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夏天，栾城南高村外，日伪军把机枪架上高处，连指挥部都往前推。村里却静得反常，街上没人，院里没声，连狗都不叫。先头队刚摸进来，地底下突然一响，土墙一震，人就飞了出去。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闯村，是一场憋了几个月、也憋了几次败仗的报复。
南高村不是大地方，出名却出在地底下。冀中平原打地道战，原本就是敌后军民被逼出来的法子：先是藏人，后来藏枪，再后来能通院、通街、通野外，能打、能退、能防烟、防火、防水。村子表面还是村子，下面却早成了另一张网。
打这天起，南高村的老百姓白天种地，夜里挖土。炕沿底下、灶台旁边、柴垛后头、水井口边，都可能连着暗口。日军进了这种村，脚下不稳，心里更不稳。
这就是底气。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南高村先挨了第一回大的“扫荡”。日伪军得到消息，说驻村主力已经转走，便纠集两百来人扑过来。先打炮，后进村，步骤一点不乱，可人一进街巷就乱了。地雷先响，手榴弹跟上，冷枪从墙眼里打出来，没倒下的扭头就跑。
一次没成，又来。两次没成，还来。几次下来，南高村的地道没有被毁，倒越挖越成体系。院与院相连，户与户相通，村里连成一片，村外还留了出口。日伪军站在房顶上看，以为看清了全村，脚底下却始终有一截没看见。
更难缠的是人。平时是扛锄头的庄稼汉，真打起来，谁拿土枪，谁递炸药，谁守洞口，谁带孩子往深处撤，都有章法。敌人刚摸到街心，背后就可能冒出一梭子；刚扑向一个洞口，另一边又响了。
村子像活的。
到第四次，带路的人换了。一个熟悉本地情形的汉奸跳出来，想拿南高村去邀功。他不肯再让人照老路进村，改叫人在屋顶之间搭板，绕开街口和雷区；够不着的地方，就干脆放火。火头一起，村口房舍噼啪作响，浓烟往上卷。
他以为把地上的房子点着，地下的人就会自己钻出来。
可偏偏就在火光最旺的时候，一个村民从暗口蹿出来，绕到他背后，抬脚就踹。那人一头栽进火里，周围先是一愣，接着才乱成一团。等人想去拉，已经晚了。踹人的村民转身就没入烟里，再找，只剩火和喊声。
这一脚，把日伪军的脸面踩没了。
于是才有了第五次。兵力一下子抬到千余，摆明了是要狠狠干一回。那会儿离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不远了。战局谁都看得出来，可越到这时候，这股报复劲越重。南高村前几次让他们吃的亏，非要讨回来不可。
这回他们学乖了。村外先占高地，火力压住街口，再把包围圈一层层收紧。指挥部也设在离村不远的地方，自以为拿稳了全局。可他们不知道，南高村的地道早不只在村里，出口已经伸到了村外。
八路军和民兵没有等着挨打。夜里，几个人从村外暗口钻出，贴地往前挪，怀里抱着炸药包。村外天黑，地面上是敌人的岗哨，地底下却是南高村的人在走。摸到指挥部附近，火线一点，炸药甩了过去。
一声闷雷。
指挥部先乱了。帐篷掀翻，电话线断了，火光一下蹿高。村里村外像是同时醒了过来，枪声、喊声、爆炸声一齐压过去。有人从院墙后打，有人从地道口冲，有人把手榴弹从矮墙上甩出去。敌人本来想一步步吃掉这个村，结果先被人从肚子底下掏了一把。
真到了拼命的时候，村里上来的不只是青壮。递弹药的、抬伤员的、守洞口的、往外送水送饭的，连老人和妇女也都扑到了各自该站的位置。地道战打到后来，从来不是几个人的事，是全村人的事。
他们都红了眼。
仗打到这一步，日伪军最怕的已经不是哪一个枪眼，也不是哪一颗地雷，而是不知道人会从哪儿冒出来。厕所边、井台旁、柴垛后、塌墙下，看着像死角的地方，都可能突然伸出枪口。地上跑的是兵，地下跑的也是兵；地上看见的是空村，地下藏着的是整村人的劲。
天快亮时，村外已经撑不住了。没了统一指挥，火力点一个个哑下去，先往里压的队伍，后来反倒忙着往外撤。南高村没有被他们抹平，倒把这场第五次“扫荡”顶了回去。
这就是答案。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南高村，能把日伪军逼到第五次还要来，逼到临近败局还要下死手？因为这个村子早不是一排房、几条街，它是一个被打出来的堡垒。日军恨的，也不只是几次失利，而是他们明明端着枪、架着炮，进了村却始终赢不了一群钻地道的庄稼人。
没过多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高村没有再等来第六次“扫荡”。那些被火烧过、被炮打过的院墙还在，那些藏过人、藏过枪、也藏过全村命根子的地道口，也还在。
村里人从洞口一个个钻出来，拍掉身上的土，抬头看天。天还是那片天，村还是那个村。只是村外那支喊着要鸡犬不留的队伍，终究没能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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