淮南币塞到他手里，说这就是本钱。那时候42元也就够买一头大肥猪，后来部队里还传起一句玩笑话，一口大肥猪变出一个大烟厂。张云逸特意跟他说，办烟厂不只是解决官兵抽烟，还要跟敌人打经济仗，这是实打实的政治任务。
胡弼亮揣着钱到处找机会，刚好那阵子新四军拿下了天长县铜城镇，他走访的时候摸到个线索。镇上几个商人之前凑钱开了家烟草公司，还有现成的卷烟机，就是扛不住国民党地方官的苛捐杂税，早就撑不下去，正急着找人接盘。两边一碰就成了，新四军拿42元入股控股，合股之后改名叫新群烟草公司，厂址就定在铜城镇西街小李庄。
陈毅军长听说这事，当场就说大力支持，还放话经费不够就捐自己两个月津贴。后来大伙想让陈毅给香烟起名字，陈毅琢磨了一会说，这是咱们根据地自己产的，要有革命劲儿，就叫飞马，象征革命发展像骏马奔腾。淮南日报社的美术编辑设计烟标，画了一匹长着双翅的红骏马，在云里奔腾，看着就提气。
万事开头难，牌子定了，生产的坎一个接一个来。胡弼亮派人到周边几个产烟叶的县，专挑最好的烟叶订购，又组织了骡马运输队。赶运输的人趁着夜色赶路，从日伪炮楼的缝隙里穿过去，偷偷把烟叶运回来，这条线全是拿命拼出来的。烟叶到位了，又从上海请来了经验丰富的卷烟师傅，在简陋作坊里用甘草蜂蜜反复试，调出了独一份的口味。
卷烟纸是二师五旅在路西办的小造纸厂供应，印烟标需要的套色锌版，托地下关系找上海印钞厂的爱国工程师偷偷做好，再经地下交通线冒险运回来。1943年5月，烟厂正式投产，一天能出六百多飞马香烟。战士们拿到正经烟，终于不用再啃树叶喇叭筒，个个都高兴得不行。
陈毅没满足只供应内部，提出要让飞马飞出根据地，打进南京上海这些敌占区。敌人封锁得严，大伙想出个聪明办法，偷偷在上海印了大量大英牌的香烟包装盒，把飞马装进去混出去。飞马质量不比洋烟差，价格还便宜一大截，没多久就卖火了。敌占区的烟贩冒着杀头的风险都跑到根据地进货，上海南京街头，烟商碰到熟客就竖四根指头，压低声音说这是四爷的飞马，四爷就是新四军。
敌人严密封锁的口子，居然就被一包香烟给撕开了。烟厂生意越来越好，很快就扩了产，新盖了二十间厂房，添了百十个工人，还开了夜班。扩产之后一天能出一千二百多条，刚好是刚投产时候的一倍。胡弼亮把当月利润报给张云逸，给张云逸吓了一跳，烟厂平均每个月能给军部上交30万，是当初42元投资的七千多倍。
军部拿着这笔钱，买了大量前线急需的药品、钢材、弹药，解了大燃眉之急。那时候飞马烟直接成了硬通货，敌占区黑市上三条飞马就能换一支盘尼西林，这可是当时救命的奇货。有了这笔稳定的收入，二师不光解决了自己的供给问题，还能拿出多余的钱和物资支援兄弟部队。
飞马烟不只能换钱换物资，还能直接当武器打胜仗。1944年，二师侦察员居长玉跟一个嗜烟如命的伪军队长做交易，五包飞马就换来了一套伪军军装，没过多久两条飞马又换到两把崭新的手枪。一来二去两个人混熟了，一次喝酒的时候，伪军队长无意中漏了口风，说第二天有三十多个日伪军要去盱眙龙山抢粮。
居长玉连夜赶回师部报信，罗炳辉师长马上安排两个营在必经之路设伏。第二天不到半小时，这股敌人就被全部歼灭，说出去没人信，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居然是几包香烟换来的。抗战胜利之后，烟厂跟着二师北撤山东，哪怕是行军转移，工人们也没停工，在马背上接着生产卷烟，这段经历后来被大家叫做马背上的烟厂。
1949年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了当地的中华烟草公司，直接沿用了解放区的飞马商标，以解放区名烟的身份在上海推广，还改良了配方，烟标也改成了腾空跃起的枣红骏马。就这么着，从根据地出来的飞马烟，顺顺利利走进了上海的千家万户。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卷烟厂还一直在生产飞马牌，它成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烟草记忆。
谁能想到，这个火了几十年的老牌子，起点不过是抗战绝境里，42元买一头猪的本钱，淮南乡间一间土作坊，一群不服输的新四军战士，和一匹长着翅膀的红色骏马。
参考资料：安徽烟草志 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烟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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