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Roxborough
Rory O'Connor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The Film Stage
（2026年5月22日）
凭借《四月三周两天》（2007）——一部以共产主义时代罗马尼亚为背景、关于堕胎的影片——摘得金棕榈奖近二十年之后，克里斯蒂安·蒙吉带着另一部颇具挑战性，也极可能引发激烈分歧的影片重返戛纳。这部作品探讨的，是进步价值观与保守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以及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四月三周两天》
在《峡湾》中，一个罗马尼亚福音派家庭移居挪威。这个家庭由父亲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斯坦饰）和母亲莉斯贝特（雷娜特·赖因斯夫饰）组成，却很快遭遇当地福利机构的介入；后者认为他们传统的育儿方式——包括偶尔的体罚——构成虐待儿童。随之而来的法律审判，不仅关乎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也同样成为一场围绕其信仰展开的审判。
《峡湾》
《峡湾》是蒙吉首次在罗马尼亚之外拍摄的电影，也是他第一部至少部分以英语拍摄的作品；但影片依然呼应着那些定义其创作的主题：全球化、文化冲突，以及贫与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进步之间的裂隙。
问：这部电影的故事灵感来自哪里？有没有一个最初的触发事件？
克里斯蒂安·蒙吉：当然有。事实上，我一开始是从媒体上的几篇报道入手的，其中有一篇与影片中呈现的情况非常接近；随后我开始注意到，这类事件似乎存在某种模式。大约十年前，有一起波兰家庭与丹麦当局之间的冲突，后来又有一起印度家庭与瑞典当局之间的冲突，再后来，是这起罗马尼亚家庭与挪威当局之间的案件。
一点一点地，我看到了保守价值与进步价值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而这种冲突在北欧国家发生时显得尤其明显，因为它们是欧洲最进步的地区。
我详细追踪了那起罗马尼亚案件。最后，我联系上了相关家庭，并与他们交谈。我去了挪威，与检察官、法官、媒体交流。最终，我决定把这个故事虚构化，而不是做一次事件重演。所以，影片并不是事情真实发生的样子，但它与我调查到的情况相距并不遥远。
问：是什么吸引您去处理这种进步社会与保守家庭之间的特定冲突？
克里斯蒂安·蒙吉：嗯，我认为这是我如今在我们周围的社会中看到的主要冲突，从美国、法国、意大利，一直到从挪威往下延伸到罗马尼亚，都是如此。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社会里，存在着这样两类人：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对的，相信自己掌握着唯一的真理。而这已经导致了一种社会暴力，使我们无法继续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我们被分裂成一个个群体，这些群体变得如此激进极端，以至于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共同的立足点。
每当选举结果令我们大跌眼镜时，我们都会一再地看到这一点，原因就在于我们从未跟这些人交谈过，也从未问过他们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借助电影，去谈一谈我们对自身社会正走向何方的种种忧虑。在我的影片里，这始终是我最看重的主题——去理解当下这个时代的症结所在。
我认为，我们必须直接面对这场并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冲突，必须去寻找某些答案，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最终就只会把那些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统统消灭掉。
问：这是您第一次在罗马尼亚之外拍摄电影。与罗马尼亚相比，您觉得挪威社会以及挪威官僚体系有何不同？后者也是影片情节的核心。
克里斯蒂安·蒙吉：首先，对我来说，有一点必须强调，这部电影并不是关于罗马尼亚与挪威之间的冲突。它远不止于此。它关乎的是社会不同层级之间的冲突：一边是能够获得特权、教育和财富的人群，这些资源使他们更有能力共情；另一边则是机会更少、因而持有这些保守观念的人群。
当然，挪威确实是一个与罗马尼亚非常不同的社会。你到了那里就会发现，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刚到的时候，会锁门，也会随身带着钱包；他们一直问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里不这样。」我们就说：「可是周围可能会有坏人啊，有小偷。」他们说：「不会，没有。」于是我们开玩笑说：「嗯，我们可是带了一大支罗马尼亚剧组过来，所以别那么肯定。」
在挪威工作的一个巨大差异在于，他们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连剧组也不例外！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太震撼了。我是说，想想电影刚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些因为需要阳光，所以得没日没夜地干，在加州拍摄的电影人吧。但一点一点地，我们设法克服了这些差异，把注意力放在了我们彼此共通的地方。我们最后融成了一支齐心协力、共同打磨同一部电影的剧组。
有一件趣事很能说明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我们找到了一处很可爱的取景地，有两栋相邻的房子（用来分别充当那个保守家庭和他们那些思想进步的邻居的住所），我们轻轻松松就说服了其中一家让我们在那儿拍摄，可另一位房主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们一直催我们的挪威合作伙伴去联系这些人、给这位先生打电话，他们却总是告诉我们：「这个嘛，我们给他留了张便条了。」我们就说：「你们干嘛不直接去敲门跟他聊聊呢？」他们说：「我们这儿不兴这么办事。」
最后，就在开拍前两周，他们总算找着他了。他们告诉我们：「他看上去像是个不太好打交道的人。他都有差不多十年没跟他的邻居说过话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和善的人，非常通情达理，让我们去拍摄。原来他十年没跟邻居说过话，是因为他从来不想去打扰对方。只是谁都没有先开口去搭这个话茬罢了。后来，我们在那儿拍完之后，这两家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需要一个来自外部、抱持着另一套价值观的人过来，向他们点明：原来他们彼此之间有那么多的共通之处。只不过，在他们的文化里，对隐私的那份尊重，未免有点太过头了。
问：如今的时代是一个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而社交媒体在本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您对于自由人文主义和对话是否仍然可能，抱有多大的希望？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不是那种会说「嘿，别担心」的乐观主义者。我不认为事情会自然而然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付出一些努力，才能让它们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方向上。
要是你看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会发现人们已经有点厌倦民主了，因为民主并不是什么自然而然的东西——它需要努力。同理心也需要努力。我们生来、在孩童时代并不具备同理心。我们其实非常自私。同理心需要教育和培养。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做出慷慨的努力，和更贫困的地区和社会分享我们的财富。我们不能只是向那些连干净饮用水都没有的人倡导社会自由主义议题。我们需要更深地介入其中。我们必须明白，拥有更多资源的人也会获得更多共情能力。我们不能只是投票支持包容与共情，我们还必须实践它们。这需要努力。
仅仅相信我们的价值观是好的，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让人们相信它们确实是好的，而不是只是把这些价值观强加给他们。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他们每四年投票时就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被民粹主义政党那些完全不关心伦理的非理性论调所诱惑。
问：在自由民主制度中，面对那些从根本上拒绝民主价值的人，您如何平衡宽容？
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就是我为什么让这个故事发生在挪威，而不是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没有辩论的空间。而我来自罗马尼亚，那儿对于你是否有权质疑社会强加给你的所谓真理，也不存在什么讨论。
但我希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仍然有空间去谈论你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传播这些价值观的最恰当方式。我非常尊重挪威，也非常尊重北欧国家。那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他们需要变得不那么僵化，要试着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足够幸运能达到这样的共情水平。
你需要稍微多一点耐心，也需要找到参与对话的方式。只是说「相信我，这对你有好处」，并没有帮助。你仍然需要说服人们，需要投入教育，而不是把你的一套价值观强加给他们，哪怕你确信那是为了他们好。
我认为，《峡湾》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原教旨主义。如果你拥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那么右翼原教旨主义和左翼原教旨主义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并且首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不会拥有与我们相同的观点和价值观。
问：在挪威而不是自己国家发出这样的批评，您会有顾虑吗？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觉得他们够聪明，能接受批评，而保守的社会就没这个智慧去接受批评。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承认自己也许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正是我对这样一个文明社会所期待的。
真正的危险，反而是当你想把这种微妙的平衡带进一个保守社会的时候。因为在那里，一切都更简单：你没有质疑的权利。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搅动一些东西，引发争议。影片只是个引子，用来开启一场我认为我们在社会中有必要进行的对话。我希望许多人能够从这部电影出发，继续滋养这场对话，也回应这样一种需要：尝试公开谈论那些长期以来未曾被公开讨论的事情。
我认为电影在其中也有自己的角色。过去10到15年里，电影变得过于政治化，总是在确认所谓「正确的价值观」。我们需要用另一类电影来平衡这一点——它们允许我们表达对于当下价值观的疑问。这也是民主与自由的一部分，而我们同样需要让它继续存活下去。
问：塞巴斯蒂安·斯坦是怎么参与到这部电影里来的？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和塞巴斯蒂安是大约十年前认识的。他在纽约看完《毕业会考》的一场放映后来找我。我觉得那是个很有趣的时刻，因为他母亲开了400公里的车，把他从纽约州北部送过来，好让我们见上一面。
《毕业会考》
而且他会说罗马尼亚语——他就是在罗马尼亚出生的——我们交流起来非常顺畅，于是我们约定，将来某天要找一个能合作的项目，但得是一个既适合我这类电影、又适合他那类电影的项目。
为了这部片子，我跟他说：「我相信你能演好这个戏份很重的角色，我在你别的电影里看到过你的这种特质，但你长得太像好莱坞明星了。可这个人物并不是（斯坦在漫威宇宙里的角色）巴奇。」
我们需要某种外形上的改变，把他变成这个在一个让他毫无权利可言的社会中长大的卑微小人物。我说：「要不我们把你剃成光头怎么样？」他拿不定主意。于是我们在挪威的Instagram上发了条广告：「寻找愿意被剃光头来当替身演员的塞巴斯蒂安·斯坦粉丝。」我们还真找着一个，把他剃了光头、做了试镜，斯坦很喜欢那个造型出来的效果。
光头帮了他很大的忙，因为他是个体验派演员。他需要贴近角色，而这种卑微感、这种不以自己外貌为傲的心态，让他离米哈伊这个人物更近了。
还有一点也帮了大忙，那就是他2024年和雷娜特在《不同的男人》中有过合作。我们准备的时间非常少。他们一到片场，我们就得马上开拍。他们之前就挺熟，这一点帮了大忙。他们之间早就有了默契。
问：您是否担心这部电影会被那些自称受害者的右翼团体所利用？
克里斯蒂安·蒙吉：绝对会担心。我想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去冒的风险——为的是捍卫我们至今仍然拥有的、去质疑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的这份权利，同时也为的是谈一谈「操纵」这件事。
我此前拍的所有电影，都曾被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加以歪曲利用。《四月三周两天》既被看作一部捍卫堕胎权的电影，也被看作一部反对堕胎权的电影；而《山之外》则既被视为对宗教的猛烈批判，又被当作一部弘扬东正教的影片。
《山之外》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我认为，当我们看待这些议题时，需要动用自己的批判性过滤机制。表达对自由主义社会的疑问，丝毫不意味着我是保守社会的捍卫者。它意味着，我更信任进步社会，因为它拥有承认自我批判的能力。
问：您的电影创作方式往往意味着长镜头、大量有台词的角色、重叠对白等等。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叙事？
克里斯蒂安·蒙吉：去写下、标明一大堆关于即将发生什么的细枝末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知道事情不会照那样发展。我所拥有的，只是整个情境的调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为一种方法，它是在尊重现实主义的完整性。真实时间里没有剪切，所以我们试图连续地调度每一个时刻，并努力找到一个可以记录它的位置。
这对演员来说并不容易。说它容易，是因为他们可以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发展出某种情绪；但与此同时，你可以想象，它对精确度的要求完全不同。任何人都可以说一句台词，如果你通过剪切和剪辑，总能把它处理成某种东西；但一旦你面对的是一场两分钟、三分钟、四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戏，里面有两个人、七个人、九个人同时说话，那就完全不同了。
并非人人都适应这种方式，所以选角就非常重要。我们得事先确认他们是否理解这种风格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们需要接受一些训练。但到最后，他们就开始喜欢上这种方式了，因为它给了他们一种自由，让他们能够越来越专注于把情绪表达出来。
问：《四月三周两天》荣获金棕榈奖至今已近二十年，但许多国家在堕胎议题上似乎正在开倒车，尤其是美国。您是否认为这部电影是在表达选择权的重要性？
克里斯蒂安·蒙吉：首先，这件事很奇怪，几年前开始，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授权，让这部电影用于美国的教育放映。我从未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除此之外，我认为，拍摄能够反映某个时刻社会政治处境的电影，总是有意义的。
话虽如此，我并不喜欢自己的电影被看作朝向某个方向的激进宣言。从我的角度来看，《四月三周两天》是一部呈现那个体制复杂性的电影。在那个体制中，人们必须在自由、责任、母职之间作出选择——而这样的语境，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很难重新对应起来。
《四月三周两天》
所以我认为，今天想要处理这一议题的人，需要去追问：在当下的世界里，这一选择的复杂性究竟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应忘记主流电影与独立电影之间的区别——至少是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创作的这种独立电影——在于我们并不是先提出某种解决方案，或某个我们想要强力支持的观点。我们只是讲述故事，呈现复杂的处境，让人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批判精神作出选择。我觉得这才是电影应该做的事。
问：您的上一部影片《核磁共振》探讨了几个极其复杂的议题，尤其是全球化，以及欧洲、欧盟等所面临的挑战。您未来会继续探索这些问题吗？就我目前对《峡湾》的了解来看，它听起来确实像是在延续这一方向。
克里斯蒂安·蒙吉：某种程度上，是的，我会继续这样做。2024年，我编剧的电影《非法交易》在华沙电影节首映。它是一系列作品的一部分，关注欧洲东部与欧洲西部之间的碰撞，并继续谈论这种差异：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也就是对欧洲模式的理想化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现实并不总是符合这种梦想。
《非法交易》
欧洲是一片非常复杂的大陆，有着漫长的历史，也有许多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值得我继续探究的主题。尤其在当下这个全球语境中，我们必须为移民问题寻找答案；而这一问题频繁浮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地区那些大量产生移民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而让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比方说，当我们身为西欧的移民时，与当我们接纳来自东欧和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时，我们的感受是何等不同。我很难过地说：从自己曾经不被善待的经历中，当我们需要去对待另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所以，或许多一点同理心，会有助于理解这种处境——人就是人，而每当你套用这种关于族裔的刻板印象时，你就开始丢失掉眼前这个跟你交谈的人身上那份「个体性」了。
问：您曾说《核磁共振》是一部关于民主终结的电影。自那部电影拍摄以来，我们见证了两场战争、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以及许多右翼组织的崛起。您现在如何看待民主？
《核磁共振》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们过去总是说，民主是所有糟糕制度中没那么差劲的那个。是的，过去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这个充斥着假新闻与后真相的世界里，除非我们在询问人们意见之前，先大力投入教育，否则民主进程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并不会是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
我们曾经说，民主进程就是由人民作出决定的过程。但有时候，这些人并没有时间去真正、准确地了解那些他们正在发表意见的问题。
在《核磁共振》中，我试图呈现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导向非常奇怪的民主决定，而这些决定仍然可能具有仇外色彩。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在那些能够影响局势的渠道中，向决策者施加一些压力，确保我们从长远角度赋予教育以及批判精神的重要性能够不断增加。否则这个世界前进的方向，就不会是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正如你所说：每个人都感觉到，世界的状态有些不稳定，或者说它并没有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去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培养批判精神，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
《核磁共振》
问：您的影片有时让人感觉您像是在把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摆到观众面前。您会担心未来批判性思维缺失的教育问题吗？
克里斯蒂安·蒙吉：我没法谈论未来，我所能谈的，只是我接下来要做的那几件事。《峡湾》讲的就是当今社会中这种巨大的两极分化。如果你看看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这种分歧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当真开始彼此仇恨起来，巴不得对方那一派彻底消失，毫无中间地带。这对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而言是个问题。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有这些战争和冲突；更在于每个国家内部都正进行着这样一场极端观点之间的战争。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那个方向，或多或少地走向极端。
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因为「共同生活」这一概念，本来就建立在某些共同价值之上；而如今我们意识到，在许多社会里，真正为大家所共享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所以我认为，这是我所怀有的恐惧之一：事情可能会走向错误的结局，而在这种两极分化彻底完成之前，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如果你问我，这也与教育有关。因为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恐惧就会和教育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将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长大，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才不至于把收拾烂摊子的责任甩给他们。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以它当初交到我们手上时同样的状态，再交付给他们。老实说，当这个世界来到我们手中时，它比今天要更加和平，也更加理性。
问：《峡湾》聚焦的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并且围绕抚养孩子方面的文化差异展开。教育这个议题会是影片的核心吗？
克里斯蒂安·蒙吉：故事并不是发生在学校里，但没错，学校这类机构始终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机构。既然我一直惦记着我们正在把什么传递给下一代这件事，片中确实有孩子，但它探讨的与其说是学校告诉我们的东西，不如说是学校告诉我们的东西与人们眼中真实人生的样子之间的那种落差。因为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教育孩子的内容取决于你自己受过怎样的教育。你必须明白，他们生活的世界跟你曾经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作为父母，你必须去适应。对父母而言，这意味着要在你试图传承下去的价值观、与你需要给予孩子的自由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希望他们能比我们当年更睿智、更富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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