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金霞
在明代，你若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就会看到告示。县衙门口有，村镇粉壁上有，石碑上也有。白纸黑字，朱红大印，抬头就是“示仰”二字，意思是“下面的话你们都听着”。这些告示内容五花八门，有的让人笑掉大牙，有的让人心头一热，有的则让人忍不住骂一句“瞎折腾”。刘涛的新著《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专门研究这些老告示，读来颇有意思。
《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
刘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先说一则笑话。明代有个衙门叫行人司，听着清贵——“非科甲不选，非王命不行”，好像挺显贵。实际上呢？行人司衙门孤孑，连个隶役都没有。官署大堂下有一口井，井水甘冽，附近老百姓都来打水。更有胆大的妇人，打完水不走，竟大摇大摆地登上公座，在上面缠起小脚来。当时有位文士看不下去，模仿行人司行人的口气写了则告示：“示仰邻居担水妇人，不许擅登公座上缠足。如违，本官亲咬三口。”这则告示出自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当时就被传为笑谈。
跟这则“咬三口”形成对比的，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告示。朱元璋明白，告示写得再漂亮，不如百姓听得进去。他在全国各地建“申明亭”和“旌善亭”，做了坏事，写明罪状贴在申明亭上；行了善、尽了孝，名字上旌善亭，传誉乡里。说白了，就是古代的“红黑榜”。他另设“木铎老人”，每月六次走村串户，摇着木铎高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二十四字的“圣谕六言”，堪称明代最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
明代的告示里，还有不少颇具“现代眼光”的内容。成化十年（1474年），明宪宗命提督九门内官巡视城池，出榜禁约沿河居民“毋得秽污”——就是不准往护城河里倒垃圾、排污。这大概是明代最早的“环保告示”了。同样务实的还有海瑞。他在淳安县当知县时，发现底下人征收钱粮时巧立名目多收“火耗银”，老百姓苦不堪言。海瑞直接贴出《定耗银告示》，耗银一律加收二分，一钱加二厘，一两加二分，明码标价，不许多收。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再也不用怕被收钱的人忽悠了。
在告示中，还有很多教化百姓，劝化风俗的内容。明代不少地方好饮成风，有人喝了酒就到衙门撒泼，“虽至县庭，犹乘醉妄言，甘心受责”。为了制止饮酒之风，慈溪县知县薛应旂在《晓谕齐民》告示中规定：县前直街的酒铺一律不许卖酒，改卖饭，“如有犯者，著地方总甲送县惩治”。这一手“釜底抽薪”，够狠。赌博更是官府严厉打击的对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吕坤说得明白：赌博是“败家之源、做贼之根”，开场子的好比窝主，赌博的好比盗贼。他主张在各州县乡村印贴告示，悬赏捉拿赌棍——“拿获真正赌博者，追银十两充赏”。
而有些告示，不仅无用，还很荒唐。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下“禁猪令”“违者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老百姓吓坏了，赶紧把猪杀光，小猪崽也被掘地埋掉。最后，由于百姓的不满、朝臣的极力劝谏，这一禁令在施行不到三个月便无疾而终。万历年间，某官员禁止捕蛙射鸟，衙役趁机四散下乡讹诈，“每遇渔舟，辄诬为捕蛙”，搞得民不聊生。难怪当时有人感叹道：“榜文告谕遍满垣壁，天下几困于文法，而绝无实用于民时，人之谓故纸世界。”
不过，灾荒年间的告示，那真是救命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河南先旱后蝗，蝗蝻啃得庄稼只剩秆子。巡抚急出告示：“每打蝗蝻一斗，即给仓粟一斗。”老百姓一听有粮换，连夜下地扑蝗，几天工夫，诸县蝗虫灭尽。灾荒缺粮时，官员出榜沿途市井，欢迎南方粮商运米北上赈济，许以“米至二百石以上赐敕奖励”“复其身役”等优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市场手段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读完刘涛的这本书，你会发现，一张张泛黄的告示背后，藏着的不只是一个王朝的治理逻辑，更是几百年前的官民互动、世道人心。全书以告示榜文为中心线索，不仅系统梳理了明代的告示榜文制度，还深入分析了告示榜文在吏弊防治、赋役征派、风俗教化、基层治安、灾荒赈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客观揭示了告示榜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虚文搪塞、奉行故事、实效不足的治理局限，立体还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众之间真实而复杂的互动图景。这种兼顾正面效能与现实局限的辩证审视，使研究更具历史质感与思辨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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