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我的2026#三官庙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应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是一处受二里岗文化强烈影响的斗鸡台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不密切，难以与文献记载中的“桀奔南巢”事件相关联。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商人出于获取皖南地区铜料以及对江淮地区施加影响的目的，交好本地的斗鸡台文化人群。六安、肥西一带的斗鸡台文化人群因此获得了较多的高规格铜器。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商文化向江淮地区尤其是江淮分水岭西部强力扩张，三官庙遗址可能在这一扩张过程中遭受暴力袭击，最终废弃。
张振腾（1997—），男，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
井中伟（1975—），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
2018—201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合肥市肥西县三官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高规格铜器。这批铜器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学界的关注，已有部分学者讨论了它们的年代和性质，认为其年代在夏商之际，并将其与文献记载中的“桀奔南巢”相联系。新近发表的发掘简报介绍了该遗址的出土材料，发掘者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可能进入早商时期，陶器遗存和铜器遗存的使用人群不同。三官庙遗址是江淮地区夏商考古的重要发现，为探讨该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有鉴于此，笔者试对该遗址的年代和性质再略做讨论。
一、陶器的分群与年代
该遗址的地层关系较为简单，主要遗物分布在红烧土堆积及其下部的地层、灰坑等单位中。发掘者认为这些单位均属同期，其说可从。已公布的陶器根据文化因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群。
A群包括联裆鬲、联裆甗、大口缸、爵、鬶，数量不多。发掘者指出联裆鬲与郑州商城南关外地点所出陶鬲C5H62：19相似（图一：1、6）。除南关外地点，郑州商城老坟岗地点也发现过类似的陶鬲，如H55：2（图一：7）。联裆甗形态特殊，鬲部平裆微鼓，较为少见，与郑州商城南关外C5T86④：53以及老坟岗H55：3陶鬲相似（图一：2、8、9）。河南辉县琉璃阁遗址曾出土过属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的鼓裆陶甗，可能是这类平裆甗的早期形态（图一：10）。大口缸侈口、矮圈足，在二里头文化中少见，多见于二里岗文化遗址中。三官庙遗址的大口缸与郑州商城89ZDT1H6：13、盘龙城王家嘴PWZT25⑦：27相似（图一：3、11、12）。陶爵口部近圆形、短流、无尾、束腰，鋬上有泥饼装饰。这类陶爵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流行的长流、长尾爵有很大差异，南关外C5.3T301②︰79爵与其口部形态相似，但器身形态差异颇大（图一：4、13）。三官庙遗址的陶鬶口部残损，鬶圆柱状环耳的特征与二里头文化陶鬶扁条状环耳的形制不同（图一：5、14），以往在含山大城墩遗址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中发现过陶鬶（图一：15）。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陶爵、陶鬶有可能属于本地接受二里头文化因素后的改造器物。总体来看，上述器物中绝大部分属于二里岗文化因素，与郑州商城南关外期遗存关系紧密。目前相对主流的观点认为南关外下层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下限有可能进入二里岗文化下层早段。前述郑州商城其他地点和武汉盘龙城王家嘴第三期遗存的年代均在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三官庙遗址同类器的年代与之基本同时，已经进入二里岗下层阶段。
B群包括各类盆形鼎、甑、豆、罐等，数量较多。其中盆形鼎与安徽铜陵师姑墩T8⑩：2、含山大城墩T1⑥：35相似，鼎足上有圆形凹窝（图二：1、6、7）。鸡冠耳的盆形甑与铜陵师姑墩H9：3鸡冠耳盆相似（图二：2、8），陶豆与大城墩T5⑧：5相似（图二：3、9）。陶罐形制多样，其中一类夹砂绳纹罐与铜陵师姑墩H8：1相似（图二：4、10），另一类鼓腹罐目前尚未见与之相似者（图二：5）。铜陵师姑墩T8⑩、H8以及大城墩T1⑥、T5⑧等单位的年代被认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不过其年代下限很可能要晚到二里岗下层时期。如大城墩遗址中T1⑥、T5⑧所叠压的T1⑤、T5⑦等单位年代均在二里岗下层晚段，那T1⑥、T5⑧两单位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二里岗下层晚段，有可能已经进入早商时期。总之，三官庙遗址的B群陶器属本地的斗鸡台文化因素，考虑到B群器物与A群有同单位共存的情况，B群器物年代也应进入了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
与三官庙遗址类似的遗存还发现于安徽肥东刘墩遗址和肥西武斌大墩遗址，两遗址中均见有斗鸡台文化因素与二里岗文化因素混合的情况（图三：1—5）。肥东刘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多见扁三足按窝鼎、豆等斗鸡台文化因素（图三：1、2），也见有缸、爵等二里岗文化因素（图三：3、4）。新近出版的发掘报告认为刘墩遗址夏商时期遗存的性质与三官庙相同，年代已晚至早商，这是可信的意见。肥西武斌大墩遗址出土陶斝裆部较低，口沿上有两菌首柱（图三：5），其形制与郑州商城南关外C5T86④：52相似，年代也较晚。
总之，从各陶器群所占比重观察，三官庙遗址主体遗存应属于斗鸡台文化，但又受到了二里岗文化的强烈影响。与其相似的遗存多位于巢湖北部区域，其年代均在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前后。
二、铜器的年代和来源
三官庙遗址共出土18件铜器，包括戈6、钺5、铃1、凿1、弯形器2、镞1、铜牌1、铜器残片1件，以下分别讨论这些铜器的年代和来源。
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铜戈均直内、无胡，其中5件有阑，另1件无阑。T0206③：1是有阑戈中较为完整者，戈援本部中间有一圆形穿孔，阑部短小，素面无纹饰，器形与郑州商城T166M6：3、白家庄C8M7：6等相似（图四：1、7、8）。另1件无阑铜戈则与二里头遗址采集的同类器相似，但该戈上援内结合处略窄收，与有阑戈形制相似，似不排除原来有阑部但残损的可能性（图四：2、9）。目前在二里头文化中还未明确发现有阑的铜戈，参考笔者之一对中原地区青铜戈的分期，三官庙这批铜戈的年代应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
5件铜钺可分为三类，包括2件“风”字形钺、1件刀形钺、2件长条形斧（简报称为“戚”）。“风”字形钺T0502E⑦：1内部缺失，阑部残，钺身近内部有左右装饰的乳钉纹，钺身中间有一圆孔，周缘凸起，向下延伸出一段尖锥（图四：3）。另一件“风”字形钺T0103③：7直内，内中部有一近方形穿孔，有两侧阑，阑部微卷，刃角上翘。靠近背部中间有一圆形穿孔，钺身有三条突起，素面无纹饰（图四：4）。与之相似的钺见于盘龙城遗址，如李家嘴M2：5、楼子湾M4：8（图四：10、11）。王诗源指出楼子湾钺中部圆孔周缘凸起的风格与三官庙遗址出土铜钺相似，笔者赞成这一认识。笔者之一曾指出楼子湾M4：8铜钺中部圆孔内侧缘有凹槽，可能原本有镶嵌物，三官庙铜钺中部的圆孔可能也有同样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三官庙两件“风”字形钺均有阑，而早商时期的同类钺多无阑，而是在钺身近内部有多个穿孔。铜钺的阑部和近内部的穿孔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钺身与柄部的结合。三官庙铜钺有阑的风格可能借鉴了同期的有阑铜戈，不过，通过较短的阑部绑缚钺身与柄部往往不够稳定，容易脱落，且铸造时耗费更多铜料，而通过穿孔将钺身与柄部绑缚则更具稳定性，所以这类有阑铜钺很可能是铜钺初创时期工匠为加强钺身与柄部结合的一种尝试，但昙花一现，最终被无阑、近内部穿孔的铜钺所取代。盘龙城李家嘴M2、楼子湾M4的年代在二里岗上层早段，三官庙遗址2件“风”字形钺的年代应稍早，大致可定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
另1件刀形铜钺有长方形内，弧形刃，器身有5个大穿孔，排成一线，器身近内处有6个小穿孔。朱华东认为该钺融合了石刀和西亚新月式斧的特征，王诗源认为三官庙这件铜钺应该是由多孔玉石刀改造而来。他们虽都指出了这类钺与穿孔石刀的联系，但对于其具体演变和传播过程并无明确的解释。笔者认为这类钺的来源不必追溯自西亚的新月式斧，而是将石刀的器身与戈或钺的内部移植融合在一起的创新器型。多孔石刀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的北阴阳营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在薛家岗文化中大盛，并影响到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一直延续至龙山文化时期，向西北影响至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时在二里头遗址出现大量此类多孔玉刀，如ⅢKM1：1等（图五：1），王煜凡认为可能是受石峁文化影响。这些玉刀多呈梯形，直刃，背部有多个穿孔，在二里头文化中一出现就成为高等级墓葬的重要随葬品。与此同时，玉钺也在二里头遗址出现，如偃师二里头82YLⅨM4：5（图五：3）。在二里头遗址，玉刀与玉钺结合形成了如82YLⅨM5：1这样的带有钺特征的石刀，发掘者称其为“钺”（图五：6），其梯形的器身和背部的穿孔可能来自多孔玉刀，但弧形刃和器身两侧的扉牙则明显来自玉钺。三官庙遗址刀形铜钺梯形的器身、背部穿孔、弧形刃的特点与玉质刀型钺完全相同，只是刃部的弧度更大，两者应属同类器（图五：7）。这类玉制刀形钺继续发展并吸收同期“风”字形钺直内的风格最终形成了三官庙遗址的这类直内刀形钺（图五：6、7）。青铜刀形钺的出现至少经历了两个步骤，其一是玉石器的青铜化，即从多孔玉刀、玉钺转化为铜刀、铜钺。其二是玉制刀形钺借鉴直内铜钺的风格转变为青铜刀形钺。二里头遗址2000YLⅢC：1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直内铜钺，年代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图五：4）。盘龙城杨家湾PYWM11：1（图五：2）是年代最早的铜制的多孔长体刀，年代在二里岗上层时期，但不排除有年代更早的同类铜刀尚未发现。综上，三官庙刀形铜钺的年代应不早于玉制刀形钺和直内铜钺，大致可定在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另2件长条形斧的器型与二里头遗址VIKM3：1相似（图四：5、12），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四期。
铜铃，残，合瓦状，一侧有长方形扉翼，铃腔残存外壁饰凸起的方框，框内无纹饰（图四：6）。此类单扉翼的铜铃在二里头二期出现，一直延续至二里岗文化下层，其演变规律并不明确，该铃的具体年代需要参考其他共出铜器确定。
遗址出土的弯形器、镞、铜牌等或残损或未发现与之相似的同类器，难以断代。王诗源曾指出三官庙遗址出土的两件弯形器与晚商时期宝山文化的弯形器有一定联系，属于仪式性兵器，可备一说。以往在肥西大墩子遗址曾发现过2件铜斝和1件铜铃（图六：1、2、4），其中铜斝侈口、束腰、器身较粗，器形与二里头87YLⅤM1：2、Ⅴ采M：66相似（图六：6、7）。二里头87YLⅤM1的年代大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宫本一夫、许宏等学者认为该墓年代已晚至二里岗文化阶段。大墩子斝和二里头Ⅴ采M：66平底微鼓的形态更为接近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铜斝（图六：8），其年代可能较1987YLM1：2更晚。张昌平新近也指出大墩子斝采取三外范技术，年代不会太早。大墩子铜铃的断代特征不明显，但与斝同出，两者年代应同时。安徽六安青风岭出土的残铜钺形制与三官庙T0502E⑦：1相似，年代相近（图六：5）。六安采集的1件铜斝器形与白家庄C8M32：1相似，年代应在二里岗下层晚段（图六：3、8）。
综上，三官庙遗址出土的戈、钺、铃等铜器多属中原地区的二里岗文化因素，其年代基本均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肥西大墩子和六安青风岭遗址发现的铜器年代也在这一阶段。
三、三官庙遗址的性质
前文对陶器和铜器的分析表明，三官庙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是一处受二里岗文化强烈影响的斗鸡台文化晚期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铜器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不密切，在三官庙遗址F2中发现了铜器与陶器共出的情况，说明陶器和铜器的使用者应该是同一批人。现有将陶器遗存和铜器遗存视为不同人群使用并将其与“桀奔南巢”事件相关联的观点似乎难以成立。
近年来，江淮地区发现了多处类似三官庙遗址这样受二里岗文化强烈影响的斗鸡台文化晚期遗存，如前述的肥西武斌大墩遗址、肥东刘墩遗址以及肥西大墩子遗址。其中三官庙遗址发现了成组的二里岗文化陶器和铜器，大墩子遗址发现了二里岗文化系统的青铜器，武斌大墩和肥东刘墩遗址均见有二里岗文化系统的陶质酒器。二里岗文化之所以在早期就对此地施加影响，可能与获取皖南的铜料资源有关。发掘者已指出三官庙遗址与沿江铜矿分布地带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千米，而在铜陵师姑墩遗址发现了年代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晚期并延续到商代的冶铸遗存，说明此地的铜矿资源很早就得到开发和使用，不排除向中原地区输送的可能。而六安至合肥一带则是皖南铜料北运的必经之地，这一区域历年出土了不少早商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三官庙、大墩子、青风岭等遗址出土的铜器约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六安一带还曾采集到这一时期的铜斝。但在这些遗址中并未发现与冶炼相关的遗存，出土的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相似，说明这些铜器并非本地制造，很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商人的势力并不十分强大，可能采取了与本地斗鸡台文化人群合作的方式获取铜料。土著人群通过掌控这一运输通道垄断了皖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铜料贸易，因此获取了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高等级铜器。这些土著本身的势力并不强大，只是借地利之便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出现了一些小型遗址出土高等级铜器的情况，三官庙遗址就是如此。另外，王迅等学者注意到，斗鸡台文化遗存中含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岳石文化在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对江淮地区有较大的影响。二里岗文化在此期与斗鸡台文化人群交好合作，可能也有制衡岳石文化，对此地施加影响的考虑。
但到了二里岗下层晚段，江淮地区的文化格局就发生了一些改变，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存出现在江淮分水岭以西区域。在六安众德寺、六安庙台都发现了成组的二里岗文化陶器。王迅此前指出六安众德寺T1⑪：22、23鬲均为卷沿，其年代为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赵东升也指出六安庙台遗址中存在一些属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的遗存，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关于江淮地区商文化的类型划分，豆海峰有过较好的研究，他指出霍山以北江淮地区所见二里岗文化遗存称为“二里岗文化大城墩类型”，皖西地区所见二里岗文化遗存仍属二里岗文化二里岗类型，与商文化中心区关系更为密切，商文化可能是自西向东占据了江淮地区。上述现象说明二里岗下层晚段时期商人已经直接进入江淮分水岭以西区域，直接掌控皖南地区铜料北运的路线，六安至合肥一带的斗鸡台文化土著势力可能在商人扩张的行动中被消灭或征服，丧失了对这一路线的控制权。发掘者已指出三官庙遗址的废弃和埋藏过程十分短暂，大量铜器被非正常埋藏，房址中发现了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整个遗址因被焚毁而遍布红烧土。这些现象表明三官庙遗址在短时间内遭受了暴力袭击，该遗址的突然废弃与二里岗下层晚段时期商文化向江淮分水岭以西区域的扩张应当有直接联系。
二里岗上层早段，二里岗文化推进至江淮分水岭以东区域，整个江淮区域为商人掌控。大城墩遗址出土的成组二里岗文化陶器表明商人的势力已经直接扩张至长江北岸，同期或稍晚铜陵师姑墩遗址中也发现了成组的二里岗文化陶器组合，包括分裆鬲、假腹豆、斝等，商人已经直接参与了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总之，商人在江淮地区的经略经历了步步深入的过程，与本地土著从合作走向对抗，逐步自西向东占据了江淮地区。
本文原刊于《东南文化》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