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以民主价值、法治以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承诺为纽带的伙伴。但随着全球反犹主义抬头、西方面临的不稳定性加剧，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追问：面对自己的民主盟友时，欧洲是否仍在一以贯之地适用这些原则。
欧盟坚称，最新一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极端主义”。但在同一套惩罚框架下，欧盟把以色列公民和组织与哈马斯人物并列对待，这已经越过了更危险的一条线：以外交之名，制造道德等同。
最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娅·卡拉斯宣布了一项她所称的“打破僵局”协议，称其与围绕以巴冲突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有关。在布鲁塞尔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平衡；但在许多美国人和支持以色列的人看来，这更像是道德判断的崩塌。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定居点问题，生活在争议地区的以色列公民，都完全不能与被国际认定的恐怖分子相提并论。这一区分在欧洲部分地区似乎正在被抹平。更深层的问题，不仅在于制裁本身，还在于它开创的先例。
欧盟实际上是在将个人和组织列入黑名单，而且并没有经过刑事审判、司法裁决或透明的证据标准。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正当程序，相关人员的资产可能被冻结，金融活动可能受限，声誉也可能遭受永久性损害。在民主社会中，是否有罪本应由法庭裁定，而不是由政治机构决定。
以色列在1967年夺取的这些地区，其地位数十年来一直是法律学者和外交人士争论的话题。批评欧盟立场的人认为，在以色列控制之前，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并不是任何国家公认的主权领土，因此从通常法律意义上说，它应被视为争议领土，而非“被占领”领土。
也有人援引国际联盟《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令》，指出其中承认了约旦河以西的犹太人定居权。即便有人在政治上反对定居点扩张，也仍然可以承认：围绕这一问题的法律争议，远比许多欧洲官员公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欧盟把这场争议当作法律上已经尘埃落定的问题，并据此制裁相关组织。这说明它并不是一个中立的调停者，而是在绕开自己口口声声支持的谈判，强行施加一种政治结论。但如果把欧盟的做法与其对待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方式放在一起看，这种选择性的愤怒就更难自圆其说。
布鲁塞尔一边宣布对以色列公民实施定向制裁，一边又继续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大规模资金往来，尽管后者长期因所谓“烈士基金”而受到批评，这一机制也常被称为“为杀害买单”。
预计到2026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在这一项目上支出约3.15亿美元。该项目向被监禁的恐怖分子以及在实施袭击时死亡的袭击者家属按月发放津贴。多年来，批评者一直认为，这套制度实际上是在激励恐怖主义，因为发放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与袭击的严重程度和刑期长短挂钩。
对许多支持以色列的人来说，这种矛盾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欧盟称，其制裁针对的是那些“为恐怖主义推波助澜”的人。但批评者认为，在“烈士基金”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欧洲继续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保持大规模资金往来，实际上是在间接维持一个奖励暴力、而不是拆解暴力的体系。
如果再看欧盟在公开表述中将谁定义为受害者，这种失衡会更加明显。欧盟最近宣布了一项600万欧元的计划，约合696万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其所称“定居者暴力”的巴勒斯坦受害者，其中包括提供防护装备和经济援助。
但欧洲有没有为以色列恐怖袭击受害者设立相应项目？有没有专门面向那些因自杀式爆炸、枪击、持刀袭击、火箭弹袭击或10月7日暴行而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欧盟基金？
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指责欧盟试图通过财政压力“规定政治认知”。无论人们是否完全认同这种说法，欧洲当前的做法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关于一致性、公平性和可信度的担忧。
对美国人而言，这一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以色列本身。如果民主盟友可以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政治性列入黑名单，而鼓励恐怖主义的制度却仍持续获得国际接触与资金往来，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中东政策，而是整个西方——包括美国——是否还愿意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捍卫盟友时，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民主原则。
欧洲不能一边选择性适用法律标准，模糊民主盟友与恐怖组织之间的界线，无视自己口头上反对的煽动行为；一边又宣称自己拥有道德权威。当外交失去一致性，它就不再是正义，而变成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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