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从部队复员，分配到这段铁路项目上做安全员。黑风岭，光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善地。山高林密，常年雾气缭绕，当地人说起这座山，都要压低三分嗓门。老人们传，解放前黑风岭上有股土匪，三十多号人，领头的姓秦，人称“秦阎王”，占山为王十几年，最后被解放军剿了。土匪是剿了，可山里的邪性没剿干净。有人说半夜能听见岭上有人哭，有人说在山里走会莫名其妙地原地打转，还有人说见过黑蛇，头上顶着一撮红，跟戴了顶帽子似的。

我是不信这些的。当兵的人，信的是手里的家伙，信的是科学。可后来的事，让我这个无神论者也开始犯嘀咕了。

隧道从山体两侧同时开挖，我们负责东口。工程队是铁道部下属的，施工经验丰富，带队的包工头姓包，五十多岁，东北人，大伙都喊他老包。这人干了半辈子隧道，打过太行山，修过秦岭，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可自从进了黑风岭，老包就有点不对劲。进山那天，他专门买了几捆香，在洞口拜了拜。工人们都笑他，说老包你一个共产党员还搞这套？他没笑，说这山有脾气，得敬着。

谁也想不到，开挖第三天就出事了。

那天下午，爆破组刚放完一茬炮，排险的工人进去清危石。我在洞口值班，对讲机里突然传来喊声：“停！别往前走了！你们过来看看！”声音都变了调。我抄起安全帽跑进去，绕过刚炸开的碎石，借着矿灯的光往前一照，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

爆破面的正下方，炸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口子，像是把山肚子撕开了一道缝。那道裂缝足有两米多宽，深不见底。而就在裂缝边缘的碎石堆里，盘着一窝蛇。不是两三条，是一窝，大的小的缠在一起，密密麻麻的，看得人头皮发麻。最瘆人的是那些蛇的样子——通体乌黑，油亮亮的，像抹了墨汁，脑袋上顶着一圈暗红色的花纹，在矿灯照射下泛着诡异的光。远远看去，就像戴着一顶小红帽。

所有人的脚都钉在地上，没人敢上前一步。有个年轻工人举着铁锹想往前探，被老包一把拽了回来。“别动！”他的声音又急又厉，脸色刷白，额头上青筋直跳。

我数了数，光露在外面的就有十几条，还不算裂缝里头那些若隐若现的。奇怪的是，炸药的冲击波能把石头炸成齑粉，这些蛇却毫发无损。它们也不跑，也不攻击人，就那么安静地盘在碎石上，偶尔吐一下信子，像是在等着什么。

工地上炸开了锅。有人说这是山神爷的坐骑，动不得；有人说这是当年土匪秦阎王的魂魄变的，头上的红帽子就是记号；还有人直接说这活不干了，给多少钱都不干。我虽然不信鬼神，可看着那一窝蛇，心里头也直打鼓。当兵的时候在野外训练见过不少蛇，但从没见过这种，黑得不像活的，像墨画上去的。

当天晚上，工地就停了工。工人们挤在宿舍里议论纷纷，有几个胆小的连夜收拾东西要走。老包把自己关在简易办公室里，门关得死死的，里头烟雾缭绕，烟头堆满了烟灰缸。

第二天一早，老包出来了。他整个人像是一夜没合眼，眼眶深陷，胡子拉碴，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头装着香烛、纸钱，还有一瓶从伙房拿的白酒。他谁也没叫，自己一个人去了洞口。

我跟在后面。不是好奇，是总觉得不放心。

到了洞口，老包在碎石堆前站定，望着那一窝黑蛇。蛇还在那里，跟昨天一模一样的位置，连姿势都没变过，像是被钉在了石头上。他先把香点上，三根，插在碎石缝里。然后把纸钱摊开，一张一张地烧，火苗在晨风里忽明忽暗，纸灰打着旋儿往上飘。接着他把那瓶白酒拧开，沿着碎石洒了一圈，酒香混着硝烟味，呛鼻子。

最后，老包双腿一弯，跪了下去。

他就那么直直地跪在碎石上，膝盖压在棱角分明的石头上，我隔着十几步远都觉得疼。他的眼眶红了，先是无声地淌泪，后来肩膀开始抖，再后来整个人伏在地上，额头磕着碎石，闷闷地响，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凑近了才听清，他说的是：“我们就是修路的，不是来占山头的。路修好了就走，不伤一草一木，不惊扰各位的清净。给条路走，给条路走吧……”

一个五十多岁的东北汉子，半辈子跟石头打交道，什么硬仗没打过？可他跪在那一窝黑蛇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我站在他身后，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我不信鬼神，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老包不是迷信，他是真怕。不是怕蛇，是怕这座山。这山里头有些东西，不是炸药能炸开的，不是钢钎能撬动的，也不是他一个包工头能说了算的。

说也奇怪，老包跪了不到一刻钟，那窝黑蛇开始动了。不是慌乱地逃窜，而是排着队，一条接一条地顺着那条炸开的裂缝往下爬。大的在前面，小的跟在后面，整整齐齐的，像是列队行军。领头的是一条胳膊粗的大蛇，头顶的红花纹在矿灯下格外醒目。它爬到裂缝边缘，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确认方向，然后身子一扭，无声无息地滑进了黑暗深处。

最后一条小蛇消失在裂缝里的时候，老包还跪在那里没起来。我走过去扶他，他的膝盖上全是碎石硌出的血印子，裤腿磨破了两片。他推开我的手，自己撑着膝盖慢慢站起来，腿在抖，站都站不稳。他望着那道黑黢黢的裂缝，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从胸腔里卸了出去。

“开工。”他的声音沙哑，但很稳。

那天上午，隧道恢复施工。爆破组又放了一茬炮，排险、出渣、支护，一切正常。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戴红帽的黑蛇。隧道贯通那天，老包在洞口摆了四桌酒，请了全工段的人。他喝了很多，脸红得像关公，舌头都大了，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山有山的规矩，人得有人的敬畏，敬畏！”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项目，去了别的地方。可每次坐火车经过黑风岭隧道，我都会想起那窝蛇，想起老包跪在碎石上的背影。那些蛇到底是什么？山神的化身？土匪的魂魄？还是某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生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老包跪下去的时候，他不是在给蛇下跪，是在给这座山，给这片土地，给比我们更早住在这里的一切生灵，一个交代。

黑风岭隧道通了很多年了，火车从里面穿过也就几分钟。可那几分钟里，我总是关掉手机，靠着窗户不说话。我想听那座山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了，它应该已经习惯铁轨和轮子了。只是不知道，那些戴红帽的黑蛇，后来去了哪里。有没有找到新的窝，有没有继续在山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有没有偶尔想起来，几十年前，有个包工头，给他们磕过头，借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