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那年秋天，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家。

不是因为思乡情切，而是堂兄的孙子结婚，一张烫金请帖辗转寄到了城里儿子的家中。儿子把请帖拍照发给我，语音里带着笑：“爸，您老家人还记着您呢，回去看看吧。”

我盯着那张红彤彤的请帖看了很久，上面“赵远山”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人叫过了。在城里，我是“赵师傅”“老赵”“赵大爷”，没人知道我还有个名字叫远山。那是当年我娘翻破了字典给我取的，说男孩要有远志，要像山一样站得稳。

可我当年离开村子的时候，一点都不像个能站得稳的人。那是四十年前的春天，我二十三岁，浑身上下只有一个帆布包和十七块钱。我站在村口的土路上等长途汽车，身后是我家那三间破得漏雨的土坯房，身前是一条望不到头的砂石路。我没有回头，因为回头也看不见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

除了陈秀兰。

但陈秀兰也没来送我。

后来我辗转去了省城，从小工干起，搬砖、和泥、蹬三轮、摆地摊，什么都干过。再后来进了建筑队，学会了看图纸，一步一步干到了项目经理。这辈子没发大财，但好歹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如今孙子都快上初中了。媳妇前年走的，乳腺癌，从查出来到人没了只用了半年。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住在城里的老小区里，每天买菜做饭接孙子，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寡淡。

所以当那张请帖寄来的时候，我心里动了一下。

不是想回，是觉得该回了。人到了这个岁数，有些地方再不去，可能这辈子就再也没机会了。

我从省城坐高铁到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两个小时的中巴车到镇上。下车的时候我差点以为自己下错了站——记忆里那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双向四车道的柏油路，路边还装了太阳能路灯。镇子也大变样了，以前只有一条街，现在横七竖八好几条，到处是两层三层的小楼，底商的招牌一个比一个亮堂。

我站在街口愣了好一会儿，才拦住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姐问路。

“柳河村？往前一直走，过了桥右拐就到了，三公里。”大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穿灰色夹克的外地老头有点奇怪，“你找谁家？”

“赵长海家，办喜事那个。”

“哦！长海叔家啊，今天可热闹了，流水席摆了三十桌！”大姐热情地拍了拍后座，“上来，我捎你一段。”

我推辞了两句，还是坐上了她的电动车后座。三公里的路骑车不过十分钟，但我坐在后座上，看着路两边大片大片的果园和塑料大棚，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当年这里全是光秃秃的黄土地，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穷得叮当响。我娘就是那时候病死的，发烧烧了半个月，没钱去县医院，最后在家里咽了气。

电动车在一个气派的院门前停了下来。院门大敞，门口搭着红色的充气拱门，上面印着“恭贺新婚”四个金字。院子里外摆了十几张圆桌，已经坐了不少人，喧闹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一个穿着大红唐装的老头正站在门口迎客，看见我从电动车上下来，先是眯着眼打量了两秒，然后猛地一拍大腿。

“远山？！哎呀我的老天爷！”

堂兄赵长海大步走过来，一把攥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我手骨发疼。他比我大八岁，今年该有七十了，但身子骨硬朗得很，满面红光，嗓门洪亮。

“你可算回来了！我还怕你不来呢！”他使劲晃着我的手，眼眶竟然有点泛红，“四十年了，你小子真狠得下心，一封信都不往家写！”

“长海哥，”我喉咙有些发紧，“我……”

“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拉着我往院子里走，一边走一边扯着嗓子喊，“老婆子，快出来，远山回来了！”

堂嫂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围着围裙，一手的白面，看见我也是一愣，然后哎呦一声，眼圈就红了。我被他们两口子的热情弄得有些手足无措，只好反复说着“回来了回来了”。

“你跟大伙坐着，我让你大侄子给你安排个好位置。”赵长海拉着我穿过院子里的流水席，一路跟人打招呼，“这是远山，我堂弟，从省城回来的，多少年没见了！”

我被安排在主桌旁边的那一桌，坐的都是村里的老人和一些近亲。桌上已经摆了八个凉菜，花生米、拍黄瓜、酱牛肉、皮冻，都是地道的农家菜。我旁边空着一个座位，桌上其他人都在热络地聊天，我竖着耳朵听了听，发现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了。四十年，足够一个村子换一茬人了。

旁边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说：“你是不是老赵家那个远山？你娘姓刘的那个？”

“是，是我。”

“哎呦，我跟你娘小时候一起挖过野菜呢。”老太太感慨地摇了摇头，“你娘要是活到现在，看见你回来，不知道得多高兴。”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赵长海又领了一个人过来，一边走一边说着“坐这儿坐这儿，都是老熟人”。我抬头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像被人迎面打了一拳，僵在了椅子上。

来人也僵住了。

她就站在离我不到三步远的地方，手里还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另一只手扶着桌子边沿，指节攥得发白。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袄，头发花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脸上满是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她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进去，只有那双眼睛的轮廓还能看出当年的影子。

陈秀兰。

我们隔着一张圆桌，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在喧闹的喜宴上四目相对。

她先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远……赵远山？”

“是我。”我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干巴巴地加了一句，“你也来了。”

“长海也是我堂哥。”她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直视我，而是落在桌面的盘子上，“论起来，我得叫他一声堂叔。”

我这才想起来，陈秀兰和赵长海确实沾着亲，当年我们能认识，就是因为她在赵长海家的麦田里帮忙收麦子，我正好路过，被长海哥喊去搭把手。那天太阳毒辣，她戴着草帽，脸红扑扑的，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淌。我挑着两大捆麦子从她身边走过，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抿着嘴笑了一下。

就那一下，我整个人都不对了。

那年我二十一，她十九，正是最好的年纪。

赵长海在旁边张罗着让我们坐下，又让人给秀兰倒了杯茶。我注意到她接过茶杯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茶水溅了几滴在桌布上，她赶紧用手去擦，动作局促得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你……这些年还好吧？”我先开了口，声音尽量放平。

“挺好的，挺好的。”她连连点头，嘴角扯出一个笑容，但那个笑容怎么看怎么勉强，像是硬挤出来的，“你呢？听长海哥说你在省城，混得很不错。”

“凑合过。”我给她的茶杯里添了点热水，她小声说了句谢谢。

桌上其他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说话的声音明显压低了几分。有几个年纪大的老人开始交换眼神，那种欲言又止的默契让我明白，在座的不少人大概还记得四十年前那档子事。

怎么能不记得呢。

当年我跟陈秀兰的事在柳河村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偷偷好了两年，从她十九到二十一，从我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那时候穷，约会也没什么花样，就是收工以后在村后头的小河边坐一会儿，或者赶集的时候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碰个头。她爱吃糖，我每次去镇上都要花五分钱买两颗大白兔奶糖，自己舍不得吃，全塞给她。她把糖纸攒下来，夹在一本小学课本里，跟我说等攒够一百张了就嫁给我。

后来被她爹发现了。

她爹陈德贵是村里出了名的势利眼，家里开着村里唯一一间磨坊，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宽裕，眼睛就长到头顶上去了。他放出话来，说他闺女要嫁也得嫁到镇上吃商品粮的人家，赵远山那种穷得叮当响的泥腿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不信邪，提了两瓶酒上门。陈德贵连门都没让我进，站在院子里把那两瓶酒摔得粉碎，指着我的鼻子骂了一通，声音大得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陈秀兰被她娘锁在屋里，我在外面听见她在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我连她的面都见不着。

那天晚上我坐在村后头的小河边，把我们攒过的那些糖纸一张一张地烧了。

后来她嫁到了镇上，嫁给了一个供销社的会计，算是遂了她爹“吃商品粮”的心愿。我听人说起过几回，说她男人脾气不好，说她过得不如意，但那时候我已经在省城打工了，累死累活地讨生活，听到这些也只能叹一口气，翻个身继续睡。

再后来，关于她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

“你男人呢？今天没来？”我问她。

陈秀兰端茶杯的手猛地顿住了。她低着头，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才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说：“走了六年了。”

“走……走了？”

“肝上的毛病，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是在叙述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拖了半年，花了不少钱，最后也没留住。”

我看着她端着茶杯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污渍。这不是一个被好好呵护的女人的手，这是一双操劳了一辈子的手。

“孩子们呢？”

“两个儿子，都成家了。老大在广东打工，过年才回来一趟。老二倒是在县里，但媳妇厉害，我去了也住不踏实。”她苦笑了一下，“我现在一个人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种种菜，养养鸡，也挺好。”

挺好。她说挺好。

我注意到她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了，领口的地方还打着一块补丁，针脚细密整齐，大概是她自己缝的。她的布包放在椅子旁边，拉链坏了，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整个人透着一股被生活反复揉搓之后勉强拼凑起来的疲惫。

我忽然觉得嗓子堵得慌。

“你呢？你媳妇……”她问得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什么。

“走了两年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哦”了一声，没有说“节哀”之类的话，只是默默地给我的杯子里也添了点热水。

喜宴正式开席了，热菜一个接一个地端上来，红烧肘子、炖鸡、糖醋鱼、四喜丸子，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赵长海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的时候特意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满嘴酒气地说：“远山，多吃点，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

我夹了一筷子肘子肉，放在秀兰碗里。

她看了一眼那块肉，眼圈突然就红了。

“你还记得吗？”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那年赶集，你说等你挣了钱，要请我吃席，专门给我夹菜。”

我记得。

那年腊月二十六，镇上供销社门口，她用攒了三个月的布票换了块蓝布，说要给我做件新褂子过年。我说我没钱请你吃席，只能请你吃面。我们在镇口的面摊上要了一碗阳春面，里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我把蛋夹给她，她推回来，我又夹过去，最后一人一半分着吃了。吃完面我把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说你不冷吗，我说我年轻火力壮。

那年她才二十岁。

后来的事情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她爹逼婚，我出门讨生活，她在同一年冬天嫁去了镇上。我听说她出嫁那天穿着大红的棉袄，被一顶花轿抬出了柳河村。我当时正在省城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十二月的天，手冻得裂了口子，一碰就往外渗血。工友开了句玩笑，说远山你这辈子就是个卖苦力的命。我蹲在脚手架下面，突然就掉了眼泪。

“秀兰，”我放下筷子，看着她，“你后悔过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桌上的菜都凉了一轮，久到隔壁桌的划拳声都歇了下来。然后她抬起头，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无声地淌下来。

“我后悔了一辈子。”她说，“可后悔有什么用呢？日子还是要过的。”

她从布包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张糖纸。大白兔奶糖的糖纸，皱巴巴的，颜色早就褪得不成样子了，但上面那只兔子的轮廓还能依稀辨认出来。

“我一直留着。”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拿起那张糖纸，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很多年前一个女孩子偷偷摸摸写下来的——“赵远山，等我。”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旁边桌上的喧闹声忽然变得很远很远，像是隔了一层厚厚的水。我攥着那张褪色的糖纸，四十年的光阴从指缝间呼啸而过，带走了青春，带走了亲人，带走了一切可以重来的机会，只留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张喜宴的圆桌上相对无言。

赵长海的孙子挨桌敬酒，走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愣了一下，大概是被两个老人相对流泪的场景吓了一跳。小伙子挠了挠头，小声说：“爷爷奶奶们，吃好喝好啊。”

秀兰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脸，挤出一个笑容：“吃好了吃好了，新娘子真漂亮。”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午后的阳光下，皱纹的阴影像沟壑一样深刻。她转头看向我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左眼角有一块淡淡的淤青，已经快消了，只剩下一圈浅黄色的痕迹。

“这怎么弄的？”我指了指她眼角。

她下意识地抬手遮了一下，随即又放下，云淡风轻地说：“没事，上个月不小心磕门框上了。”

我不信。那个位置，那种形状，不是磕门框能磕出来的。但我没有追问。六十多岁的人了，如果还需要跟人动手，那这日子的苦已经不需要多说了。

“秀兰，”我把糖纸小心地折好，放进自己上衣口袋里，“你现在住哪间屋？”

“村东头，老槐树旁边那个小院。”

“回头我去看看。”

她没有回答，只是端起茶杯，低头喝了一口水。我注意到她端茶杯的手终于不抖了。

喜宴散场的时候，赵长海把我拉到一边，醉醺醺地搂着我的肩膀说：“远山，秀兰她过得苦。她那二儿媳妇不是个东西，上回把她赶出来了，她在县城汽车站坐了一宿。我也是后来听人说的，气得我……”

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堂嫂拽走了，说要去送县里来的亲戚。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秀兰拎着那个拉链坏掉的布包，佝偻着身子往村东头走去。她的背影又瘦又小，暗红色的棉袄在秋风中微微鼓动，像一面褪色的旗。走了十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目光跟我在空中碰了一下，然后她很快转过头去，加快了脚步。

我没有追上去。

我站在充气拱门下面，秋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味。四十年过去了，这个村子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那个灰扑扑的穷地方，路修了，楼盖了，连路灯都装上了太阳能的。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陈德贵当年那副势利嘴脸，如今换了一代人，照样有人嫌贫爱富，有人眼高手低，有人把亲娘赶出家门。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糖纸，小心翼翼地展开。铅笔字迹已经模糊得快看不清了，但“等我”那两个字还在，像一个遥遥无期的约定，跨过了四十年的时光，终于落到了我手里。

手机震了一下，是儿子发来的消息：“爸，喜酒喝得怎么样？老家变化大吗？”

我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句：“挺好的。”

然后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转身往院子里走。赵长海在喊我，说晚上还有一桌家宴，让我务必留下。

路过主桌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着大红嫁衣的新娘子正被一群年轻人围着敬酒，笑得花枝乱颤。她大概不会想到，就在离她不到十米远的地方，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刚刚过去的那一个小时里，把他们错过的四十年从头到尾咀嚼了一遍，最终只嚼出了一嘴的苦涩和无言的遗憾。

这天晚上我没有跟着去闹洞房。我一个人走到村后头，想找找当年那条小河。河还在，水浅了很多，两岸修了水泥护坡，再也不是当年杂草丛生、萤火虫乱飞的模样了。

我在河岸上坐了很久，直到天黑透了，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村东头走去。

老槐树还在，枝繁叶茂，比四十年前粗了一大圈。树旁边的那个小院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窗户上映着一个瘦小的剪影。

我没有敲门。

我只是在院门外的石墩上坐了一会儿，把口袋里那张糖纸摸出来，看了又看，然后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身后的院门忽然吱呀一声开了。

我没有回头。

“远山。”她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是怕叫错了名字。

我停下脚步，还是没有回头。

夜风吹过来，带着她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气味。我听见她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住了，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声音被风吹散了一半，但我还是听清了。

“你明天还来吗？”

我仰起头，看了看头顶漫天的星斗，把涌上来的那股热意生生压了回去。

“来。”我说。

身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关门声。

我继续往前走，步子比来的时候轻快了不少。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推门进去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

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一边找零一边随口问道：“大爷，买这么多糖给孙子啊？”

“不是。”我把糖揣进口袋，笑了笑，“给一个老朋友。”

走出小卖部，夜已经深了。远处传来喜宴散场后零星的鞭炮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一声声炸响，像是替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在夜幕里喊了个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