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我认为我无罪。”
用尽全身力气，摘下口罩，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
2026年5月11日，屈晓玲袭警案一审宣判。彼时，这个罹患鼻型细胞淋巴癌的农妇，已病得几乎说不出连贯的句子。
整整三年。从2021年7月事发，到2026年5月判决，时间横亘的三年里，她丈夫被错羁164天拿到了国家赔偿，镇政府强拆行为被两级法院认定违法，她的身体从正常变成了近乎失语。
而在走完这套漫长的流程后，迁西县法院告诉她：你犯袭警罪，但鉴于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她咽不下这口气。
27亩荒坑承包50年，说拆就拆了
事情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2001年4月，屈晓玲的丈夫韩国，与河北唐山滦州市黄庄村委会签了一份《荒坑承包协议书》。27亩荒坑，就在205国道边上。租期50年，租金5万元。
起初韩国想养鱼，被告知国道边不能养。后来他用废石料、沙土慢慢填坑，一直填到2017年，种上了一大片树。
到2021年3月，又到该交租续约的时候。他揣着钱去找村委会，对方摆摆手说：这钱不能收了。
不收了？为什么？
那块地被滦州市政府看上了，要建重点项目——205国道综合服务区。
市里发了征地公告。村委会上门送《解除荒坑协议通知书》。韩国没签，因为补偿的事根本没谈拢。
他还在等一个说法，一个方案，一块钱。
2021年7月19日晚上，雷庄镇政府的人摸上门来了。谈了一晚上，没谈拢。临走撂下一句话：不管同不同意，明天一早强制进场施工。
70个警察围过来了，拽腿、拖人、一片混乱
第二天一早，凌晨4点多，韩国就爬起来穿防弹衣、戴头盔，把铲车开到荒坑东北角，把自己围在木头堆里。他知道有人要来。
屈晓玲给丈夫送早饭的时候，从厨房拿了把旧菜刀，揣进布包。
76岁的婆婆戚玉芝不放心，也叫上女儿赶了过来。
早上7点左右，一辆又一辆车停在路边。小汽车，警车，救护车。人黑压压地从车上走下来，站在木头堆外面。
70名警力。 滦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大队长冯国忠带着副大队长杨爱民，50名特巡警，全部到场。
一开始，韩国和几个穿便衣的人在木头堆旁边交涉。有人靠近铲车，有人在录像。一段监控视频记录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7时4分，一名黑衣男子突然上前拽住韩国的腿，使劲往下拉。
那名黑衣男子是杨爱民。便衣。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做工作”的任务。
与此同时，木头堆外站着的一群人涌了进去。有穿制服的警察，有穿橙色背心的工人。
屈晓玲转身跑向铲车，从布包里掏出那把菜刀，砍向拽丈夫下车的民警。
一刀下去，冯国忠的头部鲜血直流。另一名辅警在制止过程中被屈晓玲抓伤胳膊。事后鉴定，两人均为轻微伤。
混乱中，正在往上涌的辅警一脚踹到了韩国母亲戚玉芝的脸上。老人家从包里摸出一根针锥子，朝辅警腿上扎了过去。
不到一分钟，韩国、屈晓玲、戚玉芝三个全被控制。
当天三人因涉嫌袭警罪被刑拘。
法院判了：镇政府的强制进场“明显超越职权”
案子一拖就是大半年。
2021年12月30日，滦州市检察院决定：韩国的袭警罪查不清事实，不起诉；戚玉芝的犯罪情节轻微，年满75周岁，不起诉。
妻子屈晓玲，却始终被锁在指控中——她是唯一一个走到法庭上的人。
韩国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雷庄镇政府告上了法庭。
2022年5月，滦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雷庄镇政府的强制清表行为违法。
镇政府不服，上诉。
2022年9月，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下来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山两级法院都在判决书上写明了同一行字——镇政府强制进场的行为 “明显超越职权” 。
换言之，政府在强行清表之前，根本没跟当事人谈拢补偿方案，没走完法定程序，把该由法律裁决的事情，直接升级为强拆行动。
公安部早有禁令：严禁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现在，那个关键的问题终于绕不过去了——如果镇政府违法，那警察在现场是在干什么？
被两级法院认定越权的强制清表行为，从一开始就缺乏合法性。而屈晓玲辩护律师的立场非常明确：这场由雷庄镇政府牵头实施的强制清表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现场民警违反禁令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并非“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 。
有没有什么规定，禁止警察参与征地拆迁？
有。
时间拉回2011年，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中明确写入：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这份文件措辞之严厉，让基层执法者没有揣摩余地。在之后的数年间，公安部以不同形式再三重申这一禁令，将其定为中国警察执法的“高压红线”。
而2021年7月20日的那个早晨，滦州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的50名警力，就是在这条红线面前站住了——站错了位置。
公安部明令禁止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对随意动用警力参与强制拆迁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定在多年后被反复引用，却无法改变那个早晨的既定事实。
现场视频清楚拍下：便衣民警在韩国不知情的情况下上前拽腿，远处站满穿制服的警察。这不是“协助维持秩序”，这是在参与一场已经被两级法院认定为“违法”的强拆。
在事发的关键节点，舆论迅速击中要害。《现代快报》以“全面核查农妇袭警案，呵护民心”为题发表的评论，将问题剖得相当干净：
滦州市公安局在明知强制征地行政行为违法的前提下，仍然出动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其行为并非依法执行职务。在强制清表的行为有错的基础上，当地警方错上加错，使得干群矛盾被激化。
——这句话把整个事件的逻辑链条扣死了。先确认源头违法，然后指出警察行为违法，最后揭示警力的介入直接激化了矛盾。
韩国对一审判决的质疑言简意赅：判决书明确认定“警察参与了政府强制进场时的协商活动”，却不认为警察行为违法。他反问：警察“到场”已经违反了禁令，已经违法，既然警察违法，那妻子反抗警察，算不算正当防卫？
但一审判决书全文没有用这个规定去评价警察“到场”及“先动手”的合法性。这让“袭警罪”的核心要件——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在屈晓玲案中成了争议的无人区。
从“重判”到“定罪免罚”，这三年发生了什么？
2023年5月9日，屈晓玲袭警案一审在迁西县法院开庭。彼时她的病情已有征兆，但尚能开口为自己辩护。辩护人做的是无罪辩护。
按正常流程，此案应在庭审后不久宣判。但法院做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决定——连续9次延长审限，直到2026年5月11日。
这漫长到离谱的审限背后，折射出司法机关在定罪与情理之间的艰难权衡。要判她有罪，辩护方陈述的事实链无可回避——源头违法、民警违规、视频显示警察先动手。要判她无罪，袭警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重罪，法官不能不掂量。
最终，法院在这个死结里找到了一个“出路”：袭警罪，免予刑事处罚。
“定罪免罚” ——这四个字听着似乎是“宽大处理”。可对屈晓玲来说，它意味着她这辈子在刑法档案里永远刻着“有罪”二字。
她扛不住了。身体的另一根肋骨在冲突中断裂，与两年后确诊的淋巴癌并肩折磨着她的躯壳。她的语言能力已经开始萎缩，说话含糊不清，一句话要停顿好几次才能说完。但她在2026年5月17日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依然在5月26日委托律师，向唐山中院交上了上诉状。
一位罹患绝症、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农妇，在生命的倒计时里反复做出的唯一选择，是上诉。
这个案子撕开的裂缝，比我们想象的要深
屈晓玲案之所以引起巨大关注，不只因为它是一个农妇反抗强拆的故事，而在于它把那些散落在政策文件里的理想原则，与执法现场的权力失序之间的裂缝，全都暴露在公众视野里。
它触及了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层：镇政府违法在先，算不算“起因”？
唐山两级法院确认镇政府强制进场“明显超越职权”，意味着整个强拆在行政法层面站不住脚。但这一认定在屈晓玲的袭警案中被巧妙绕开，仿佛袭警案与违法强拆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
可所有这一切，始于一份补偿一直没谈拢的征地公告。
第二层：警察到底能不能参与征地拆迁？
公安部明令禁止警察介入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这是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当滦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带着50名特警走进施工现场时，他们的行为已经踩在了红线上。
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如果警察的行为本身违规，那么“袭警”的前提就不存在。
这层逻辑，是屈晓玲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
第三层：一个身患癌症的农妇，为什么非要“讨个说法”？
屈晓玲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叫人心酸：“妈妈就是想证明自己没有错。”
在无数个躺在病床上喘息的深夜里，她脑子里反复回放的不是那把挥出去的菜刀，而是丈夫被从铲车上拽下去的画面。她一生没读过法律，没上过法庭，不知道法条怎么写，但她知道一件事：如果政府做的事违法，如果警察不该站在那里，那她这刀为什么要算在罪里？
五年了，答案还在路上
2021年7月那场冲突，距今已将近五年。
屈晓玲如今已经很难正常开口说话，那把菜刀早就被当成物证收了回去。她丈夫韩国打赢了行政官司，拿到了7.8万元的国家赔偿，但那是“错误羁押164天”的赔偿，不是“征地违法”的赔偿。
她二审的案件还在唐山中院的路上，二审能否推翻“定罪免罚”，没有人敢打包票。但她坚持上诉的消息传出来那天，网上铺天盖地全是同一条转发语。
“到这一步了，这个农妇还要的不是轻判，是无罪。”
这句话底下，扎满了像她一样——被权力推搡，被法律程序碾压，可从未低头的普通人。
一个人如果拿着假枪来抓你，你反抗算袭警吗？如果一个行为本身不被法律许可，执行这个行为的人能叫“依法执行职务”吗？
这些问题，是屈晓玲在拿命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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