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明明知道游击战威力大，也组织部下学习过，为何就是学不会|游击战|游击队

1949年12月，在四川峨边县的大渡河岸边，宋希濂被我军俘虏。

就在不久前，这位国民党将领还带着残部试图翻越大雪山，他对部下说：“我们现在基本被打垮了，翻过这大雪山，去那边找一个根据地。”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迟到的顿悟！

打了二十多年仗，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让他想起了当年对手厉害的那一招。可历史没有给他补课的时间。

实际宋希濂的上司蒋介石，早在二十年前就见识过游击战的威力，抗战时期也真心实意地组织部下向我党学习过，我党也毫无保留的教了。

可最终，国民党军队就为何就是学不会？实际他们大都知道游击战是怎么回事，而“能不能做到”却成了他们的问题。

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四次“围剿”，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武器一次比一次精良，结果却是四次败绩。红军采用教员游击战的打法，在深山老林里来去自如，夜行晓袭，声东击西，让装备精良的蒋军疲于奔命，摸不着头脑，屡吃败仗。

吃过亏的蒋介石他们深刻的总结我党的游击战术，甚至提炼出16个字：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还编成了通俗易懂的手本，大量发行给部队。

所以从纯军事技术层面看，蒋介石他们对游击战的理解并不浅，他知道要轻装，要夜行，要机动，要侧击。

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国军精锐损耗巨大，元气大伤。这时候，包括白崇禧在内的不少将领都提出，要改变单纯依靠正面硬拼的打法，要学习我党的游击战，在敌后开辟第二战场。

蒋介石本人也深以为然。1939年2月，国民党在湖南南岳衡山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还请我党派教官前来授课。

叶剑英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教学经验丰富。这次他带着三十多名干部前往南岳任教，课程设置里军事占55%，政治教育占45%。周恩来也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来到教学现场，专门作《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

教员亲自发电报指示叶剑英等人：“无论如何，都要把游击战的经验传授给他们。” 这是实实在在的诚意。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敌后多一支会打游击的队伍，正面战场就少一分压力。教学期间，我党的教官确实是倾囊相授，没有藏私。

不光在南岳，在华北战场上，我党将领也在手把手地教。河北民军张荫梧部派“干部养成所”学员去八路军129师学习游击战。八路军副师长徐向前亲赴驻地为学生队作报告，不但生动讲述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还深入浅出地讲了实行游击战的必备条件：建立根据地、密切的军民关系、周密的侦察判断和指挥员的决心。

随后，冀西游击队还带着这些学生队真刀真枪地袭击日军、破铁路、割电线，让他们在实战中体会什么叫游击战。学生队第一次完成任务返回驻地时，群众举着灯笼、火把在村外迎接，那种军民一体的场面，让这些国民党系统的学员深受触动。

徐向前本人是游击战的大行家，他教的内容都是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真东西。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战神，愿意把看家本领教给曾经的对手，高度体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观。

当然，国军学习游击战，不能全盘否定，还是有作用的，尤其是团结两党共同抗日等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国军学完后，用起来，真正发挥出威力的，很少！

可叶剑英发现，国军军官们对课程中近一半的政治教育极为不耐烦。他们想学的是“术”：比如怎么埋伏、怎么偷袭、怎么在敌后生存。

而我党教官讲的却是“道”：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建立政权、如何让军民打成一片。

这就触及了第一个坎：官兵关系的问题。

游击战不是几个人钻进山里打冷枪，而是成百上千的人长期在山里生存、战斗。士兵能不能吃苦，军官能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可国民党军队里，官兵界限分明，等级秩序严格，军官吃小灶、士兵啃干粮是常态。让他们像八路军那样“官兵打成一片”，很多将领从心理上就有排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比如早期的黄埔军校培养学员时(前五期)，周公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工作，校内政治气氛浓厚，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搞得不错，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后来国共分裂，我党人士离开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就明显弱化，逐渐回到了传统军队“等级森严、以上率下”的老路。军官与士兵之间重新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墙，这种教育传统延续下来，到了抗战时期，“官兵打成一片”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第二个坎是士兵层面的学习能力和氛围。

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有些是抓壮丁来的，有的是为军饷而战，有些是来升官发财的，也可以说大部分是一种“雇佣”关系。

加上蒋介石强调自上而下的垂直指挥，士兵的第一要务是服从命令、听从他的调度，而不是要士兵去独立思考。

这种模式下，军队的确有整齐划一的执行力，但是如果分散作战时就缺乏自主决断。而士兵习惯了“上面怎么说就怎么打”，就算提建议，大概率不会被采纳，甚至还会被批评，长此下去，就形成了“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打。”

你让他带着几个人钻进敌后独立活动，他既缺乏主观能动性，也没有学习的氛围和动力。而游击战经常需要分散作战，这就给国军游击战的推行带来了阻力。

第三个坎，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坎：发动群众。

这个首先部队要有铁的纪律，尊重和爱护群众。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四位一体的活动……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发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这才是游击战的根本之一。

国民党游击队最大的问题，不是官兵不勇敢，不是武器不够精良，不是战术不够熟练，而是纪律散漫，对人民滥用权威，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这种得不到群众支持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抗战后期，国民党敌后部队补给困难，一些将领为维持部队生存，或依靠地方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用野蛮办法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连国民党上将徐永昌都忍不住写道：“伤兵、交通、游击队为今之三害。” 这里的“游击队”，指的就是那些“未游击敌人先害及人民”的部队。

还有阎锡山对此有过一句很经典的概括：“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这句话道破了国民党对群众运动的心态：不是不想发动，而是不敢发动，怕失控，怕乱。

可游击战恰恰需要把民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没有这个，游击战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敌后投入的兵力一度接近百万，建立了中条山、太行山、大别山等多处根据地。可这些根据地与我党的根据地有着本质区别。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习惯于正规战思维，一遇日军扫荡，打到最后，就成了固守阵地，与强敌硬碰硬。

游击战的精髓是“化整为零、灵活机动”，他们却打成了阵地战，失去了游击战的本意。结果，中条山丢了，太行山南部丢了，鲁南丢了等等，多数根据地失去后再也没能夺回来。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说到这里，问题的轮廓已经清晰了：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把游击战当成了一种可以剥离出来单独使用的战术，就像给一支正规军换一套新的作战手册。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党的游击战是生长于特定土壤里的整套生态系统。

我党从三湾改编开始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通过政治工作把官兵绑在一起；它通过土地革命把农民的命运与军队的存亡连在一起；它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暂住，而是先建立根据地、发展生产、组织民兵。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不能只重视战术课就行的。

换句话说，国民党军队学不会的，不是“怎么打游击”，而是“怎么成为一支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军队”。这不是贬低任何一方，而是一个客观的组织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