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在古代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开篇的重要内容。
传说，在4000年前，共工与颛顼争帝位，战败后怒撞不周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天河之水倾泻人间，天下洪水滔天。”此后的几十年中，洪水一直泛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尚书・尧典》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五谷不登，禽兽逼人。”
尧派遣鲧去治理洪水，鲧采用堵截筑堤之法，耗时九年未能平息水患，治水失败，最终被杀。舜即位后，派遣鲧之子大禹去治水，大禹采取了疏通的方式来治水，最终成功。
这些绵延不止的大洪水，正是冰后期全球变冷，降水增多带来的效应。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季风气候最强、最典型的地区。夏季，东南季风猛烈吹向大陆，带来了大量的水汽，形成了丰富的降水。但季风气候是不稳定的。季风强盛之时，降雨连绵，水位暴涨，洪水泛滥；季风减弱时，降水减少、温度升高，干旱发生。因此，东亚季风区的人类都必须要长期和洪水作斗争，兴修水利成为了中华文明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
从神话内容来看，尧舜时期的洪水应当发生在山西。上古的史料认为，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这些地区都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在龙山文化时代，山西出现了陶寺遗址，是北方最重要的早期城邑遗址之一。陶寺发现的古观象台是世界最早的史前天文台，比英国巨石阵早约 500 年。
而山西地区，也是最容易发生洪水的地区。山西的地形以山地和盆地为主，汾河、涑水等河道夹在群山之间，谷地狭窄，降雨后水流汇集快、泄洪通道受限，积水极易漫溢泛滥。山西又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这里沟壑纵横，支流繁多，一旦出现暴雨，山洪会迅速汇集到干流，导致水位暴涨，瞬间淹没汾河下游的河谷平原。
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尧舜时期的先民在晋南一带疏通河道，引导洪水汇入黄河的抗洪斗争。传说大禹走遍大地，最终选定龙门为突破口。他带领人们以“火烧水激” 之法裂石开山，在大山之中开凿了一个缺口，让河水得以通过。这个传说反映的真实历史应该是华夏先民在地势较低地方凿开了一个口，让淤积在汾水谷地的洪水能够迅速泄到黄河干流。或者是扩宽汾河入黄的河道，加速汾水的下泄。龙门一定不是为了通黄河之水，而是通汾河之水。
洪水治理之后，大禹的威望提高，成为了舜的接班人。当时推行的是“军事民主制”，也就是禅让制。各部落推举一个部落作为联盟的领袖——王，王拥有征伐大权。理想中的禅让制是完美的，推举之人都是道德高尚、众望所归之人。实际上，禅让制也充满了权力的斗争。一般而言，只有强盛的部落才能成为盟主，禅让就是权力在部落之间转移。大禹治水的同时，大禹所在的夏后氏经济逐渐稳定下来，人口不断增长，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于是成为了炎黄部落的带头部落，而大禹自然就成为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大禹曾在涂山会盟诸侯，《左传》载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会盟，标志着大禹正式成为了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大禹又在会稽山会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
古代学者往往认为涂山在安徽、会稽山在浙江，这都是错误的，涂山、会稽山在4000年前只可能在晋南、豫北一带，不可能在远离夏朝统治范围的安徽和江南。夏朝灭亡后，夏后裔南迁，夏朝地名也随之南迁，才形成了会稽山在浙江的情况。例如，先秦早期的“衡山”不在湖南，而是在晋南的中条山，到战国时期南移到长江流域（大别山），汉朝以后进一步南移到湖南南部。
大禹治水在晋南，但定鼎立国却在伊洛河流域。《逸周书・度邑解》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也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洛阳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视为夏朝的首都——斟鄩。都城遗址有300 万平方米，有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
夏朝之所以定都于洛阳，主要还是洪水问题。晋南地区虽然经过治理，能够缓解洪水的危害，但无法根除洪水。而伊洛河流域则很少有洪水的泛滥。伊洛河上游地区是是伏牛山、熊耳山深山区，森林密布，泥沙量少，河流不容易淤积。下游为洛阳盆地，地势开阔、河道宽浅，洪水来了能漫滩、摊开走，水位不至于暴涨过猛。汛期集中在7–10 月，降水占全年60%，但多为锋面雨、台风雨外围影响，极少出现连续 3–5天极端暴雨。因此，伊洛河流域比汾河下游更为安全。
二里头遗址的位于古伊洛河北岸的凸起台地，海拔120米左右，和河面高2—4米，近水又避常规洪水，符合 “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的古代选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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