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工业遗产项目，应该是一个能够让遗产“活化”，让工业“说话”，让文化“生长”，让环境“友好”，让社区“受益”，让经济“循环”的有机复合体
面对全球罕见的快速、大规模建设实践，中国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理论总结。应鼓励身处实践一线的人员将中国基建背后的独特经验提炼成中国自己的规划与设计理论
我国目前有约60项世界文化遗产，但代表工业革命后的狭义工业类世界遗产仍然空白，这与我国工业规模、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亟待加强挖掘、梳理与申遗，提升我国工业文明的全球辨识度、国际影响力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冉燃 陈席元 吴振东 陈潇雨
受访专家（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伍江：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刘伯英：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主任委员
孟璠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蒋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副主任
从北京首钢园的重生到景德镇陶溪川的焕活，从黄石矿坑的蝶变到杨浦滨江的复兴……工业遗产正在成为观察中国城市更新和工业文明的重要窗口。
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包含264项国家工业遗产的多层次保护体系，涌现出一批现象级标杆项目，但整体仍处于从抢救式保护向精细化保护、从粗放式利用向可持续活化的转型期。面对权属约束、模式雷同、产业错位、运营乏力等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多位权威专家学者，共同探寻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独家难题在哪
《瞭望》：与古建筑、历史街区等相比，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有何独特挑战？
王建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具有四方面独特挑战：
一是活态保护的要求更高。与保护利用政策更为审慎的古建筑、历史街区相比，工业遗产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在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不大可能采取“凝冻式”保护，多为适应性再利用及活化再生，不是“供起来”，而要“用起来”“活起来”。
二是功能改造等较为复杂。工业遗产涉及的厂房、仓库等生产系统多通过钢架、拱等大跨度结构形成无柱的开敞高大空间，加上高炉、冷却塔等特殊形态的建构筑物，对改造技术、功能策划、节能降碳和资金投入等提出更高要求。
三是需要对工业污染等进行生态修复。化工、冶炼、印染等重工业遗存的土壤和地下水可能存在重金属或有机物污染，改造利用前须进行土壤检测和生态修复。
四是“厚古薄今”的观念困扰。工业遗产一般比较“年轻”，是相对新兴的遗产类型，历史文化价值会被低估，缺少必要的保护优先级。
伍江：工业遗产不同于一般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所承载的独特工艺流程——炼钢、纺织、酿造等不同工厂的专属生产方式。当前保护实践往往保留厂房空间的“外壳”，忽视生产工艺流程的“内核”，使工业遗产价值打了折扣。
刘伯英：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往往需要对整个片区进行整体考量和统筹规划，实施体系性与系统性保护。既要保护厂房本体，也要统筹留存其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空间格局等要素，实现物质载体与工业记忆的整体延续，避免碎片化修缮。这与古建筑的单点式保护具有很大不同。
《瞭望》：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整体情况如何？
蒋楠：我国具有工业遗产资源丰富度无可比拟、后发优势明显、政策动员力强等优势。从洋务运动到“一五”建设、三线工程等，我国拥有世界上谱系最为完整的工业遗产类型，工业化各阶段都有实物遗存，工业文化基因厚重。同时，我国体制优势能够在较短时间集中力量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业遗产保护建设，制度优势显著。
目前我们已初步构建起一个由国家宏观指导、部门规章细化、地方政策落地的多层次工业遗产保护政策体系，逐步显现出三大效果：一是“应保尽保”局面开始形成，一大批濒危工业遗产得以抢救，避免“一拆了之”的命运；二是催生了一批如首钢园、杨浦滨江、景德镇陶溪川等的标杆项目，不仅保护了工业遗产，还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城市品质提升，起到很好示范效应；三是保护工业遗产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为深化保护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体看，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正处在从抢救式保护向精细化保护、从粗放式利用向可持续活化转变的关键转折期。
世遗缺位待补
《瞭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中主要存在哪些短板？
刘伯英：主要是三块短板：
其一，我国近现代工业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长期缺位。我国目前有约60项世界文化遗产，但代表工业革命后的狭义工业类世界遗产仍然空白，这与我国工业规模、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亟待加强挖掘、梳理与申遗，提升我国工业文明的全球辨识度、国际影响力。
其二，土地性质变更存在制度困难。大量工业遗产用地早年多通过行政划拨取得，按规变更用途需补缴高额土地出让金。不仅项目审批周期拉长，并且推高改造成本，一些项目处于“违规”或“灰色”状态，这是制约工业遗产活化的重要瓶颈。
其三，活化利用手段同质。一些工业遗产改造项目简单套用文创园区模式导致“千厂一面”，或者在业态导入上落入咖啡、书吧、网红餐饮等的单一窠臼，缺乏独特的工业基因和文化灵魂挖掘，难以形成持久吸引力。
伍江：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业遗产已被核定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实现了底线保护。但挂牌保护后缺乏配套政策，尤其是针对国有产权为主的工业遗产，缺少如何平衡文化保护与经济利益、避免国有资产损失等的具体制度设计。
历史文化价值还未在资产价格中充分体现。与艺术品可拍出天价不同，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往往被忽略，其文化价值未能在土地、房产等资产定价中体现。
蒋楠：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资金渠道比较单一，过度依赖政府财政，一些地方财力有限，针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税收、土地、金融等配套政策体系尚不健全，难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孟璠磊：部分项目“重开发、轻运维”，在长效运营、资本运作、法律法规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有的项目商业化过度稀释了工业遗产的文化内涵，也削弱其作为城市文化载体的核心价值。
《瞭望》：进一步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还需破解哪些关键问题？
王建国：要着力研究解决4个关键问题：
一是如何系统摸清工业遗产家底。目前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相较于我国的工业化历程和工业遗存总量只是冰山一角。一些价值巨大的工业遗产尚未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对红色工业遗产的摸排调查存在短板。
二是如何把握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目前保护不足与开发过度并存。一方面，一些地方重利用、轻保护，在改造中，破坏了工业遗产最具价值的历史信息和工业特征；另一方面，也存在为保护而保护的现象，一些遗产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后被封闭起来，缺乏有效利用和日常维护。如何找到既能维护工业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又能满足当代社会功能需求，实现可持续的工业遗产再生新模式，值得持续探索。
三是如何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全过程提供科学有效的流程指引和系统性技术方法。在城市更新的时代，之前主要从事新建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们，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知识储备与专业经验不足，如何按照科学合理的操作流程与技术规程进行操作，使工业遗产在价值传承的同时还能保证活化再生的创造性和多样性，是执行层面的重要问题。
四是如何建立多方参与、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日常管理机制，确保持续专业的维护和有活力的运营。这是决定工业遗产活下去、活得好的关键。许多工业遗产产权关系复杂，涉及企业、地方政府等多个主体，需要建立多方协同的有效机制。
“千厂一面”何解
《瞭望》：衡量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否成功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王建国：一个成功的工业遗产项目，应该是一个能够让遗产“活化”，让工业“说话”，让文化“生长”，让环境“友好”，让社区“受益”，让经济“循环”的有机复合体。不能仅仅用游客数量、商业收入等单一经济指标衡量，而应该以工业遗产价值传承延续为核心，涵盖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可包括历史文化延续、公共形象重塑、当代功能活化、空间形态优化、工业审美彰显、内外环境升级、绿色低碳运维、经济效益提升等方面。
伍江：核心标准是能否有效唤起历史记忆。成功的保护在于能够通过有选择性的保留，借助人类的想象力，让公众得以感知并联想到过去的工业生产场景与历史脉络。保留“能讲故事”的构件比保留全部体量更重要。
孟璠磊：衡量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否成功，应当建立一套科学、多元、动态的评价标准，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赢”。包括改善社区环境、生态修复、扩大就业、提振产业、实现可持续运营等。另外，能否将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有效融入城市规划，通过“活化”实现社会共建与公众参与，也是衡量综合价值的重要标志。
《瞭望》：对避免工业遗产改造利用的同质化现象有何思考？
伍江：出现同质化，很多时候在于仅将工业遗产当作普通空间使用，忽略了它作为发电厂、水厂、炼钢厂等特定工业类型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成功改造的前提是认清并尊重这份独特性，将这种价值与现实所需的功能有机结合。
刘伯英：研究先行、精准施策。在项目启动前进行充分的前期调查研究，包括深入研究其生产工艺、开展国内外广泛的比较研究等，为价值阐释提供硬核支撑。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摒弃“一刀切”的模板化思维，制定符合该遗产独特基因的活化策略。
蒋楠：避免同质化的第一步，是对工业遗产进行深入的价值辨析与内涵挖掘。每一处工业遗产都有其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体现在其历史沿革、生产流程、工业特征、技术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人故事与社会记忆中，要深入挖掘并彰显这种个性基因，鼓励“一厂一策”。
第二步是结合区域发展，形成地域差异化特色。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与所在城市的历史文脉、产业基础、社区需求等深度结合。
第三步是鼓励在保护遗产本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功能模式创新、业态场景创新与技术方法创新。通过设计师、历史学者、策展人等多方跨界合作，将抽象的历史信息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体验，借助空间布局、标识系统、艺术装置、数字化展示等多种创新手段，将工业遗产独特的历史故事、生产流程、人物事迹巧妙融入新的空间场所。
第四步是回归“人”的生活，激发“活态”场景。通过“适应性再利用”的方式，将人类生产劳作的“过去”以“活”的场景出现在今日，并与现时共同成为将来的见证，这是工业遗产的特殊意义。丰富可变的“人”的生活场景，是打破钢筋水泥冰冷界面的一剂良药。
第五步是坚持长效运营思维。同质化往往源于短视的开发逻辑——快速复制成功模式，快速招商变现。成功的工业遗产项目需要“绣花”功夫，从一开始就建立长效运营思维，鼓励多元化的运营主体和运营模式，通过持续迭代保持独特性和生命力。
如何破除学科壁垒
《瞭望》：工业遗产研究涉及建筑、历史、规划等多个学科，如何更好促进跨学科融合？
伍江：实现工业遗产的跨学科融合研究，需从服务模式、学科机制与理论体系三方面协同发力：
推动行业从“一枪头”设计向“伴随式”服务转型。建筑学、规划学等相关学科需转变传统“画蓝图、造地标”的一次性服务模式，适应城市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精细化、长期性需求，采用类似律师顾问的“伴随式”工作方式，提供持续、动态的咨询服务。
打破学科壁垒，建立跨专业协作与互教机制。不同学科需要主动融合。例如，考古学应与建筑学合作，互相补充“地下”与“地上”的专业知识。同时引入经济学，研究解决市场机制与资金平衡问题，弥补当前遗产保护中经济研究的缺位。
加强理论总结，将中国大规模实践经验提炼为本土知识体系。面对全球罕见的快速、大规模建设实践，中国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理论总结。应鼓励身处实践一线的人员将中国基建背后的独特经验提炼成中国自己的规划与设计理论，反哺教育和后续实践。
王建国：对工业遗产这样的复杂命题，仅依靠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不够，跨学科融合研究成为必须。
首先，以工业遗产价值为核心构建跨学科的共同问题域，让各学科从“各说各话”走向“同题共答”。
其次，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工业遗产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完善工业遗产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数字化管理、阐释与展示也开始扮演连接工业遗产与公众认知的关键角色。
第三，在现有工业遗产各学术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跨学科交叉互动，完善常态化跨学科交流机制。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工业遗产研究数据共享平台，将各学科分散的田野调查数据、工业史料、口述历史档案等汇聚起来，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数据底座。
孟璠磊：实现跨学科融合研究，首先要建立多学科协同研究的机制化平台，例如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中设立“工业遗产跨学科交叉中心”，汇聚建筑、历史、经济、材料、考古、管理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课题设计与项目孵化。
其次，推广数字化协同工具应用，利用数字孪生、地理信息系统与参数化建模技术，推动遗产保护的虚实结合，联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开展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转译和故事重构。
此外，在实践层面及项目审批中，探索联合评估、联合决策机制，确保不同的价值观和知识背景深度参与到工业遗产的普查、认定、修复、改造及利用的每一个环节。
给未来预留工业遗产
《瞭望》：随着新兴产业崛起，当代的工业景观未来势必成为新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否应该从现在开始？
蒋楠：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对未来遗产的保护，当然要从现在开始，这体现了一种“预防性保护”和“全生命周期保护”的遗产观念，我们要从被动的“抢救者”转变为主动的“谋划者”。
我们正处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时期，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中国工业版图。对当代工业景观进行前瞻性保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今天我们对待新兴工业景观的态度，将决定50年、100年后我们的后人能够读到什么样的“工业史书”。
首先需要探索建立“未来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与备选机制。我们需要组织跨学科专家团队，研究和制定一套针对“未来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标准。基于此标准，探索建立“未来工业遗产预备名录”，进行动态跟踪和数字化建档管理。
其次探索“活态保护”新模式。与大多工业遗产“关停后再保护”不同，当代工业景观的保护是一种“运行中的保护”。可选择一些代表性的新兴产业园区或大科学装置，如中国“天眼”等作为试点，探索在不影响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如何适度地向公众开放，开展科普教育活动，提前培育其公共文化属性。
孟璠磊：保护工业遗产绝非仅仅保存过去，更是对未来的预判与塑造。
新兴产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旧有工业空间的终结，我们看到一些当代高新技术园区、数据中心的景观同样蕴含着技术变革、绿色能源利用以及新时代产业建设的价值。现在不对这类新型工业生产、科研实验空间进行备耕与建档，几十年后人们可能丧失见证21世纪工业化转型的珍贵物证。
因此，我们提出“未来工业遗产”的理念——对具有潜力的工业实物载体，及时纳入“预备遗产”清单，建立起远近结合、时序合理的保护梯队，当然，前提是要尊重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合理诉求。
在保护原则上，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方针，重点对存续完整、时代特征鲜明的新兴产业设施推动记录归档及早期评估，为未来文化遗产的构建留下准确、丰富的资产基础。
刘伯英：传统的工业遗产保护语境中，我们往往习惯于“向后看”，聚焦的是废弃的厂房与锈蚀的设备，但工业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回顾过去，还应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前瞻性目光，主动识别并保护那些当下具有遗产潜力的事物，例如将最新研制的技术、装置和产品等纳入未来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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