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5日下午两点多，海南昌江县王下乡的村口石桥上。
刘进荣叼着烟，斜靠着栏杆。
阳光很好，他大概在想接下来该去哪个矿场再敲一笔。
312米外的433高地上，狙击手郑小红已经趴了三天三夜。
瞄准镜的十字线稳稳套在他右大腿上。
枪响的一瞬间，刘进荣踉跄着弯腰捂腿，血顺着迷彩裤往下淌。
他反应极快，左手去摸腰间的五四式手枪。
第二颗子弹紧跟着就到了，打在他腰侧，枪掉在石桥上，哐当一声。
他滚下石桥，拖着伤腿往灌木丛里爬，身后拖了一路的血。
十二分钟后，他被突击队员按在地上，手铐反铐住了那双曾经握过钢枪、后来沾满鲜血的手。
刘进荣是1960年出生的海南黎族山里娃。
16岁初中毕业就参了军。
在部队他是一把好手，侦察连出身，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随55军主攻谅山。
在扣马山的热带丛林里执行过多次侦察任务，枪法准到被人叫“神枪手”，立过三等功。
但军功章的背面，这个人性格里的暴戾和自负也一直在长。
他爱擅自行动，顶撞上级，对没立功的战友出言不逊，是领导眼里出了名的刺头。
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特种兵编制，侦察兵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但他把这份骄傲带回了地方，却没有地方能接住它。
1980年代初的海南，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旧体制在松动，新规则还没建起来。
和他同批立功的战友，有的借着政策进了好单位，有的靠关系搞起了贸易。
而只有初中文化、没有背景的刘进荣，只能回到佳头村继续种地。
他试过创业，买过养猪的书，种过中药材，但他性子急，急于求成，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他把这归结为运气不好、社会不公，整天阴沉着脸，和村里的地痞混在一起。
黎族村寨向来有械斗传统，转型期的基层治理又薄弱，派出所就那么几个人几条枪，根本管不过来。
刘进荣的侦察兵身手在这种环境里反倒成了“优势”。
每次邻村冲突他都冲在前面，凭着战术和狠劲打赢几场。
不仅帮本村抢到了资源，更尝到了权力的滋味——那些混混围着他喊“大哥”，眼神里全是敬畏。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88年农历三月三。
黎族的爱情节撞上海南第一届椰子节，东方镇的赛歌会上人声鼎沸。
刘进荣的同村小弟看上了一个姑娘，可姑娘和邻村一个小伙对歌投缘，眼看就要钻进树林私会。
在当时的村寨观念里，本村姑娘被外村人勾走是奇耻大辱。
小弟们气不过上前搅局，口角很快升级为拳脚。
刘进荣赶到时，看见自己人被围殴，顿时红了眼。
他从腰间拔出随身携带的军用匕首，朝着人群一通乱刺。
混乱中一刀正刺中那个小伙的大腿动脉。
人送医路上就没了。
巡逻民警闻声赶来，扭住他喊人拿绳子捆。
刘进荣当过侦察兵，反应极快，趁乱飞起一脚踢倒民警，挣脱人群一头扎进了深山。
在山里躲了大半年后，几个昔日的狐朋狗友带着酒菜进山找他。
酒过三巡，有人说了一句“横竖都是死，不如干票大的”。
这句话像火星溅进了火药桶。
1988年9月，他潜回村里，召集了三十多个地痞流氓、刑满释放人员和逃犯，拍着桌子喊。
“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赚不了钱，跟我抢金矿、收保护费，天大的事我担着。”
二十三个人愿意跟他干，“东方帮”就此成立。
他定下的第一条规矩是：第一票必须杀人立威，让所有人都没有退路。
那时候海南建省不久，金矿开发处于无序扩张状态，监管几乎是空白。
抱板镇、广坝农场一带私人金矿遍地开花，矿主们争相开采，却没有足够的安保力量。
刘进荣带着人深夜突袭广坝农场的一处金矿，用火药枪和匕首连杀两人，抢了七八万。
仅仅二十多天后又洗劫了东方三甲矿区，开枪打伤矿主和四名矿工，抢了二十多万。
有了钱，他第一件事就是买枪。
当时中越边境贸易活跃，越南历经数十年战争民间散落大量制式枪支。
而中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枪支管理法，大量五四式、六四式手枪、AK47冲锋枪通过边境流入海南。
刘进荣花十多万购置了二十多支军用手枪、微型冲锋枪，还有手榴弹、望远镜、对讲机和吉普车。
每天带着手下在深山里练潜伏、练射击，硬是把一群乌合之众练成了装备精良的“地下军队”。
此后几年间，他接连洗劫昌江七差金矿、乐东千家镇等多处矿场，放火烧屋，活埋矿工，敲诈勒索，手段极其残忍。
到1991年，他不仅大摇大摆回村居住，还在家门口设岗哨，出门前呼后拥。
甚至公然袭击了两个乡派出所，砸毁门窗，抢走枪支弹药，在墙上贴纸条写“派出所不过如此”。
更猖狂的是，1992年他还给东方市公安局寄去一封挑衅信，白纸黑字写着“东方帮在此，政府奈我何”。
警方不是没动过他。
1991年10月，公安部将刘进荣团伙列为海南头号大案，省公安厅与武警海南总队联合成立专案组。
但抓捕难度极大——刘进荣熟悉地形，反侦察能力极强。
更致命的是他手里有对讲机，能截获警方的通讯。
专案组派出的第一个卧底符永健，是黎族退伍侦察兵，军事素质过硬。
他以“退伍后没活路”为由潜入团伙，曾两次冒险传递情报，却因为对讲机信号被刘进荣捕获而暴露。
刘进荣把他诱到深山小溪边，用枪抵着额头逼问，符永健咬紧牙关一个字没吐。
被枪击、刀刺后沉尸江中。
遗体半个月后才被砍柴的村民发现，手里还攥着半截被扯断的通讯天线。
第二个卧底刘进明，是刘进荣同村同族的堂兄弟，同样是侦察兵出身。
他凭着血缘关系和过硬的军事素质获得了刘进荣的初步信任。
用加密微型对讲机先后传出了武器库位置、刘进荣的作息规律、团伙骨干名单等关键情报。
但在一次假转移考验中，他误信了刘进荣故意放出的假情报，导致警方围捕扑空。
第二天，刘进荣把他捆起来，踹倒在地。
刘进明知道必死，反而挺直腰杆说：“你作恶多端，杀害无辜百姓，我是替天行道。”
刘进荣让人把他装进麻袋，沉入昌化江。
刘进明牺牲时三十岁，家里七口人全靠他养活。
老母亲得知死讯当场气绝身亡。
由于当时他没有正式编制，迟迟未能评为烈士。
直到一年后在专案组多次申请下，才被追授“见义勇为”称号，家属领到五千元抚恤金。
连续两名卧底牺牲，让专案组下定决心不再靠内线渗透，改为“定点狙击加多路围捕”。
1993年2月22日深夜，代号“潜Ⅰ行动”正式启动。
七十二名队员分成五大功能小组，配备狙击步枪、冲锋枪、催泪弹和加密电台，对王下乡形成三层封锁圈。
突击组在433高地上潜伏了整整三天三夜，忍受着蚊虫叮咬、昼夜温差和极度疲劳。
终于在2月25日下午等到了刘进荣走出屋门。
两名狙击手同时开火，一枪命中右腿，一枪命中腰侧，彻底击碎了这个悍匪的反抗能力。
刘进荣因失血过多死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东方帮”覆灭后，法院对二十八名骨干成员作出判决，从死刑到有期徒刑，没有一个人逃脱法律制裁。
而刘进荣的堕落轨迹，折射的是转型期社会的深层伤口。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旧体制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
退伍军人安置、国企改革下岗、基层执法薄弱、边境枪支走私，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制造出了一批被抛在时代夹缝里的人。
刘进荣不过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
他曾经是真刀真枪为国家流过血的英雄，后来却成了残害同胞的魔鬼。
这两者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念之差，而是一个时代的断层。
当他站在村口石桥上抽那支烟的时候，大概从没想过。
那颗跨越了三百多米飞来的子弹，其实从他用匕首捅下第一刀的那个夜晚，就已经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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