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七旬老头，聚在一起庆生，寿筵摆了二十多桌，成为召公县西山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三个老头，金贵、银贵、铜贵，一卵同胎，当年更是引爆十里八乡的号外新闻。
五代单传的牛家，忽然天降祥瑞，牛爸狠狠扬眉吐气了一回。可那点得意劲儿，连一袋烟工夫都没撑住，他就蹲在门槛上连连叹息：“三个带把儿的，往后的日子咋熬啊。”
家里穷得叮当响，三间土坯房，雨天漏得没处下脚，冬天北风灌进来，跟住在野地里差不多。三个孩子没穿过几件新衣裳，没吃过几顿鼓肚饭，瘦得跟猴儿似的，村里人见了都摇头。
好歹都拉扯大了，也只上到小学。不是不想念，是实在供不起。
在县招待所当厨师的大舅，心疼妹家生活恓惶，硬着头皮跟领导麻缠，讨了一个临时帮厨指标。
“你们仨，谁去？”大舅问。
金贵想都没想，一手一个，把两个弟弟推到前面。
银贵那年十七，瘦高个儿，白净脸儿。大舅一眼就相中了：“就银贵吧，这模样端盘子也体面。”
银贵就这么参加了工作。
烧火、择菜、洗碗，啥脏活累活都干过。后来跟师傅学了一手好刀工，萝卜都能雕出花来。再后来，新县长经常来吃饭，看他手脚麻利，人也勤快，就把他要去做通讯员——端茶倒水、跑腿送信、通知会议、收拾屋子。再后来，再再后来，招了工，转了干，安排到县工商局，一步步熬到后勤科长。
六十岁退休，享受有关公务员待遇，每月六千五百元。除接送孙辈上下学，银贵与老伴一起练字、打牌、遛弯、旅游，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铜贵进了乡镇煤矿。井下挖煤，一干二十多年，肺里吸满了煤尘，一到冬天就咳得弯下腰，好半天直不起来。矿上后来改制，他办了病退手续，每月两千五百元。
孙子孙女要上补习班，儿子在城里买房月月还贷，他不得已到小区当保安，穿一身灰制服，每天站岗巡逻十二小时，每月多挣一千二百元。
金贵哪也没去，负责守家护院。他是种地好手，春播秋收，手上全是裂口，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黢。老娘瘫了两年，他端屎端尿，很少让弟弟们操心。老娘走后，老爹又病倒了，他又伺候了两年。等把老爹也送走了，他自己也六十多了，腰弯了，腿疼得走不了远路。
他也有养老金，每月二百五十元。
三兄弟感情很好。逢年过节，银贵从县城回来，铜贵从镇上回来，在金贵那三间老屋里摆一桌。金贵炖只鸡，炒盘鸡蛋，拍两根黄瓜；银贵带酒，铜贵带烟。三个人坐在一起，慢慢喝，慢慢聊。
有一回，银贵多喝了两杯，眼圈红了：“大哥，我对不住你，当年要不是你让着我去，今天种地的就是我了。”
金贵摆摆手：“说这干啥。你脑子灵光，本来就该去。”
铜贵低头嚼着花生，嘟囔着说：“啥虫拱啥木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谈天谈地，谈人谈事，可有一桩事，仨兄弟都羞于启齿——养老金。
有一回，村里一个后生不知深浅，追着铜贵问：“三叔，你钻了半辈子黑窟窿（煤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铜贵一愣，含糊道：“不多，不多。”
后生不识趣，又追问了一句。
铜贵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最后编了个谎：“三四千吧。”说完自己都觉得脸上发烫，把脸扭到一边。
他不是觉得两千五百元丢人，他是觉得——一样的爹娘生的，一样的泥腿子出身，凭什么大哥领二百五，二哥拿六千五？不是人家不配，是自己心里过不去。
这话他跟谁也没说过，但每次算钱的时候，心里都硌得慌。
银贵也羞于开口。
论吃苦，论出力，论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比不上务农的大哥，也比不上下窑挖煤的三弟。可为什么他自己的退休金比他们高出几倍、几十倍？为什么政策要在亲兄弟间划出个三六九等？他甚至动过念头，想把每年涨的那部分养老金捐出去。
可他张不开嘴，也不好意思劝谁想开点。
老大金贵呢，更羞于开口了。有人问他养老金，他总笑呵呵地说：“够了够了，粮油瓜果蔬菜啥都不用买，儿女也不要我管，平时花不了几个钱。”
其实他心里也想过——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交了那么多年公粮，撑起了城里的工厂和大楼，也算问心无愧了。兴许有一日，国家有能力了，出台政策了，会把他们的待遇提上来。
但也只是想想。
两个弟弟日子比他好，他就高兴。银贵带他去过一趟西安，看了兵马俑，他回来跟村里人念叨了半年。铜贵每次回来都给他带药，治腰治腿的，还有大包小包的肉蛋奶。这就够了。
七十岁本命年，银贵提议隆重庆祝一下，并自告奋勇全权操办，钱也全由他出。孙男娣女都回来了，房前屋后摆了二十来桌，左邻右舍也纷纷登门祝贺，煞是风光气派。
热闹过后，曲终人散，一切回归日常。众人各安其位，带着痛并快乐着的坚韧，烦并期待着的心境，踏实步入属于自己的烟火人生……
作者简介：李林洲，河南济源邵原镇人，原济源广播电视台台长、济源日报副总编。精研汉语言文学，长为诗词歌赋，尤善中国历史文化。现任邵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邵州古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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