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至死不认汉奸罪，与日本妻不睦，与鲁迅后人不相往来|周作人晚年|散文|文化人|汉奸|翻译

1962年初冬的北京傍晚，天黑得特别早，八道湾的老院子里，枯树枝晃得人心里发慌。七十多岁的周作人坐在没那么暖的煤炉边，对着摊开的半页译稿揉眼睛。离他出狱已经十几年，离去世只剩五年，这个曾经和鲁迅并肩站在新文化潮头的文坛大拿，活成了胡同里没人敢随便提起的老头儿。你说他这辈子的落差，换谁看了不想问一句，怎么就活成这样了？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干净舒服的散文，北大课堂上侃侃而谈，和哥哥鲁迅一起写文章戳旧势力。后来那大半个辈子，他脑袋上顶个汉奸帽子，兄弟早闹翻，老婆是个脾气别扭的日本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要捋清楚他晚年的难，不能只从他坐牢受审开始说，得往前倒，从文名、婚姻到抗战那步错棋，慢慢拆。

周作人生于1885年，小时候读私塾，是正儿八经的旧读书人路子，1901年考上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本来是想学洋务实业的。后来去日本留学七年，彻底转成了新知识分子，1909年在日本娶了羽太信子。回国就进了北大教书，讲希腊罗马文学，还给普通读者写文章讲西方文学，写东西不装腔不堆词藻，至今都有人说他的散文是现代白话的范本。

二三十年代他名声有多响，圈里人都夸他学养够、文字有味，也正因为这样，后来的命运落差才特别扎眼。谁能想到，这么一位学界大拿，后来会落到那样的境地。

刚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桩中日婚姻挺新鲜，两人在日本认识，互相都对对方满意，结果带回国内过日子，问题全冒出来了。钱不够花是头一个，周作人北大教书加写文章，收入在当时知识分子里不算低，可羽太信子把日本老家的亲戚接来一堆，全住在八道湾的院子里，人多花销大，经常工资还没发，就提前花没了，日子慢慢就紧起来。

文化习惯撞得凶是第二个，绍兴周家讲长幼有序，花钱要省着来，羽太信子是日本城市家庭长大，消费观念不一样，生活讲究排场。大到要不要接亲戚来住，小到买布料选贵的还是便宜的，全闹矛盾。周作人夹在中间，一边要填钱窟窿，一边哄老婆，还要照顾哥哥鲁迅的情绪，时间久了偏向老婆，亲兄弟的裂痕就出来了。

后来鲁迅搬出八道湾，这事儿说白了，羽太信子搅出来的家庭矛盾，绝对是重要原因。这裂痕跟着周作人一辈子，羽太信子在中国生活几十年，也没融进周家。周作人对她，有责任也有说不出的累，晚年为了照顾生病的她，耗了大半精力，夫妻俩关系一直僵着。

1937年北平沦陷，大批文化人都南下跑了，周作人偏偏留了下来。那时候伪政权想拉知名文化人撑台面，给他抛了橄榄枝，他没拒绝，接了伪职出来做事。这事儿不管放在当时还是现在，法理道义都站不住脚，战后审判他，扣汉奸帽子完全不冤。

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到死都不认这个罪。他说自己只做学术，不管政治，留下来就是想在夹缝里保住点文化的东西，不是主动投敌卖国。他一直把自己当纯粹的文化人，觉得只要做的是文化工作，就和政治划清了界限。

可那是国破家亡的时候，这种中间态度根本没地方放，法律舆论都不买他的账，汉奸这个标签就一直贴到他死，他也不肯揭下来。

1949年保释出狱的时候，周作人已经六十多了，政治身份敏感，也没稳定收入。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做特约译者，靠翻译赚稿费养家。五六十年代他一个月稿费差不多两百，后来涨到四百，看着比普通职工高，可架不住他家人口多，羽太信子常年吃药，医药费就占了一大半，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

他晚年给朋友写信，三句话不离钱不够用，要多赶稿子赚稿费。1962年北京物资紧张，肉都要凭票买，周家连腊八节熬粥的米都凑不出来，他写在信里语气平平，可看着就让人难受。

有一次羽太信子发脾气骂他，说天天翻那些外国书有什么用，当年在北大教书多体面。周作人只说了一句，那都过去了，翻书能赚几块钱，总比闲着强。俩人对生活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他觉得能靠翻译吃饭，就还有点文人的尊严，老婆只觉得好日子一去不返，天天郁闷，夫妻俩晚年的矛盾，大半都是这么来的。

说到周作人，绕不开鲁迅，可晚年的周作人，和鲁迅后人几乎没来往。鲁迅去世的时候，兄弟俩已经断了联系，后来鲁迅成了新文化的旗帜，地位越来越高，周作人顶着汉奸帽子，处在另一边，两家后人根本没法往来。

周作人从来不主动联系鲁迅后人，家里小辈问起要不要走动走动，他就说，人家有人家的日子，不说见也不说不见，其实就是默认不来往。说白了这也是互相保护，那个年代，鲁迅后人主动接触汉奸家属，那是天大的麻烦，周作人这边，和鲁迅家族走得近，也容易惹出事，不见面不联系，对两边都是最安全的选择。

周作人晚年聊起鲁迅，只说学术上的事儿，从来不提私人恩怨，对鲁迅后人也从不评论，这份克制里，全是说不出的尴尬。

1967年周作人去世，活了八十二岁，到死都没认汉奸罪。在他自己的逻辑里，当年留在北平只是为了做学问谋生计，不是主动出卖民族，他从来就把自己当文人，不是搞政治的。

这话放在今天看确实苍白，客观上他接了伪职，法律也判了，这个污点洗不掉。可换个角度看，他的固执，也只是坚持自己对自己的定位罢了。他晚年一直没停翻译写文章，留下了一大堆译稿和散文，现在大家评价他，也都是一边批评他当年的选择，一边肯定他的文学和学术价值，这种功过都有的状态，本来就是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