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场高温：有人买冰雇仆，有人挤喷泉公园，伦敦巴黎早就不平等|世纪|伦敦巴黎|同一场高温|喷泉公园|纽约|英国|高温时段

和许多高密度城市地区一样，这三座城市都会因所谓的“城市热岛效应”而放大热量。这指的是热量被混凝土、沥青和玻璃困住的过程，使炎热的天气变得危险。

纽约拥有大量玻璃和钢材建成的摩天大楼、被水泥包裹的道路以及成片住宅楼，比许多大都市都更容易积聚热量。事实上，纽约的城市热岛效应在美国名列前茅。这个指标衡量的是城市与乡村地区之间的温差。高温每年会夺走500多名纽约人的生命，这一严峻现实也加剧了种族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伦敦板球场上，球迷在高温中艰难支撑。很多人会逃往海边或乡间避暑，但也有人只能留在城市里，在那里，高温更难躲避，也更难忍受。不过，城市中这种并不均衡的高温体验并不新鲜。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这样的城市，如何熬过炎热夏天，长期以来都深受不平等影响。

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高密度建筑环境里发展出多种应对极端高温的办法。我们围绕“融化的大都会”项目开展的研究，关注的正是人们日常经历中的高温。以下是人们过去应对这些状况的一些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揭示出的城市高温生活图景。

对大多数过去的城市居民来说，离开闷热的住处，往往是最有效的降温办法。20世纪中期，一些伦敦人会爬上公寓楼顶，去感受城市街道上方盘旋的凉风。

自19世纪以来，对许多人而言，公共空间一直是缓解家中暑热的最好去处。伦敦人会到附近公园的树荫下乘凉，在喷泉里戏水，或去露天泳池和池塘里泡水降温。过去的城市居民也会设法在家中对付高温。与那些去公共空间避暑的人不同，更富裕的伦敦人会借助金钱和技术让自己凉快下来。19世纪，他们会购买从挪威进口的冰块，或者雇佣仆人摇扇送风。

19世纪热浪来袭时，巴黎人同样会外出寻找凉意。和伦敦人一样，他们大量使用城市规划者在19世纪晚期奥斯曼改造时期嵌入城市肌理中的公园。但能带来凉爽的并不只有茂密绿地，城市林荫大道两旁栽种的树木，也在炎炎夏日为人们遮挡阳光。

在室内降温方面，19世纪条件较优越的巴黎人会使用从北方地区运来的冰，或者在冬天就地采冰，储存在冰窖里，等气温升高时再取用。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冰仍然是奢侈品。后来，人工制冰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也让更多人能够用得起冰。

到20世纪中叶，巴黎的日常生活——包括夏季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空调开始逐渐普及，但一些传统的降温方式依然是夏日生活的核心：咖啡馆露台依旧人头攒动，塞纳河岸仍然挤满人群，19世纪的公共饮水喷泉至今还在被用来灌满水瓶。

大约1910年，纽约的孩子们靠一大块冰降温。19世纪，纽约市的公寓楼里，到处都是睡在屋顶上、站在消防逃生梯上汗流浃背、尽量躲开闷热室内空间的人。富人则干脆逃离城市，前往乡间庄园。报纸把这些季节性迁移的人称为“高温难民”。

如果要到户外找凉快，大多数19世纪的纽约人会去海滩——毕竟，这座城市本就是一座岛。到了20世纪，他们还会在街区聚会上准备大量从街角杂货店买来的冰块。有时，人们也会擅自打开消防栓放水降温，这后来成了纽约夏天的经典景象。

1898年，纽约长滩，一家人穿着泳装站在水边。只要城市中的极端高温持续影响城市生活，城市居民就会不断发展出应对办法。如今，城市在面向未来时，已经更加严肃地看待高温问题，并着手推进适应策略。2003年的灾难性热浪给巴黎敲响了警钟。次年，巴黎实施了高温应对计划，此后也一直在继续探索，让城市在夏天更宜居。

在纽约的气候韧性规划中，空调处于核心位置，也因此成为活动人士争取“降温权”时的政治争议焦点。“降温权”指的是一组由本地环境正义组织推动的立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