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7日晚上九点，四川广元利州区荣山镇渔龙村三组的春夜还带着凉意。
李恩珍家的菜地里，一口杀年猪用的大铁锅架在临时垒的土灶上，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白汽翻滚着往上冲。
铁锅上面倒扣着一个大木桶，桶盖用竹簸箕和石块压死了。
她丈夫严斌蹲在灶口添柴，两个穿红袍的“巫师”樊强、胡军站在一旁，嘴里念着没人听得懂的咒语。
李恩珍在里面喊的第一声，整个村子都听见了。
她喊的是“烫死我了，放我出去”。
声音从木桶的缝隙里挤出来，尖锐、凄厉，穿透了菜地边围观的十几个村民。
她不是不想跑。
她拼命撞桶壁，木桶被她撞得来回晃，手腕被麻绳固定在桶内铁环上，动不了。
后来法医的尸检报告写得很清楚：全身烫伤面积85%，其中三度重度烫伤占65%，呼吸道黏膜严重充血水肿，心肺等多处内脏器官受损，死因是高温蒸汽灼烧叠加密闭空间缺氧。
换句话说，她是被活活蒸死的。
蒸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村里68岁的老人刘军最先觉得不对。
他听着桶里的叫声越来越弱，从刚开始的剧烈哭喊变成沙哑的呻吟，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他上前拽住樊强，说你们这样要出人命。
樊强一把甩开他，说那不是李恩珍在哭，是附在她身上的恶鬼在惨叫。
这时候已经有村民想上前把木桶掀开，但两个“巫师”挡在前面。
樊强举着桃木剑喊，胡军更狠，直接对着围观的人说——谁敢打断仪式，恶鬼就附到谁身上。
这句话把所有人钉住了。
那些村民不是不知道李恩珍在里面快不行了，但他们更怕招惹上不干净的东西。
有人小声嘀咕了几句，有人转身回了家，没有人再去掀那个桶盖。
李恩珍的死不是一次突然的冲动，是一步一步攒出来的绝望。
她1974年出生在渔龙村，父母是表兄妹近亲结婚。
这种婚姻在山高路远的农村并不罕见，但代价全压在孩子身上。
她姐姐天生重度斜视，她自己上初三那年忽然在课堂上摔碎课本、大喊大叫，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她不是没有好过。
病情稳定的时候，她能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后来嫁给了同村的严斌，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虽然穷，但也能过。
从2013年开始，她的病情忽然加重了，幻听越来越严重，经常一个人对着空墙自言自语，说有人骂她、要害她。
严斌带她去镇上的医院看过，每月药费大概800块，占全家收入的六成。
药不能停，一停就复发，复发了又得加量。
这个家庭被拖垮了。
人一旦走投无路，就容易抓住任何一根稻草。
村里有人跟严斌说，你媳妇这病不是身体上的事，是让脏东西缠上了，找个先生来驱驱邪就好了。
严斌信了。
他找到了在附近几个村镇小有名气的“巫师”樊强和胡军。
这两个人常年游走在乡间，靠算命驱邪混饭吃，樊强之前就因违规驱邪导致村民轻微烫伤被村干部警告过，胡军早年出过车祸落下腿疾，此后就以看风水为生。
他们到严家转了一圈，信誓旦旦地说李恩珍确实被恶鬼附身，必须用熏蒸秘法才能把邪祟逼出来，否则全家都会遭殃。
李恩珍自己大概也信了。
她常年被幻听折磨，正常生活都被搅碎了，听说有办法能赶走脑子里的那些声音，甚至主动求过两位“大师”救她。
法院后来认定的数字是：樊强、胡军因犯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赔偿李恩珍家属共计10.5万元。
而亲手给铁锅添柴、把妻子蒸死在木桶里的严斌，没有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这个判决当年激起了极大的争议。
很多人想不通：一个大活人被活活蒸死了，凶手才判四年。
丈夫亲手烧的火，居然什么事都没有。
但法律的逻辑和情绪的逻辑并不总是一条线。
刑法第三百条规定，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期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法院判四年，是在法定量刑幅度内的裁量。
法院审理认为，两名巫师主观上没有直接杀人的故意，客观上是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导致了被害人死亡，更符合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而严斌的行为更接近于过失，他在封建迷信的严重蛊惑下实施了加柴行为，案发后主动报警、配合调查，情节相对较轻，警方最终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这起案子后来成为很多法学课堂上讨论“迷信犯罪与故意杀人罪界限”的典型案例。
但法学讨论之外，摆在面前的是一个更沉重的问题：李恩珍死之前的那段时间，如果有人能告诉她，你耳朵里的声音不是鬼，是病，得吃药，管用。
如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覆盖那每月800块的精神类药物费用，如果渔龙村有一个能定期上门的精神卫生服务人员，而不是两个游走在村际的“巫师”，她大概现在还活着。
2016年的广元清蒸活人案已经过去多年。
菜地里的铁锅和木桶早被拆走了，香蜡纸钱的残灰也被雨水冲进泥土里。
但有些东西大概没有被冲走——那些围观的村民，那个亲手添柴的丈夫，还有那个在桶里喊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女人。
她最后的遗言，是隔着木桶板，喊了两声“娘”。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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