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并非需要被治愈的故障 | 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王百臻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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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中要有一段日子，流汗低头向土地索食，生命的过程才算完整。”

1999年的春天，阿宝带着借款独自走向梨山，从废弃的纸袋到熊熊燃烧的炉火，从百喜草织就的绿毯到被暴雨敲打的铁皮屋顶，她一路走进大山的深处，与泥土劳作、交谈、共同相处。一天天过去了，她看着亲手种下的红桧与肖楠一点点蔓延，直到将白色的工寮渐渐藏进森林的绿意里。“把自然还诸恩典”的渴望，驱使着她将自己像一株植物般，长久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

《讨山记》记述的就是这二十年。一个纸袋被反复展平、反复套上果实、最终烧成灰烬归还泥土的完整轮回；台风过境后的惨淡艰难，一场莫名的官司。在这些近乎白描的农事笔记之间，山渐渐长了进来——竹鸡进驻，红嘴黑鹎现身，野生蛇莓在百喜草间亮起一点红，寂静像年轮一样一圈圈扩大。

作为曾经的公园解说员，阿宝践行了一场退耕还林的实验。这本书并不只是一部田园志，它留下了一个人如何在“隐山”与“入世”之间反复拉扯的全部痕迹，也呈现了一个把自己像植物一样种进土地的人，如何在劳动与四季中，慢慢学会与青山对话。而她曾为土地血热奔走的愤懑渐渐平息，化作笔下的恬淡与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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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病，大厂病。”

当“内卷”、“躺平”、35岁危机与人工智能的替代狂潮不断侵入日常，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急于追问：为什么越努力越焦虑？为什么组织越庞大，人的存在就越渺小？在无休止的算法考核与组织表演中，我们究竟是谁，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活在系统之中？以及，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审视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组织困局？

在《大厂病》一书中，有着十余年大厂亲历经验的作者席凡君从韦伯、福柯到鲍曼、布尔迪厄，梳理现代组织如何一步步走向“组织现代性”愈加成熟的当下，他指出，个体的焦虑与倦怠并非由于个人不够努力，反倒是组织结构本身异化的必然产物；职场中的疲惫与空虚也并非源于孤零零个体的自我失败，而是来自于庞大系统的规训，以及这种规训又进一步坐落在更广阔的技术演进脉络当中。席凡君尝试打破长久以来将职场困境归咎于个体的刻板印象，并将打工人群体置于AI替代潮、算法管理与普遍内卷的喧嚣日常中。他指出，看清结构本身即是松绑的开始。当我们理解是什么在塑造你的无力，你便不必再为一座大厦的倾斜而惩罚自己的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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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曾被视为最自由的宣告，如今却成了数字时代沉重的劳役。

当智能手机的提示音源源不断，当无数的帖子求点赞，我们乍看起来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参与着世界的运转。然而，这或多或少构成了对“技术成瘾”的一种表层误读，它掩盖了我们在无意识滑动屏幕、敷衍社交与决策过载背后，与数字资本主义之间隐秘而漫长的博弈。那些被鼓励去无限度“做自己”、去随时随地做出选择的数字用户与隐形打工人，其实并未真正脱离过数据机器的引力场。

该如何重新审视这场席卷现代社会的精神内耗？在《数字倦怠》一书中，麻省理工学者胡彤晖将目光投向这片被忽视的地貌。他从古希腊“忘川”的词源出发，穿越工业革命的神经衰弱、泰勒制的效率崇拜，直抵今日众包平台上全球数字劳工的隐形消耗，勾勒出一部倦怠的社会史。书中借助艺术家、小说家与底层劳动者的案例，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如何以“赋权”之名完成新一轮的异化与分工不平等。

从此出发，胡彤晖进一步质疑整个社会长久以来对“始终在线”的狂热迷信，并将个体的疲劳与抽离置于平台数据攫取、劳动异化与种族资本主义的残酷逻辑之中。他也探究平台如何将人的每一次点击转化为数据资本，从而构成了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另一视角。作者尝试指出，面对这个要求我们永远在线、永远做出选择的世界，倦怠并非需要被治愈的故障，它本身即是身体对过度数字化的诚实回应，亦是一种沉默的、尚未被命名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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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在定义药物的真相与疗效？当药物被剥离了熟悉的品牌外衣，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关于健康的信任危机？

本书的作者杰里米·A.格林既是内科医生，也是医学史学家。在他眼中，现代制药科学不仅仅是一门纯粹、客观的学科，在其看似“安全”的等效性指标背后，交织着科学家、药企与监管机构的权力博弈。格林指出，品牌药与仿制药的硝烟并非孤立的商业竞争，而是构成了一部复杂、精密的博弈史。从一项生物等效性测试的操纵，到一个商品商标的事实垄断，利益与政治的干预无孔不入，最终构建并巩固了一套不易察觉却根深蒂固的的医药话语体系。

格林对仿制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一次考古，通过结合马文·塞夫和贝蒂·董等经典历史案例，本书追溯仿制药如何从边缘争议走向现代医疗体系的核心，并一步步呈现了仿制药行业究竟如何运行，还揭示了围绕仿制药的黑市、丑闻、暗箱操作与认知误区如何形成。它提醒我们，既不能把仿制药简单视为“廉价劣质药”，也不必把它想象成与品牌药毫无差异的完美复制品；更重要的是理解证据、制度与利益如何共同塑造我们的用药选择。面对复杂的现代医学，唯有保持理性与追问，才能真正明辨争议，为自己的健康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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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既缺乏正义也缺乏意义，这个事实威胁着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也威胁着我们在世界中行动的能力。”

从里斯本大地震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无辜者的受难到整个文明地基的动摇——每当我们说出“这本不应发生”，便已踏上了通往探讨恶之问题的道路。然而，现代哲学史的主流叙事长期将这一问题视为过时的神学遗产，转而埋首于认识论的技术性争论之中。那些曾驱使我们走进哲学殿堂的关于生死、善恶与意义的追问，反而在学科的专业化进程中被悄然遗忘。

对此，哲学家苏珊·奈曼认为，“哲学，就像某些步入中年的人那样，准备好接受无聊，以换取确定性。”而在《现代思想中的恶》中，她以“恶的问题”为隐秘主线重写了一部现代哲学史。从莱布尼茨坚信这是“最好的可能世界”，到卢梭将恶的根源归还给社会本身；从黑格尔试图在历史的辩证展开中赋予苦难以意义，再到阿伦特以“恶之平庸性”迫使人们重新理解后奥斯维辛时代的恶——奈曼将这场绵延三个多世纪的观念交锋重新编织在一起，勾勒出两条彼此对峙的思想路径：一方坚持恶必须被理解，另一方则认为道德本身要求我们拒绝理解恶。正是这场延续数百年的结构性对立，塑造了现代人面对苦难时的思想处境。

于是，这部关于恶的思想史也成为了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哲学家们的观念交锋，更是我们自身的困境：当绝对的价值基础已然动摇，当对进步的信念不再理所当然，我们究竟凭借什么继续理解这个世界，并在其中行动？奈曼提醒我们，恶的问题从来不只关乎过去——它始终是每一个试图在破碎的意义中寻找立足之地的现代人，无法回避的根本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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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竟然也有人能读《汉书》了。”——一位浙江举子在京城号房里随口的一句讥讽，灼痛着一代广州文人的神经。

19世纪初的广州，在帝国的文化版图上不过是一处偏远角落。然而短短数十年间，这座被江南士子轻慢的南方商埠，竟一跃成为与北京、江浙并立的学术重镇。这场逆袭的枢纽，是越秀山上一所看似寻常的书院——学海堂。

顺着这条线索，在《学海》一书里，汉学家麦哲维以阮元创办的“学海堂”为枢纽，利用大量族谱、日记等地方文献，还原了被学术史叙事遮蔽的社会现场：来自江南、徽州、福建等地的四方移民如何借助书院构建“本地人”的身份；洋商与盐商的银两如何流经文人的笔墨与书院的沙田；士绅与商人之间既互惠共生又彼此轻蔑的微妙张力，又如何在一场围绕乡贤祠的激烈抗议中公然爆发。

这本书表面上写了一所书院与一群文人的故事，实际上还展现了19世纪的广州作为一个流动社会的深层结构。地理的流动塑造着身份的边界，文化的生产重划着权力的版图，而地方精英对“我们是谁”的反复追问，则折射出一个帝国在剧变前夜自我调适的复杂面貌。正如魏斐德所言：“世界史织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织出了世界史，而中国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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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夕阳西斜时，塔身反映成金黄色，衬着深紫的远山，灿烂闪烁着……”1933年秋天，梁思成在桑干河平原上远远望见应县木塔时写下的这段文字，既是一位建筑学者的田野笔记，也是一个时代的紧迫宣言。

1932年至1941年，山河动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人，在战火纷飞中踏入190个县市，抢救性地记录下大量濒危古建筑遗存。他们要回答的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尊严的问题：中国建筑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

顺着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路线，十一位建筑史权威学者在本书中重返现场。从蓟县独乐寺的辽代木构、正定隆兴寺的宋代殿堂，到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遗珍、应县木塔的千年孤例；从云冈石窟的造像谱系、江南园林的精巧意境，到广汉古城的市井烟火、北京故宫的皇家气象——王澍、王贵祥、方拥等学者逐一拆解斗栱、梁架与屋顶背后的营造密码，还原每一座建筑屹立至今的结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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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一个仕途蹉跎、体弱多病的杭州文人，将自己安顿在了湖光山色间。高濂以春夏秋冬四十八件幽赏闲事，将孤山看梅、满觉陇赏桂、三生石谈月、扫雪烹茶这些日常里细碎的欢喜，写成一本名为《四时幽赏录》的集子。没有惊天动地，却在节气流转与草木荣枯之间，为动荡时代里的灵魂辟出一方栖息之地。

四百年后，画家鱼山与建筑史学者阿德沿着高濂的足迹，在杭州城里寻找那些飘散的墨痕。鱼山实地踏勘，反复推敲山川形势与草木风物，以中国笔墨再造四十八个可卧游、可疗愈的幽境；阿德则融合三重视角——寻幽探胜的高子、泼墨挥毫的鱼山、天马行空的解读者自身——让三个“幽人”隔空对话，时而穿越古今，搞一搞怪，在对开书页间营造出神游天地的自由感。

这部书也籍此写下一则如何在喧嚣中寻求安顿的启示：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流转，人仍可以在湖山草木、四时风物与日常清赏中，重新学习如何感受生活之美。而在那背后，对至美之物的珍重与自我疗愈始终是人类共通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