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三年”开始，中国大学校园封闭似乎成了常态。预约、验证这套机制被广泛应用，那些具有“名校+景观”双重属性的标志性大学校园，北大、清华、武大、厦大等更是成为众矢之的。清华的郑毓煌教授通过实践行动呼吁大学开放，北大的李植教授更是以“强闯跨栏”的方式拒绝验证入校，加上近期武汉大学宣布取消预约、校园全面开放，中国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再一次成为争论焦点。
先纠正一个流行的错误观点：大学是公立的，由纳税人的钱创办，理应向全民开放。引浙江大学王冠玺教授的话说得在理：公共机构的公共属性，体现在服务公众并接受公众监督，并不体现在物理空间的随意进出。大学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和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本身就是大学公共性的体现。物理空间的开放一旦干扰到教育与科研活动，反而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
还有一种观点：二十年前大学校园就是开放的，也没有影响正常的教学科研。这种说法其实加上了一层“滤镜”。聊聊我的真实体验。大学期间我在系里学生工作办公室打杂，经常有中老年人敲门进来，拿着厚厚一沓卷边的稿纸，声称解决了某个重大社会问题，要求社会学系发表其“成果”。开始我还好奇，后来才知道都是未经任何学术积累的民间科学家。有时被纠缠得太狠，只好用促狭的方式，告诉他们社会学系不搞这么“宏大”的研究，可以到楼上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试试。我们这些社会科学也就算了，据说物理学院被骚扰的次数更多，要是闯进人家实验室里干扰科研怎生是好。
那时一到初夏，提前放假的中小学生旅行团就穿行在未名湖畔，领队老师举着旗子，高声提醒孩子们别掉进水里，石舫上人头攒动，真怕挤下一两个人来。北大校园面积本就没有清华宽敞，景致又集中在湖边，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旅行热门打卡地，踩草坪、攀假山、折花木拍照已初见端倪。
中国大学校园里，相对于不断增长的师生数量，生活、文体设施供应始终不足。如果再向社会开放，也将进一步挤占师生应该享有的空间。食堂和体育场馆不可能层层设卡，我上学时就遇到过校外人士递来现金，让我帮忙刷卡打饭。我乐于助人，但学校食堂因服务师生而享受补贴，这种行为又涉嫌破坏规则。体育场馆更是苦不堪言，师生自用都显紧俏，一旦校园开放，这些场地无论是否收费，都会加剧供不应求的现象。
还有潜在的治安问题。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有女生宿舍丢内衣的情况发生。虽然无法认定嫌疑人就是校外人员，但人员流动性也增加了风险，提升了破案难度。
以上这些现象，之所以在二十年前能被容忍，大约有几个特殊的社会背景：
当时社会经济和消费能力没有如今发达，旅游尤其是名校旅游还没有形成如此规模，对大学校园的侵扰还不算特别严重；
当时城市化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清北这些学校还属于近郊，如今已是核心区域。交通、餐饮、住宿都很便利，大大降低了名校旅游的成本；
当时没有发达的互联网，更别提移动互联网浪潮，很多开放校园的奇葩事件并不为人所知，并不代表这些问题不存在；
当时没有直播经济，不会有大量网红涌进校园拍段子、搞直播；
当时汽车并不普及，偶尔有私家车进入也不会造成太大挤占；
当时……
还有人举欧美的例子，说人家的名校没有围墙，以此论证中国大学校园也该全面放开。但欧美的大学要么远离城镇，要么与城市呈现一种共生关系。比如牛津、剑桥就融入两座市镇，旅游甚至成为其配套产业，这就成为城市治理策略，而不仅仅是大学校园开放的问题。牛津、剑桥市镇的餐饮、交通、乘船、导游都成为受益者，市政也愿意提供相应的管理与引导。即便如此，我在牛津剑桥的朋友也偶有吐槽，近年来中国游客数量快速增长，给治理带来颇多压力。
反观中国大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与周边隔绝的独立生态。校园开放并不能带来城镇整体生态的改善，市政没有动力也没有责任，学校也不能像那些市镇一样有执法权，保安遇到问题只能“劝说”。大学更不会像市镇那样以综合治理为目标，开放对于大学来说没有太多正向激励，全面开放增加的管理成本（比如要雇更多保安，安装更多摄像头）却要落在大学头上。
而且，国人在文化和制度习惯上与欧美不同。欧美大学校园的开放性，建立在对私权的广泛尊重和捍卫之上：校园可以进，但对办公室、实验室等具有明确使用主体的空间，法律上有充分的保护。比如王冠玺教授提到，2009年美国俄勒冈州对一个人发出波特兰州立大学禁入令，理由是他擅自进入学生活动中心的私人区域。国内缺乏这种明晰的权利边界，对于这种“越界”行为更难实施有效的制止、惩罚和警示，完全无差别开放校园，面临的问题远比欧美要多。
时间上，时移世易；空间上，水土不服。无视这些现实困境，而要求中国大学校园无差别向公众开放，似乎有些天真。
再回到文章的标题，我强调的是不该“无差别”开放，而不是应该封闭。每所大学的情况不同，考量这两个维度似乎更合理：社会性价比与决策主体。
所谓社会性价比，是学校选择封闭或开放以及具体管理模式的自主考量。北大、清华以及自带景观属性的名校，完全开放必然带来问题，影响师生的教学、科研与生活。但这不意味着就要完全封闭，现在实施的预约制就是解决方案之一，同时也向校友、入校办事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倾斜。至于预约方式、入校名额等细节，应该交给各个学校自己调整、确定。
因为每所学校面对的“开放”环境不同。越是名校、风景越好，入校参观的需求越高，影响教学科研秩序的风险越大，学校实施限制的动力也越强。如果完全开放，他们将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诸如在每栋教学楼都增加安保和检查、在校园内增加更多巡查力量，这些成本同样是高校（或者说纳税人）承担。
而那些不太知名且没什么风景的学校，反而因为招生压力，应该多多开放，让更多人感受其校园文化和特色课程，形成潜在的推广效果。这类学校平时就算放开，也不会成为游客的焦点，再大张旗鼓搞封闭预约制，系统的开发、验证设备、数据管理等又会增加新的成本，反而得不偿失。
开放与否，开放后如何疏导，限制后如何管理，每所高校面对的具体问题不同，一刀切式的呼吁与现实相违背。成本与收益如何达成动态平衡，不妨让每所学校自己自主决定，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肆意开关。
这就回到下一个问题：高校作为决策主体，不是一个模糊的组织概念，而是由管理者、教师、职工和学生构成的共同体。选择具体的管理方式，应该通过一套有效的共同决议，而不是校领导大手一挥。
就像秦晖教授所说的，我们一直沉浸在大共同体本位的环境之下，往往忽略小共同体的主体性。大学校园开放与否，校领导、老师、职工、学生都是直接相关者，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方式，有助于倾听每个相关者的声音，照顾到更多元的视角和体验。如今的封闭或者开放，仅仅是命令下达，老师、同学、职工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才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通过大学校园的管理方式，让大学真正像个有自主性的“小共同体”，相信大学会根据性价比、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需求，来做出符合大学自身权益的决策。
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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