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霓虹背后，藏着上海最真实的烟火过往|上海市|晚清|江南|烟火|租界|车夫|里弄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1999年，英文版《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以下简称《霓虹灯外》）问世，作者为知名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人文学部教授卢汉超。本书突破了传统的上海叙事，透过丰富的史料，展现出晚清民国时期上海人的日常生活。这本书长销近三十年，曾于2004年、2018年推出简体中文版，2026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新版。

卢汉超在书中涉及的内容，虽已有诸多相关专著问世，但本书并未因此过时，相反，它的独特价值和问题意识，在当下依旧能带给我们深刻启迪。历史学家熊月之对本书评价道：“在卢汉超笔下，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霓虹灯下与霓虹灯外，不再是那么冷冰冰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回归日常生活的上海叙事

1923年3月，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来到上海，亲身体验这座“不可思议的都会”。他在日记中坦言，此行是受了芥川龙之介的“刺激”。在《中国游记》里，芥川笔下的上海黄包车夫沦为“劫匪”，狎妓之风猖獗，鸦片遍地皆是。

但村松梢风眼中的上海，魅力恰恰在于其“混杂”与“喧闹”，他沉醉于这座城市“无秩序无统一”的混沌与莫名之感。1924年，他出版《魔都》一书，如此描述上海：“上海汇聚了世界上近三十个国家的人……这里有自由和平等，却无压制和阶级意识，全世界没有比这更自由的地方了。”同一时期，西方人将上海称作“东方巴黎”，中国人则称其为“十里洋泾”，后逐渐演变为“十里洋场”。

自晚清以来，以上海为背景、书写其繁华摩登的作品层出不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彭养鸥创作的社会谴责小说《黑籍冤魂》，便不吝笔墨描绘当时租界的景象：“街道广阔，店铺整齐，车水马龙，往来如织。两面的房屋，都是画栋雕梁，辉煌金碧；楼阁高耸，直入青云。入夜之后，电气灯、自来火星罗棋布，彻夜通明，光辉如同白昼，真是火树银花，城开不夜。”

而我们最为熟知的茅盾的《子夜》，开篇便勾勒出上海的电车、霓虹灯、雪铁龙汽车与摩天大楼。从乡下怀揣《太上感应篇》来沪避难的吴老太爷，面对这般现代都市景象，最终突发脑出血猝然离世，这一情节也成为传统上海叙事的经典注脚。

从晚清民国开始，上海便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一座可与纽约、巴黎、东京比肩的城市。此后，绝大多数上海研究著作，都建立在“西方冲击推动近代化”的预设之上，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民众，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却长期被书写者忽略。卢汉超的《霓虹灯外》，则将目光投向这些平凡的上海人，让普通人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角，构建起回归日常生活的全新上海叙事。

跳出霓虹灯光的单一视角

卢汉超聚焦上海近代化、西化进程中的传统因素，重新审视费正清“冲击—反应论”与柯文“中国中心论”。前者认为中国完全在西方坚船利炮与文化输入下被动走向近代化，后者则反驳这一观点，主张从中国内部探寻变革动力。卢汉超认为，两种观点对于上海研究而言都存在偏颇，想要真正读懂上海的近代发展历程，必须将二者结合。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的诸多变革固然与西方冲击息息相关，但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传统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便是“中国传统主义的韧性”。

在第一章《到上海去》中，卢汉超梳理了上海从江南小县城蜕变为近代都市的历程。除了《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英国人设立租界这一历史脉络，他更关注外部冲击带来的特殊影响：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战火迫使大量难民涌入租界，打破了1845年《土地章程》实施以来形成的华洋分居格局；1860年至1862年，太平天国进军上海，再度引发难民潮，起义平息后，已有超11万华人居住在外国租界。

华洋杂处的局面，虽短期内催生了诸多文化冲突，却也铸就了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品格，塑造了上海开放多元的文化特质。近代化的城市建设，吸引着全国各地移民涌入，他们做工、经商、拉黄包车，见识过上海的新式建筑与都市生活后，愈发将“上海人”与“城里人”画上等号。

从第二章《人力车世界》开始，卢汉超真正“眼光向下”，以底层人力车夫为研究核心。他考证发现，这份工作是他们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当时人们称拉车为“牛马走”，耗费极大体力，收入却极为微薄，1928年，人力车夫的收入尚不到普通工人的一半。

除了微薄的收入，人力车夫还要饱受肠胃病、心肾疾病及流行传染病的侵扰。即便身处底层，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从拉“野鸡车”（登记为私人包车，实则承接公共客运）起步，凭借勤俭自强，部分人最终攒钱开办了自己的车行；即便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们依旧坚持让子女接受教育。从这群人身上，我们能窥见百年前普通人的“上海梦”。

接下来，作者通过《逃离棚户区》，将视角对准贫民聚居的棚户区。这里与外滩、南京路的璀璨繁华形成极致反差，人力车夫、乞丐、童工、纺织工人、码头工等底层群体大多聚居于此，书中细致记录了这些外来务工者如何努力地生活。

《小市民之家》聚焦棚户区之上的里弄住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上海依旧遍布里弄，经典剧集《七十二家房客》便以里弄市井生活为原型。里弄是中国近代房地产兴起的重要标志，适配了普通民众的居住需求，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了最大化利用空间，房东不断改造、分割房屋，房客则层层转租，形成了二房东、三房东的生态。鲁迅、郁达夫、陈独秀、董必武等近代名人和革命志士，都曾在里弄居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石库门这一里弄式建筑中召开。

书中《石库门后》《石库门外》等章节则全景式展现了上海市民的日常：日常采买、理发、租书，邻里闲话家常、谈论婚恋八卦，还有门外米店、老虎灶、大饼店、烟纸店、煤球店的经营百态，满是市井烟火气。

本书的结论极具深意，卢汉超提出，对上海市民而言，近代化的冲击影响有限，传统生活方式始终牢牢扎根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秉持实用主义，将西化、城市化带来的新事物，自然融入传统生活脉络中：阳历推行后，阴历依旧沿用；黄包车普及后，轿子依旧作为婚嫁礼仪道具留存。

相较于聚焦文学、金融、建筑、交通的上海研究著作，《霓虹灯外》让我们看到了当年上海市民的鲜活群像，触摸到百年上海的市井烟火。唯有跳出霓虹灯光的单一视角，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才能读懂真正的上海，看见这座城市别样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