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国防大学）
万涓汇流：
全国青年奔赴抗大的壮丽史诗
■钟晓东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诗人何其芳1938年11月写下的名篇《我歌唱延安》中的一段话。彼时的何其芳，193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由成都辗转来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他自己就是那千千万万“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延安城门的青年之一。而他笔下那扇“成天开着”的城门背后，伫立着一所举世无双的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正是这所“窑洞大学”，敞开怀抱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将他们淬炼成抗日救国的坚强战士。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创建。1937年1月，学校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从这时起，抗大开始向全国革命青年敞开大门。在抗战时期，抗大的学员构成多元。除了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红军干部战士、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骨干，还有大量从沦陷区与大后方跋涉而来的爱国知识青年，以及远渡重洋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到延安去”成为风靡海内外的时代口号。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约4万余人。这些青年来自天南海北，有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大学生，有湖南、广西、四川等内地省份的中学生，还有远渡重洋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
青年们奔赴延安的路线多样，但大多遵循“先到西安，再到延安”的路径。延安距离西安近四百公里，这条“八百里秦川”的路线成为当时最常规的路线。在1937年下半年至1938年上半年，通往延安的路相对畅通，每天都能看到络绎不绝的热血青年向延安进发。他们大多是大、中学生，从未走过如此艰难的路。从秦川平原逐渐进入山区，土地贫瘠，荒山秃岭，人烟稀少，都是崎岖不平的土路。
许多青年的奔赴之路充满了传奇色彩。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1万多里到达延安。1938年，日军铁蹄践踏中国的消息传至南洋，年仅十九岁的印尼华侨青年孔迈瞒着父母毅然归国。途经香港时，他在随身携带的照片背面写下“妈，把我献给祖国吧！”托人捎给母亲后，他只身奔赴延安。广西陆川县就有14位青年不约而同奔赴延安，其中3位是女青年，他们多数是两三人一批,分别从不同的时间、地点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进发，然后由办事处安排，与其它地方来的青年一道，十几人或二三十人为一队，少数乘军车，多数步行，历时八九天到达延安。
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开始层层设防，阻止青年奔赴延安。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路上分段设卡，盘查行人。从西安到延安的道路上设置了多处关卡，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务抓去，下落不明。但即便如此，青年们仍想尽办法突破封锁，或改名换姓，化装成商人、挑夫甚至乞丐；有时还得日隐夜行，绕小道，避险关。作家魏巍在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艰险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到抗大学习”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到抗战前线去”是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层层阻隔拦不住这些涓涓细流。
青年们抵达西安后，首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由办事处统一安排前往抗大。抗大招生采取“不设门槛，重在实践”的原则，正如毛主席所说：“抗大没有考试，通过敌人封锁到延安来就是最好的考试。”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学员猛增至5562人，这是抗大“猛烈发展的一期”。其中绝大部分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人数超过4000人，延安抗大真正实现了“越抗越大”。随着学员数量的急剧增加，抗大的教育体系不断扩展。1939年春至1945年春，抗大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了15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
在抗大，青年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造。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游击战术；在生产劳动中，自己动手挖窑洞、筑校舍、开荒种地。1937年11月，抗大学员突击半个月，完成窑洞175个，中央为此特赠“伟大事业”牌匾以示表彰。毛主席曾风趣地对学员们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在艰苦环境中磨练了革命意志，淬炼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品格。
从延河之滨到华北敌后，抗大总校连同各分校，在烽火中办学近十年，共培养造就了十余万干部。这座流动的革命熔炉，将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锻造成坚强的抗日战士，他们奔赴各抗日根据地，有人成为前线指挥员，有人从事政治宣传工作，有人深入敌后开展地下斗争，为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和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何其芳笔下的延安城门，敞开着的是一个民族在危亡关头的希望。那些“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城门的青年，用脚步丈量了信仰的距离，用生命诠释了责任的担当。万涓汇流，终成江海；无数青年的奔赴，汇聚成了民族解放的磅礴力量。九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那扇“成天开着”的城门——以及城门背后伫立的抗大——依然矗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地图上，提醒着每一代人：青年走向哪里，未来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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