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三名法官走进监狱，对着铁窗后面的孙万刚宣读了无罪判决。
他站在那儿，整个人木了很久，旁边的狱警提醒他，你可以走了。
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阳光刺得眼睛疼。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堵高墙，说了一句——八年，我进去的时候还在读大学，出来的时候，同学的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他所有的东西，几件旧衣服，一沓发黄的申诉信。
他父亲孙百成站在马路对面，头发全白了。
孙万刚走过去喊了一声爸，孙百成应了一声，没有哭，但嗓子是哑的。
八年前，孙百成第一次听说儿子被抓的时候，连夜从巧家县赶到昭通，身上只带了一百多块钱。
他后来跟记者说，他那天晚上站在公安局门口，腿一直在抖，但他告诉自己不能倒。
案子是从1996年1月2日晚上开始的。
孙万刚那年还在云南财贸学院读大三，寒假回老家巧家县。
女友陈兴会是他同乡，也在昆明读书，两个人一块儿回来的。
那天晚上八点多，两个人从孙万刚姐姐家出来，沿着红卫山那条小路走。
陈兴会说想去山上坐坐，孙万刚说天太冷，改天吧。
两个人分开以后，孙万刚去了同学曹先亮家，聊到快十点才回家。
他到家的时候，他妈还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说去同学家玩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警察从床上拎了起来。
陈兴会死在红卫山的草地上，法医鉴定死因是被勒死后用刀割喉，身上有多处刀伤，死前遭到性侵。
凶手的作案手段非常残忍，案发现场的勘查记录后来在再审的时候被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周围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但草丛里有拖拽的痕迹，说明人是在别处被害以后被移过来的。
孙万刚被带走之后，审讯持续了好几天。
他先是不认，后来又认了。
他后来在申诉材料里写过，审讯的时候有人让他按照一份写好的材料念，念完了签字。
他不认，就一直审。
他后来认了，签了四份有罪供述。
那四份供述里描述的作案过程，有些细节跟法医的尸检报告对得上，有些完全对不上。
比如他说他用的是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但法医的结论是凶器应该是一把单刃尖刀，刃长超过十厘米。
他说他把刀扔进了红卫山脚下的河里，警方派人去打捞了三次，什么都没捞到。
他说他作案以后回家洗了衣服，但他家里那几件衣服上的血迹，血型检测结果显示不是陈兴会的。
这些疑点在1996年一审的时候都被律师提出来过，但法庭没有采纳。
昭通中院一审判了死刑，他不服，上诉。
省高院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以后又判了死刑，他又上诉。
省高院1998年作出终审判决，死刑，缓期两年。
死缓等于保住了命，但他不认。
他在监狱里写申诉信，一封一封地写，每个月都写。
他父亲孙百成也写，跑到昆明、跑到北京，找过律师、找过媒体、找过所有他能想到的人。
转机出现在2002年。
那年夏天，巧家县警方打掉了一个犯罪团伙，为首的人叫李茂富。
李茂富身上背着好几条命案，审讯的时候他忽然提了一句，说他1996年在红卫山上杀过人。
他描述的作案手段、选择的作案地点，跟陈兴会遇害的情况高度吻合。
但后来警方在核实的时候，发现他说的时间对不上，他说的作案工具也跟法医报告不完全一致，最终认定他并非杀害陈兴会的凶手。
但李茂富的供述确实引发了对孙万刚一案的重新审视。
更关键的是，李茂富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检察官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说他作案以后把死者的纽扣拽下来扔在了现场附近。
检察官回去调阅了当年的物证清单，发现现场确实提取到了一枚纽扣，但纽扣和死者衣服之间的关系在原来的卷宗里从来没有被分析过。
省检察院后来把全案重新调卷审查，结论是原审判决认定孙万刚杀人的证据链条存在多处断裂，有罪供述与其他客观证据之间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案件存在程序违法和实体瑕疵。
2003年9月，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正式提出再审建议。
那几个月孙万刚在监狱里每天数着日子过，他说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不是怕再审失败，是怕再审永远不来。
他已经在里面关了快八年了，从二十出头关到快三十岁，头发掉了一半，胃也坏了。
宣判无罪的那天，他走出监狱大门，看见他爸站在马路对面，头发全白了。
他走过去喊了一声爸。
孙百成应了一声，没有哭。
他们爷俩拎着那个塑料袋，沿着那条走了八年的探监路，终于走回了家。
他后来拿到了国家赔偿，数额不算多，但够他在老家安顿下来。
他试着找过工作，被拒过好几次。
有人问他恨不恨当年办他案子的人，他说恨过，后来不恨了，因为恨没有用。
他现在还住在巧家县，不怎么看新闻，也不太跟人提起以前的事。
他的同学有的当了处长，有的在银行当经理，他的大学文凭早过期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