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当代中国，福建盛产文学批评家，但闽籍批评家里最有名的还应属刘再复。他毕竟当过社科院文研所所长，又一度名列“党人碑”，1980年代“组合论”风靡海内之日，稍读几本书的只怕没人不知道他。
但到了我这代人，耳闻其名时，他早已过了“高光时刻”，属于半边缘人物了，而且还主要靠蹭李泽厚流量维持点热度。他与李对谈，他诠释李的思想，他言必称李，甚至肉麻兮兮表白“我只要有你（指李）一个朋友就够了”，他的思想似乎完全依附于李泽厚了。那个时候，我对如此批评家是很看不上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这么当“跟屁虫”太掉价了。时隔多年，如今再想，又觉得这也许就是他最让人可佩的地方，即胸襟不同凡响，绝非一般人能做到。论岁数，两人相差11岁，可说同代人；论社会地位，刘明显还高出李一头；论当初学术影响力，两人也大抵旗鼓相当，无非公认李更有“原创性”而已。可即便如此，刘实质就是师事李泽厚的，程度远比“亦师亦友”高，可说是屈己下人。他终身视李为太阳，自己则甘当周边那一片云彩。这般胸怀，征之近百年来学术界，大概就只有黄季刚可以比拟了。
再后来，刘再复似乎得到了某种方便，不仅可以自由地来回，著作简体版也照出无碍，而且出得特别多。可坦白说，他的那些东西，明显过时了。作为“文批家”，他的思路已经过气了，知识结构又不免陈旧，观点也可说并无甚新意。他晚年最用力的点，当在这么两项领域：一是高揭“人文精神”，二是倡导“新红学”，其实也都是8090年代的学界“玩”到筋疲力尽无话可说剩下的。从这一点看，刘也好，李也好，都是很奇怪的：都是人到中年，在精力功力最充沛的时候，不惜乘桴浮于海，亲身扎进西方学术圈，去吞吐沐浴那边的新风，按理学术生命当能脱胎换骨，展现另一番气象，好比“海外东坡”，可结果完全不是如此。不必讳言，他们的学术生命，自此近乎停滞了，不是自说自话，就是复读ABC常识，其学其思于当下知识界已毫无用处。我觉得，并非都傲慢了，而是他们思想老了，实在没货了。这本是很奇怪的一个点。
也是刚刚听闻，刘先生今午在杭病逝。不管怎么样，他这么一走，确实是物理意义上的告别革命了。想李泽厚晚年，心灰意冷至极，认为国人太让他失望了，所以临终前执意要捐钱储存自己大脑，以为50后的人们才可能懂他。刘再复是否如此自恋，我不知道，但从他其自传看，他的晚年显然也是颇感寂寞的。只是这种寂寞，到底说明眼下这个世界，是成熟了还是败坏了，委实是说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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