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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于莫斯科举行的全球多边治理论坛上公开发声，直指印度在金砖合作机制中长期处于“旁观者”状态，未能真正融入集体行动逻辑。
他着重指出，2021年印度执掌金砖轮值主席职责期间，整体表现趋于保守，既未提出具有突破性的政策构想，也未主导任何标志性倡议，在涉及机制深化的关键节点上屡屡选择回避与沉默。
这位长期深耕新兴经济体发展路径的学者将症结溯源至殖民时代遗留的精神惯性，强调印度高层决策群体至今仍深陷对西方制度与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难以构建独立自主的战略认知框架。
客观而言，库兹涅佐夫的评述虽措辞犀利，却并非无据可依——横向对照其他成员国履职实绩，差异清晰可见：中国在轮值主席任内成功促成历史性扩容，推动金砖由五国对话平台跃升为横跨亚非拉、覆盖全球核心能源带与人口密集区的复合型治理架构。
俄罗斯在喀山峰会期间全力推进“金砖支付走廊”建设，致力于打造可替代SWIFT的跨境清算基础设施；巴西主动将气候韧性与全球粮食供应链稳定纳入核心议程；南非则聚焦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切实推动新成员落地衔接与制度适配。
各国均以实质性投入拓展机制边界，而印度却始终以“受益者”姿态端坐席间，获取资源远超其制度性贡献。
外长会无联合声明，印度连基本共识都难凝聚
库兹涅佐夫的质疑具备扎实的现实支点。2026年5月14日至15日，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在新德里召开，作为东道主，印度本欲借主场优势展现领导力，结果却遭遇显著落差。
为期两天的磋商结束后，与会各方未能达成传统意义上的联合公报，仅由印度方面单方发布一份措辞高度克制的“主席总结”，外长苏杰生坦承，成员国围绕西亚地区安全局势存在“根本性立场差异”，分歧之深致使统一表述无法形成。
会议现场更出现罕见交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众指责阿联酋直接介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联酋代表团随即反驳，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自身主权行为合法性。
阿拉格齐进一步呼吁金砖集体发声，明确反对美以两国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军事干预；阿联酋则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印度试图扮演调停中枢，但因伊阿双方在中东地缘冲突中已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态势，调解努力彻底失效。
印度自身立场亦显矛盾重重——一方面与以色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备忘录，深化防务与科技协作；另一方面又频繁释放对伊合作信号，导致其公信力在区域关键行为体中持续滑坡。
尽管西亚议题陷入僵局，金砖国家仍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抵制单边强制措施等基础性议题上保持高度协同，但此次外长会无疑揭开了印度“战略雄心与执行能力严重错配”的深层现实。
抵制去美元化？印度真正防备的是哪一方
库兹涅佐夫所揭示的另一重困境，聚焦于印度对金砖核心金融议程的消极姿态。人民币与卢布结算体系共建、本币贸易结算网络拓展、替代性支付基础设施搭建，均为中俄共同倡导的重点方向，而印度官方多次表态持审慎保留立场。
就在新德里外长会开幕前数日，印方高级别官员向媒体透露，新德里坚决反对将金砖机制标签化为“反美元联盟”或“西方替代选项”，强调本国绝大多数双边及多边经贸协议仍以美元计价与结算。
此类表态看似理性务实，实则折射出深层权衡：印度意图持续享用金砖带来的市场准入与融资便利，却拒绝承担机制升级所需的政治成本与制度风险。
特朗普政府此前曾多次公开警告金砖国家不得挑战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印度对此类表态反应敏感。其担忧在于，若实质性推进本币结算，或将触发美方在半导体出口管制、国防技术转让等关键领域的连锁反制。
当前金砖正加速构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旨在建立绕过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新型清算通道，而印度在该进程中明显滞后，甚至成为技术标准协调与规则制定环节的迟滞变量。这种“组织身份在场、政策意志缺位”的双重属性，自然引发伙伴国对其战略可靠性的深度疑虑。
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在实践层面却同步展开多项去美元化尝试：2025年8月，印度央行悄然更新外汇管理指引，允许境外机构通过“特殊卢比往来账户”将其结余资金投资于印度国债市场。
俄罗斯凭借对印原油出口已积累逾百亿美元规模的卢比储备，这批资金现已获得合法渠道转化为印度主权债券持有头寸。
印阿双边本币结算机制亦取得实质进展——印度石油公司首次以卢比全额支付100万桶阿布扎比原油货款，创下该机制下最大单笔交易纪录。
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央行正式向金砖财长会议提交“金砖之桥”技术白皮书，提议整合六国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实现点对点实时跨境结算，彻底规避美联储监管链条。
这种“公开场合划清界限、私下操作加速推进”的策略组合，极大削弱了印度在金砖内部的话语正当性与信任基础。
殖民心理烙印有多深，印度的战略困局便有多真实
库兹涅佐夫将印度困境归因为殖民历史塑造的认知结构，这一判断直击印度精英阶层的思想软肋。
印度外交官僚体系深受英国文官传统熏陶，崇尚程序正义与规则主义表达，表面高举“民主价值观”旗帜，内在却对脱离西方主导秩序存在深层焦虑与本能排斥。
即便莫迪政府反复宣示“印度崛起”叙事，力图重塑国家精神坐标，但在重大地缘抉择关头，其政策反射弧仍清晰指向大西洋彼岸。
印度独立运动核心人物多毕业于牛津、剑桥等英伦名校，现行外交部门骨干力量中，超七成拥有英联邦教育背景，其职业训练与价值取向天然倾向西方制度范式。
首任总理尼赫鲁曾自陈：“我本质上是最后一位统治印度的英国人。”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印度对外政策的底层逻辑。
作为“四方安全对话”（QUAD）正式成员，印度与美日澳三边机制互动日益紧密，此类安排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砖伙伴对其战略忠诚度的审视压力。
印度试图在两大阵营间寻求最大公约数，最终却陷入双重疏离：西方并未给予其真正平等的大国礼遇，美欧主要国家未派内阁级代表出席本次外长会，主流媒体全程采取边缘化报道策略。
这无情戳破了印度“借西方背书提升国际身价”的自我想象——在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眼中，印度始终是服务于印太战略平衡的战术支点，而非值得托付全球治理责任的制度伙伴。
莫迪政府的根本症结在于国家能力与战略抱负严重失衡：宏观经济结构性短板突出，城乡收入鸿沟持续扩大，交通能源基建现代化率不足40%，主权外债占GDP比重逼近70%警戒线，外交决策缺乏连贯性与前瞻性，习惯性追逐短期收益，尚未形成支撑多极世界秩序的系统性方案。
在安全合作维度，印度立场更具摇摆性：明确拒绝参与由中国、俄罗斯、南非等国联合发起的“金砖海上联合演习”，理由是“本国无此类多边军演先例，且演习不属于金砖法定职能范畴”，此举实质将机制内部分歧置于国际舆论聚光灯下。
此外，印度对金砖扩员进程中巴基斯坦的入群申请始终保持否决态度，并可能援引所谓“反恐合规性审查”标准设置隐形门槛，试图阻断巴方加入路径。
当下金砖机制已迈入历史性转折阶段——扩容后成员囊括全球90%以上已探明石油储量、65%以上制造业增加值、近半数消费人口，正在成长为能够定义21世纪国际规则的核心力量。
面对这一百年变局的关键窗口，每个成员国都需以坚定意志与切实行动参与机制塑造，而印度若持续游走于观望与投机之间，终将在全球权力再分配浪潮中被边缘化，沦为多极格局中一个日渐失重的符号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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