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关系辨正|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狄奥多·阿多诺|辩证法

被误读的阿多诺

作者丨谢永康·南开大学哲学系

↑阿多诺

在目前的现代性问题讨论中，阿多诺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甚至其否定的辩证法也被阐释为一种后现代思想。这显然是以否定的辩证法和后现代思想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为依据的，但从根本上看，却不能不说是对阿多诺的一种误读。的确，阿多诺对理性以及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必然地导向后现代主义的立场。

事实上，阿多诺的现代性批判乃是一种辩证的批判或内在的批判，因此其中已经包含着对现代性的某种保存和肯定。这种批判的目标乃是借助现代性自身的潜力实现自我超越，而非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将现代性的要素全然抛弃，以“划出”一个全新的时代。换言之，否定的辩证法改变了现代性的方向，但却是一种连续性的向前运动，而后现代主义则试图与现代性决裂，实现历史性的“跳跃”。所以，阿多诺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但决不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更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不同的。由于阿多诺的内在批判深入现代性的本质之中，所以更加深刻，更加有效。下面本文将就否定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诸多相似和分歧详细考察，以明确阿多诺在现代性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01.

现代性诊断

无疑，“后现代”的“后”表明了对待现代性的某种态度，所以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必须从现代性开始。对于现代性，韦伯的“诊断”可谓深入人心，并成为了20世纪现代性批判的“前提”。根据韦伯的诊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目的合理性逐步扩展，而与之相应的则是价值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从而现代世界便成为这样一个高度合理化的世界：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科层制、甚至学术领域的价值中立都是合理化过程的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马克斯·韦伯，第29页）世界的除魅一般地被解读为技术统治的形成，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已经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也已表达了这一洞见：“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培根认为，知识中‘存留着的’‘许多东西’，其本身也仅仅是一种工具……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第2页）

但是，这种诊断还是远远不够的。哲学家们始终在探寻着现实统治的根源，并不约而同地追溯到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海德格尔直接断言形而上学“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因为“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7年，第72页）阿多诺也在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找到技术统治的原型（Urform）：“启蒙运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遗产中却发现了某种古老的力量，并且对普遍的真理要求顶礼膜拜”；（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第4页）“尘世的、历史的东西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当作先验性来强调的东西相关联的”。（Theodor W. Adorno, 1997a, S.354.）所以，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形而上学的目标成为了统治的工具，或者直接成为了统治权力本身。这是韦伯的社会学诊断的哲学深化。

这种现代性诊断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普遍共识和理论思考的起点。其中，与“启蒙的辩证法”最为接近的是福柯对理性的“辩证法”的揭露。与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福柯相信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力量。不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是现代理性对自然的殖民统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和心理存在的压制，而福柯强调的却是现代理性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对个人的统治。”(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第49页)在福柯那里，启蒙的过程同时是对各种人类异质经验的监控和压制的过程。其实，不仅是福柯，在我们公认的后现代主义者中，形而上学与现实统治间的内在关联几乎成为了一种“行话”。德里达将形而上学的传统诊断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中心就意味着对边缘的压制：“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的界限，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真理的历史，真理的真理的历史（不同于我们将要加以解释的形而上学转向），一直是文字的堕落以及文字在‘充分’言说之外的压抑。”（雅克·德里达，1999年，第3－4页）利奥塔则从知识不同叙事方式来理解这种压制。他说，“所谓‘现代’科学，仍然与正统的叙事学说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以‘后设论’的方式使之合法化”，而如果这样，“正义就名正言顺地站在‘正统叙事学说’这边。诚如正义总是站在真理一边那样。”（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第28－29页）

显然，将现代性问题解读为形而上学的统治，是后现代主义和阿多诺这样“接近”后现代的哲学家共同的理论视域。这是否定辩证法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呈现出的各种亲和性的基础。只要形而上学与现实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问题，只要形而上学批判还具有内在的紧迫性，否定的辩证法和后现代理论都具有其意义。也只有立足于这个问题域之中，二者的相似与分歧才能够被阐明。

02.

“后-现代”与“规定了的否定”

在明确了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共同的现代性诊断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它们各自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探讨“后—”与“否定”的异同。有学者指出，“各种后现代话语所操弄的‘后’这个词本身就有着一种内在的模棱两可性”。一方面，“后”表现为与“现代意识形态、现代风格以及现代实践实行了公开的决裂”，而另一方面，“后”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甚至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第27－28页）。可以说，这里的“后—”包含着一种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阿多诺对待形而上学传统的态度是极为相似的。阿多诺发现了形而上学内部批判与拯救的“双重目的”（Doppelintention），而他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正是这双重目的的一种实现。（Theodor W. Adorno, 1998, S.19.）用黑格尔的术语说，这就是“规定了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我们知道，规定了的否定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其中也包含着肯定。阿多诺说，否定辩证法中唯一肯定的东西就是“规定了的否定”。正是借助于此，阿多诺的形而上学批判保存了其原有的问题框架，同时又超出了这一框架，获得新的经验。

应该说，对现代性的否定和决裂不难理解，倒是对它的肯定颇令人费解。而否定的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却集中在这肯定的方面。我们先看看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了现代性中的什么内容。按照利奥塔的说法，现代的结束和后现代的开始本身是隐含在现代性的本质之中的，后现代正是在现代的内部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即暂时性和自我超越性；后现代意味着将现代性中的不断超越的要求发挥到极至。但很显然，后现代和现代之间的这种连续性是为断裂性服务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打算从现代性那里保存实质性的东西，如果说有所保存的话，那也只是纯粹否定的要素。正是这一要素支持着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划时代”的构想。

这显然不同于阿多诺的辩证否定，因为阿多诺对现代性的保存和拯救是实质性的。在涉及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时候，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普遍看法，传统形而上学无疑应该全部抛弃。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是所有统治的根源，而要消除统治，就必须消解和抛弃这种二元对立。唯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和具有总体化要求的理性，也才能从根本上完成“划时代”的工作。而阿多诺则不然，他尽管也大力发掘形而上学自身中的否定要素以作为其批判的动力，但他的批判却是以拯救为目的的。事实上这种态度更类似康德：无论其批判看起来是多么激进，但最终还是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是不可抛弃的，一种修正了的形而上学目标也是值得追求的。所以阿多诺始终在寻求“二元”之间的一种和平关系的可能。如维尔默所说，“后现代主义对总体化理性的批判与阿多诺对总体化理性的批判是不同的，区别就在于后现代批判断然拒绝了和解哲学。”“在阿多诺那里，和解哲学的前景代表着在非理性主义面前捍卫理性，代表着某种努力不懈的辩证尝试：在蹩脚的理性中彰显某种略胜一筹的理性的微弱印记。”（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第108页）理性的捍卫，也就是否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连续性，无疑是否定辩证法至关重要的一面。

与后现代的观念相比，否定的辩证法对现代性的态度显然要复杂得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显然是阿多诺的批判中包含着对现代性核心价值的拯救，而后现代主义则没有这一维度。所以蒂德曼才说，阿多诺的许多本质性的概念，如和解、乌托邦等等，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都是缺失的。（Rolf Tiedemann, S.94-95.）如果按照一般的“划时代”标准，那么阿多诺的哲学立场显然游移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就否定的方面而言，阿多诺乃是现代性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已足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行者；而就肯定的方面而言，阿多诺又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无论如何阿多诺都没有这样一种“划时代”要求，因为这二者在他那里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按照“规定了的否定”的观念，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划时代要求乃是一种“非辩证”或“伪辩证”的构想。这种构想鲜明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各项主张之中。

03.

主体死了！？

↑尼采

在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近代的主体性范畴。如果将这些批判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主体死了”。这是继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的又一个深深震撼着形而上学基础的口号。在宣布了主体的死亡之后，后现主义也就进入了某种“无主体”的状态。尽管否定辩证法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之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后现代主义，但“无主体”的状态对阿多诺而言却是无法想象的。在阿多诺看来，主体与客体乃是所有辩证法赖以展开的“非辩证结构”(Theodor W. Adorno, 1997a, S.176.)，从而可以说，主体及其与客体的对立恰是其思想的前提。

阿多诺的主体性批判策略是从近代哲学中发现客体作为独立存在的不可消逝性，并进一步导向客体的优先性。阿多诺说，“主体通常被理解为先验主体。按照唯心主义的学说，主体或者以康德的方式以一种脱质了（unqualifizierten）的材料构造出客观世界，或者干脆将它生产出来——自费希特以来就是如此。”（Theodor W. Adorno, 1997b, S.744.）但这种构造和生产是不成功的，因为就哲学史看，主体性哲学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其范围之外的客体的“踪迹（Spur）”，这些踪迹的存在始终昭示着主体性的有限性。

如果说阿多诺的主体性批判策略是寻求一个主体性之外的“他者”来反抗主体性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性批判，特别是福柯的主体性批判则试图在主体之内寻求一个被压制的“他者”。我们知道，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宣布“上帝死了”，而福柯所揭示的主体内部的“他者”也正是“疯癫”。在理性主体的成长过程中，以疯癫为代表的非理性是一直受到压抑的领域，并且在传统的观念中，对疯癫的压抑程度标定了理性发展和文明的程度。福柯说，“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和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正如‘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的理性者的明智。总之，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米歇尔·福柯，第3页。）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理性对疯癫的压抑本身呢？在福柯看来，这本身并不能说是理性的，而是 “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显然已经非常接近“启蒙的辩证法”了。

但二者主体性批判策略的细微差别却决定着其对待主体性的最终态度。我们不妨以对笛卡儿“我思（Cogito）”概念的批判为例。福柯在笛卡儿那里找到了理性与疯癫的对立截然对立的开始。笛卡尔在其《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认定了疯癫状态与理性的截然对立，并对疯癫采取了断然排斥的态度。“笛卡尔对癫狂的排斥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主体是真理的渊源。主体在这里不是指身体，因为肉体可以消亡，大脑可以被乌烟瘴气侵占。主体也不是意志，因为意志系激情推动，而如笛卡尔所言，没有约束的意志是谬误和罪恶的渊薮。主体是理智，是思想。思想才是真理的本源。”（米歇尔·福柯，第81－82页。）顺便推荐你关注第一哲学家微信公众号［firstphilosopher］，可以第一时间接收最多最全的大哲学家思想，保证一条都不会错过。福柯揭示出了主体理性的另类历史，揭示出其非理性的开端，而这就无异于从根基处表明主体理性的虚假性。而阿多诺则在对笛卡儿的“我思”的解析中突出了“我”作为一个客体的存在，以及客体的优先性：“思”必定是某个“思想者”之“思”，而这种作为“思”的“思想者”的则必定是一个存在物，一个客体。事实上，主体（Subjectum）的最初含义并不是纯粹的主体性，相反，它仅仅意味着某种“在下面的东西”、“奠基着”的东西。而这些都表达着某种“客体性”。（Theodor W. Adorno, 1997a, S.184.）“主体性是以反思活动为条件的，而在反思活动之前，我们并不能否认其客体的存在。（Theodor W. Adorno, 1997a, S.184.）客体的优先性也意味着作为第一存在者的主体的虚假性，这是否定辩证法与“疯癫史”接近的地方。但揭示这种虚假性并非否定辩证法的全部。准确说来，阿多诺揭示的乃是绝对主体性的虚假，他得出的是一个由客体“中介”了的主体，或者说是一个有限的主体性。而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主体性乃是真实的。这正是我们在“疯癫史”中无法发现的维度。

显然，福柯的独特视角，或者说其选择的话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是无可比拟的。所以“疯癫史”似乎给了近代主体理性更加沉重的一击，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高呼“主体死了”！但它的伟大之处也就到此为止。福柯作为一个“专门的知识分子”只是将一个碎片性的事实呈现给我们，却没能进一步展示出主体的全部本质，也没有告诉我们，近代主体性被颠覆之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阿多诺则不然，他将主客体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前提，本身就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某种承认和保存。而否定辩证法的主体性批判的实施，在根本上也是主体对其“他者”的意识。因此，这种批判就表现为主体性对自身的“超出”，而不是自身的毁灭。这种批判的结果也是主体自身经验的丰富，在其中主客体的辩证法才得以充分展现。所以，阿多诺的主体性批判乃是主体性内在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是主体性的拯救。按照这一构想，我们就必须在“主体死了”这句口号的后面加上一个问号。

04.

批判与解构

↑哈贝马斯

关于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被关注的最多的恐怕是其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用哈贝马斯的话说：“阿多诺和德里达都对确定性、总体化以及囊括一切的模式，特别是艺术作品中的有机结构保持高度的敏感。因此，他们都强调寓言先于象征、转喻先于隐喻、浪漫先于古典；他们都把片断当作表现形式，并对一切体系提出质疑。他们都从临界状态出发来推测常规状态。他们都是否定的极端主义者。”（哈贝马斯，219－220）其实，尽管将否定的辩证法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提并论，早已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而非哈贝马斯一人的观点，但这不过是对二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类同的简单概括而已，而并非对二者实质性关系的把握。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类同并不是二者关系的实质，分歧倒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这里需要先澄清一种流俗的看法，即将解构视为纯粹的否定和破坏。这跟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纯粹的、彻底的否定而没有肯定一样有害。事实上，早在海德格尔提出解构这个概念之时就极力为其肯定性辩护，说它“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否定作用始终是隐而不露的，是间接的。”（海德格尔，1997，第26－27页）德里达承认他的解构（dé-construction）乃是海德格尔的解构（Destruktion）的一种“积极的转译”，也作了类似的澄清：“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Being）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德里达，1997年，第18页）显然，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样，解构也有肯定与否定的双重特性。

解构主义的否定方面接近否定的辩证法，这一点不难理解。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德里达“和阿多诺一样，也反对海德格而毫不犹豫地从其对手源始哲学那里模仿过来一种深层姿态”（哈贝马斯，第219页）。然而，与阿多诺抓住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不同，德里达将他的理论目光投向了语言学层面，投向了逻各斯和文字的对立。（德里达，1999，第16－17页）逻各斯与文字的等级关系，似乎是形而上学中诸多等级关系中的一种，而德里达所揭示的压制似乎也仅仅是形而上学中压制的一种。这里，德里达与福柯和阿多诺的策略是类似的，都是试图通过被形而上学排斥的边缘领域，通过形而上学的“他者”来反抗形而上学。所以德里达提出要以文字学来代替逻各斯。在这一意义上，解构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但是，解构的否定策略达到了，或者试图达到什么样的肯定目的呢？在这一点上，德里达远离了阿多诺并再度接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解构直接地指向一个肯定性的目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原始经验，一个比传统形而上学的本原更为本原的本原。而在德里达看来，文字与本原也有着特殊的关系。其实，在一种扩展了的意义上，德里达的文字乃是一种“原文字”（archiecriture），而这种原文字并不是与逻各斯在一个层面上的，它几乎可以等于本原。这样，用文字学代替逻各斯就隐藏着另一种深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德里达的文字学的意义绝非如通常理解的那样，仅限于对语言与文字之间等级关系的颠倒，仅限于对语音中心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毋宁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通过对传统语音中心论的解构，去追问语言与文字分裂之前的共同的‘本原’，追问那使它们得以可能的共同的条件，进而追问一般意义之可能的条件。”（朱刚，第193页）海德格尔的那种“深层姿态”就这样被重新被采纳了。不过，由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种加入了“辩证”的要素，它得出的本原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延异”这种“作为‘本原’的‘原文字’”，一方面被认为是先于逻各斯的，同时却又保持着与逻各斯相对立的形式，即差异性。如果用阿多诺的话说，那便是一种“非－同一性”(Nichtidentitaet)。但不同的是，阿多诺决不会认“非—同一性”为一种本原，一种“先于”同一性的状态。相反，非－同一性是反思的结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后于”同一性的。由于阿多诺固守着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所以其批判所得到的非同一性仍然属于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而如果参考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那么德里达的这种“先于”同一性的状态正是一种改装过的同一性。

解构主义中同样包含着强烈的“划时代”要求。这种要求是以逻各斯与文字学、本源与非本源的鸿沟为最终支持的。辩证地看，这种划时代要求似乎彻底地批判了形而上学，但其依托的基本框架却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反而可以视为其极端的发挥。在这一意义上，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可以适用于德里达。（参阅谢永康，第102－108页。）

05.

非－同一性与多元性

↑福柯

提到非－同一性，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利奥塔的多元性观念。与福柯和德里达相比，利奥塔与阿多诺的关系就要直接得多。利奥塔深入研究过阿多诺的思想，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后现代主张与否定的辩证法区分开来。阿多诺与利奥塔的接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整体是虚假的”。（Theodor W. Adorno, 1997c, S.55.）阿多诺由此得出的是非－同一性思想，而利奥塔则由此提出了多元化主张。但这两种观念无论是在其提出的方式上还是最终的结论上都存在着诸多分歧。所以利奥塔最终认为阿多诺还未进入“后现代”哲学家行列。

利奥塔将现代性诊断为“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通过其合法化程序得到普遍实现，并影响到人类时候生活的组织形式。如果用阿多诺的话说，这一过程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化和体系化。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的合法化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根源则正是在于合法化程序的内部。按照这种程序，“一门未被证明为合法性的科学，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有某种专门制造合法化的说法，它的知识方式是属于前科学的，那么它的地位亦将被归类于‘粗鄙’的叙事说法，被降为最低层次，最后沦为被权势所利用的意识形态或工具。”（利奥塔，第123页）利奥塔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即宏大叙事为其它的知识提供合法性，却不能为自身提供合法性。这样宏大叙事按照其自身就是非法的。如果所有的宏大叙事都被宣布为非法，那么原有的科学的等级体系就轰然倒塌。按照利奥塔的观点，我们便进入了后现代。后现代的状况就意味着“科学只能玩自己的语言游戏”，科学不能为其它的语言游戏提供游戏规则。在这种多元化的状态中，各种语言游戏之间不可通约。利奥塔对合法化危机的论证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方法，亦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的”批判。

但是，这种多元性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却还存在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利奥塔的多元性意味着各种游戏之间的完全独立和不可入状态，也就是对同一性的彻底清除。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并不是彻底排斥同一性。他说，“通过同一性批判，同一性并未消失，而是在质上改变了自身。对象与它的思想的亲和性要素存在于这种同一性之中。”“非－同一性的意识也包含着同一性。”（Theodor W. Adorno, 1997a, S.152.）按照这种观念，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并不必然地得出完全零散的多元状态。阿多诺的和解观念正是寻求一种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或者说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与客体作为互不等同的“元”，之间是存在着交流的，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Ineinander-Sein）。正是这种交流的存在构成了“和”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和”却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制功能，也就是没有利奥塔所说的合法化功能。

这种差异使得利奥塔对阿多诺的批判变得容易理解。在他看来，阿多诺甚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旨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化模式。（利奥塔，第117页）尽管阿多诺发现了不可避免的多元性，但“和解的理想仍然停留在黑格尔的和与现代完全相容的浪漫派的思想范围之内。”（沃尔夫冈·韦尔施，第269页。）按照这种后现代主义观点，阿多诺已经接近了时代转折的门槛，却无论如何不属于后现代。如果从阿多诺的立场出发作出反驳，那必定是对“多元性”的质疑：多元性概念是否隐藏着另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利奥塔“报告”的现代知识中的多元性是否也必须接受批判？事实上，否定的辩证法中就已经包含着答案。在阿多诺看来，绝对的特殊事物，也可以说是多元性中的诸“元”，本身乃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是一种十足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多元性本身也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也可能构成统治。如果这样，利奥塔的划时代工作就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并不能说他的多元性标准已经成功地超出了现代性。

结语

后现代语境中的阿多诺

客观地说，阿多诺是被动地进入后现代的问题探讨之中的。而由于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精神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框架并不尽适合阿多诺。所以，阿多诺在这些探讨中的身份总是成问题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肯定，否定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内在连续性自有其逻辑上的根据。而如果这种连续性得到严肃地对待，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当今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框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划时代”工作进行反思和批评，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后现代精神之间可能的争辩（Auseinandesetzung）展示出来。所以，阿多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后现代精神，而在于其对这个语境的警醒作用。

参考文献：

Theodor W. Adorno, 1997a: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6, Suhrkamp Verlag.

1997b: Zu Subjekt und Objek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10.2, Suhrkamp Verlag.

1997c: Minima Moralia,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4, Suhrkamp Verlag.

1998: Theodor W. Adorno, Metaphysik: Begriff und Probleme, in: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4.Teil, Bd.14, Suhrkamp Verlag.

Rolf Tiedemann, 1991:Begriff, Bild, Name: Ueber Adornos Utopie der Erkenntnis, in: Frankfurter Adorno BlaetterⅡ, edition text+kritik.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2003年：《启蒙的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1998年：《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

海德格尔，1997年：《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哈贝马斯，2004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1999年：《疯癫与文明》，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