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曾经的“小贷之都”是重庆，那你知道，曾经的催收之都在哪儿吗？答案是长沙。
长沙一地曾占据全国催收企业的绝对大头，巅峰时期拥有1226家，占全国总数的九成以上，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超过20亿元的产业集群。
当时的催收产业有多疯狂？头部催收企业永雄集团，短短几年员工数从200人激增至1.7万人，在全国开设了98家分公司，仅长沙总部就占了一整栋写字楼。街头出现催收员培训班，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火车站旁那栋楼全是讨债公司，“工资高得很”。
如今，长沙本地的催收企业已锐减至不足百家，永雄集团也已停业破产。长沙这个曾经的催收之都，当年究竟做了一场怎样的实验，又有多少人付出了代价？
换句话说，催收这个产业一直只能以灰色形态存在，比如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催收、商务咨询公司的擦边球服务，或者个人与小团体的地下运作，规模有限，但也正因如此，乱象相对可控。
转折发生在2013年。余额宝的问世，标志着金融科技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互联网金融与消费金融随之爆发式增长。信用卡发卡量、网贷余额、消费分期业务都在指数级扩张，逾期债务规模也水涨船高。
银行和个人借贷平台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钱借出去了，怎么要回来？传统金融机构自身的催收能力有限，而外部又几乎没有合法合规的第三方催收机构可以委托。需求在膨胀，供给却被法律锁死了。
这个时候，长沙第一个打开了这扇门。
2015年6月，长沙市商事登记经营范围咨询服务系统新增了两项内容：“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进行催收服务”以及“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
最关键的是，这两项经营范围不需要任何前置许可或后置许可。这意味着，任何企业在长沙注册，只要申请这两个经营范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展催收业务。这是全国第一次给催收业务颁发了合法身份证。
嗅觉灵敏的创业者几乎是立刻蜂拥而至。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一位名叫谭曼的律师。2010年，谭曼在湖南长沙成立永雄律师事务所，开创法律服务公司化模式，专门承接银行个贷催收外包业务。
新华网湖南频道在2015年6月的报道中专门采访了谭曼，当时他正以湖南永雄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身份，承接十多家银行累计百亿元的信贷催收业务。报道称，长沙注册条件放开后，谭曼正在注册同名公司以便开展业务。
从律所到公司，谭曼的身份转换简直是恰逢其时。
而长沙独特的区位优势也助推了这场产业集聚。作为中部城市，长沙的劳动力成本仅为一线城市的60%左右，而催收恰恰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一线员工打电话、发函件、做外访。
同时，长沙地处全国交通枢纽，高铁4小时覆盖珠三角与长三角，便于承接来自发达地区的跨省催收业务。
低成本、广辐射、政策松——三重条件叠加，长沙在三年之内聚集了1226家催收公司，占全国总数的96.6%，形成了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的产业集群。
产业的扩张带来了各种附属生态，街头甚至出现了催收员培训班，培训如何用话术施压、如何查找失联债务人、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其中，永雄集团的发展最能说明这种扩张的速度与规模。员工从200人激增至1.7万人，在全国开设了98家分公司，仅长沙总部就占了一整栋写字楼。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子律师”系统，号称能自动分析债务人的通话记录与消费习惯，催收效率比人工高三倍。
2019年，永雄向美国纽交所递交招股书。招股书显示，2016年至2018年，公司营收从4.36亿元增长到7.58亿元，净利润增长到1.24亿元。
中国十大商业银行中有七家是他们的客户，每个月承接的逾期催收金额高达600亿元。招股书里还写着更惊人的数字：催收行业总收入以48.5%的年复合增长率扩张，是同期美国市场增速的近17倍。
这个比值本身就是一种警示。
当一个行业的增速远超其合规建设的速度，繁荣的表象下必然埋藏着巨大的结构性风险。
果然，风险很快以最剧烈的方式暴露出来。从2020年开始，针对暴力催收、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软暴力讨债的监管政策密集出台。长沙的催收产业，在政策松绑中崛起，也在政策收紧中衰落。永雄集团也在经历了多轮员工涉案、多地分公司被查之后，最终于2023年宣告停业破产，一代催收帝国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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