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塬，指的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特有地貌：顶部平坦、四周陡峭的台状高地。董志塬就是这么一块台地。但不同寻常的是，在这块黄土高原最大的塬地上，有一座被称为“最早的紫禁城”的宫殿遗迹。这个4000平方米的宫殿区位于600万平方米遗址的中心。而宫殿区所在的30万平方米遗址核心区，又以宫殿区中最重要的建筑F1的中轴线为基准，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主次分明、层层递进。南佐遗址的出现，将“中轴线”这一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
遗址核心区地貌
更为重要的是，南佐遗址这个超大型都邑性聚落，是仰韶文化迟来的“回应”：它让学术界重新认识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版图，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在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5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南佐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张小宁，走近距今约5000年前、以最早中轴线格局和宏伟宫殿群改写中华文明认知的南佐遗址。
遗址核心区遗迹分布
清晰的南北向中轴线
开后世都城规划之先河
对南佐遗址“中轴对称”格局的认识，早在2021年启动的第三阶段考古工作后，就已经有相关进展。在对40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一号院落）进行发掘的时候，考古团队发现这里并不止一个建筑。2021年，他们在大殿东侧发现了一排侧殿，并据此推测，在大殿西侧应该也有一组与它基本对称的西侧殿。因此在2022年，针对大殿的西面和南面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开展，3组两室连间建筑的西侧殿被发现。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曾明确指出：“东西侧室大致对称，构成中心对称、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复杂的封闭式宫殿格局。”以此为基础，经过2025年的发掘，这项认识被推进得更具体。
南佐遗址的一号院落位于遗址核心区北部中央，面积达4000平方米。其中最重要的建筑F1建筑面积约824平方米，由隔墙分为“前厅”和“后堂”两部分。隔墙中等距离开左、中、右三门。中轴线径直从中门和建筑中央一个直径3.2米的大型火坛穿过，构成一条清晰的南北向中轴线。
高等级院落F1正射影像
在2025年的发掘中，二号院落和西三号夯土台被揭露。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二号院落主殿的中轴线竟然与一号院落的中轴线基本垂直，且西三号夯土台东侧的道路，也与一号院落的中轴线呈垂直状态。对称的F1、两条与南北中轴线垂直的线，这很难让人相信是前人“无意而为之”的结果。
“多个证据结合，我们基本确定了南佐遗址，尤其是这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是以一号院落F1的中轴线为基准来规划的。因此整个遗址跟一号院落一样，都呈现了偏西北的状态。”张小宁说。
高等级院落平面图
F1位于宫殿区中央偏北，火坛、南门、9个柱洞位于同一条南北向轴线上，构成清晰的中轴。宫殿区东西两侧的侧殿规模较小且大致对称，形成“主殿居中、侧室拱卫”的主次格局。再放眼整个遗址区，主体区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多个集中、连片分布的居址区，对核心区形成众星捧月般的拱卫之势，层层扩展，等级分明。这种“择中而居、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布局，开后世都城规划之先河。后世许多遗址中的建筑，都与这种格局相似，比如北京故宫。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遗产。故宫的核心区域如午门、太和门、外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等，都位于中轴线上，且严格对称；而在核心区以外的区域，例如外东路、外西路等，亦并非完全对称。
钟楼（图源：国家文物局）
在南佐遗址被发现之前，曾有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一号院落，还有周原遗址中的凤雏甲组建筑基址，都以中轴对称的格局，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南佐遗址布局之规整，年代之早，都让其担得起一句“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格局”的赞誉。
实际上，将中轴线作为整个都城规划的依据，即便是在中国考古史上，南佐遗址也是头一例。“很多人会觉得，中轴线就是中轴对称。实际上并非如此。”张小宁介绍道，“中轴线的概念是要把最重要的建筑置于这条线上，然后以此为中轴，规划和布局其他重要建筑。”
这种“择中而居”的概念，与《吕氏春秋·慎势》篇中记载的“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相呼应。“因为北京故宫的布局也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任南佐遗址考古领队的韩建业老师也称一号院落为‘最早的紫禁城’。”张小宁笑道。
考古调查
关于中轴线的发展，有学者认为是由双轴线甚至是多轴线发展而来。但是南佐遗址的出现，说明中轴线在约5000年前的中国就存在了，“这也是中华文明5000年不断裂的重要表现。”张小宁补充道。
5000多年前的“流行趋势”
“白色潮流”席卷黄土大地
而在核心区以外的230万平方米遗址主体区，还分布着目前中国最早的窑洞式院落。纵览这些建筑，从核心宫殿到住宅，从中轴线上的火坛到“火塘”，都“流行”着一种工艺——涂抹白灰面。
“白灰面”指的是以料礓石（或石灰石）烧制研磨而成的建筑材料，在距今7000余年的仰韶文化初期它就已经出现。但是像南佐这样在数百座房屋中都涂上了白灰面，也是首次出现。据张小宁介绍，在南佐之后，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辽东地区、岱海地区、陕北地区，甚至是淮河流域都开始流行起了这种白灰面。“作为一个都邑性的遗址，南佐大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
F2出土陶礼器（右上为白陶带盖簋，下图为白泥堆纹罐）
这些白灰面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使地板、墙壁变得坚硬的同时还能防潮防虫。此外，张小宁和团队成员“还倾向于‘尚白’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这种对白色的追求，体现在南佐遗址的方方面面。
有白色陶衣装饰的圈足簋、数百件用白泥装饰的堆纹陶罐，还有稀缺、精美、数量不少的白陶等，都体现出了生活在南佐的人群，对白色的崇尚。
仰韶文化迟来的回应
为中国文明化进程提供关键坐标
除了考古调查工作、多学科合作、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外，张小宁说，对南佐遗址建筑的发掘和研究依旧是重点工作之一：“现在考古工作讲生命史，陶器的生命史、石器的生命史，那么我们就是要把南佐遗址建筑的生命史呈现出来。”建造之前地形是怎样的、如何建造、如何使用、使用了多少年，最后又如何废弃，如何被填埋以至于保存得如此完整，张小宁希望通过精细化的发掘，理清楚这个“最早的紫禁城”的一生。
考古团队
而关于南佐遗址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文中所述。在2025年度“十大考古”终评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赵辉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南佐遗址的重要性：“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识，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也曾用“南良渚，北南佐”来强调南佐遗址在中华文明版图上的重要性。
F2出土陶器组合
让我们把目光移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版图上。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一直引人注目。在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的“超级基建工程”，揭示了红山文化的壮阔。而在黄河流域，河南永城王庄遗址的王级大墓，山东的焦家遗址，体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辉煌。但是到了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好像有点“趋于沉寂”了。南佐遗址的出现，无疑成为了仰韶文化迟来的回应——它以规整的中轴线规划、宏大的宫殿级建筑群落，为中国文明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关键坐标，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考古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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