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抱负真正构成打击的不是税制改革，而是不平等。研究显示，澳大利亚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继承优势的塑造。当通往上升的路径被堵住时，有关“抱负”的政治修辞就会与经济现实脱节。卡尔·罗兹教授写道。
自财政部长吉姆·查默斯于5月12日公布联邦预算案以来，政治右翼的批评者一直在持续猛烈抨击这份预算。其中一些批评近乎滑稽。《每日电讯报》把这份预算称为“一份大规模征税的宣言”，《澳大利亚人报》则指责查默斯在发动“阶级战争”。
较为严肃的一项指控是，查默斯取消面向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正在破坏推动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那种个人抱负。
税收政策可以用来鼓励创业和进取，这一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守派政治论述的一部分。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否仍符合澳大利亚当下的经济现实。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针对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的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应对不断飙升的房价，因为高房价正把劳动者挡在市场之外。
支持者认为，与资产持有所得相比，工资收入承担了更重的税负，这已经扭曲了激励机制，也让制度变得更不公平，尤其是对年轻澳大利亚人而言。
反对者则认为，优惠性的税收安排能够鼓励投资并创造就业。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是国家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他抱怨说：“我认为，他们正在摧毁那些有创业精神者的动力。”
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并不只是代际冲突，更是被“人人都有机会”这类说法掩盖起来、不断加深的阶级分化。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也持类似立场。他谴责这份预算是“对抱负的打击”，并警告称，工党的“有毒税收”将“摧毁支撑我们国家成功的勤劳有回报精神”。
商界人士也加入了批评声浪，其中一个年轻企业家团体把这份预算称为“对抱负的伏击”。人们很容易把这看成左右两派的简单意识形态对立：左派强调公平，右派强调抱负。但现实要复杂得多。
预算案公布前一天，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发布了一项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的研究。这项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的“抱负”究竟发生了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判断并非来自工会或偏左智库，而是来自澳大利亚企业界的核心地带。
毕马威发现，过去五年里，澳大利亚的财富差距显著扩大，主要推动因素是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住房价格上涨。同期，家庭平均财富从1260000美元增至1560000美元，而财富中位数则维持在700000美元不变。这意味着，尽管整体财富在增长，但增长收益主要被那些原本就拥有资产的人不成比例地获取。
毕马威把这种结果称为“萎缩的中间层”。曾经代表经济主流的家庭正被不断挤出，因为资产持有者越走越远，其他人则不断落后。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的不平等可能正变得更加固化，并越来越多地由继承优势所塑造。
澳大利亚围绕税制改革的争论，正在挑战一个推动不平等加剧、并把整整一代人挡在住房市场之外的制度。真正威胁“抱负”的，是这个“萎缩的中间层”，而不是取消税收优惠。
与乔伊斯和泰勒的说法相反，试图重新平衡税制，并不会威胁抱负。真正威胁抱负的，是这样一种经济：人们能否获得财富，越来越取决于你已经拥有什么、继承了什么，而不是取决于你做了什么。
抱负要成立，前提是努力与回报之间存在可信的通道。一旦这些通道被堵住，关于“抱负”的政治修辞就会与经济现实脱节，而一些保守派政治人物仍在坚持一套关于激励机制的陈旧经济论调。那套说法早已过时。
面向资产持有者的税收优惠，常常以“机会”之名得到辩护。但它们所助长的不平等制度，正持续关闭那些尚未拥有房产的劳动者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澳大利亚人。
公平与抱负的交汇点正在这里。它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人们切身经历的现实。当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工作的人买不起房，或者因为成本压力而推迟组建家庭时，受到侵蚀的并不是税制改革下的抱负，而是一个已经不再奖励努力的经济本身。
一旦走到这一步，抱负就不再是承诺，而会变成幻象，连经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也会开始被慢慢消磨。自由党领导层竞争者安德鲁·哈斯蒂公开挑战数十年来一直支撑联盟党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卡尔·罗兹教授写道，商界过去享有的那种政治保护，如今已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乔伊斯和泰勒说得没错，澳大利亚确实需要抱负，才能实现增长与繁荣。但这种抱负必须对所有人开放，尤其是那些并非一出生就拥有家庭财富和特权的人。
本次预算案推出的税收调整，显示出政府愿意应对这一挑战。但要扭转抱负被侵蚀的趋势，靠有针对性的税制微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套更广泛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去处理住房可负担性、工资增长、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以及整个经济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
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不平等将继续固化为一种制度：机会靠继承而非靠争取获得，抱负也将成为那些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者的专属品。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澳大利亚是否重视抱负，而在于它是否愿意重建让每个人都能真正相信抱负可实现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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