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腊月二十九的傍晚，省政府大院里的年味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A栋大厅里贴上了红彤彤的春联，门卫老李头在传达室门口挂了两盏灯笼，红纸黑字写着“欢度春节”，风一吹就转，转得人眼花缭乱。各部门都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走廊里拖着行李箱往停车场走的人一个接一个，脸上的表情从一整年的紧绷渐渐松弛下来，像拧了很久的发条终于松了劲儿。
综合处在三楼最东边，走廊尽头那间大办公室，二十多张办公桌排成四排，此刻已经空了大半。只有最里面靠窗的那张桌子还亮着灯，桌上堆着一尺来高的文件，几本翻了不知多少遍的政策汇编摊开着，书页的边缘已经卷起了毛边。
沈栩坐在那张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份还没改完的汇报材料，手边的烟灰缸里摁灭了四五个烟头。他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光标，光标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催他快点，又像是在提醒他时间已经不早了。
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是他妈发来的语音。他没点开，瞟了一眼右上角的时间——下午五点半，他妈这时候应该正在厨房里炸丸子，围着那条蓝白格子围裙，锅里冒着油烟，她一边炸一边往嘴里塞一个，烫得嘶嘶哈哈的，然后给他爸尝一个，他爸总是说“咸了”，其实根本不咸，就是不爱夸人。
沈栩想到这里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但那点笑意很快就灭了，像一根火柴划着了又被风吹灭。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那份汇报材料。
“小沈，还没走呢？”
声音从门口传来，沈栩抬头，看见方处长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方处长大名叫方远明，五十三岁，是综合处的老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八年。八年里他送走了三任厅领导，自己纹丝不动，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老松树，不往上窜，但也绝不会被风吹倒。
“处长，”沈栩站起来，“马上就走，这点材料我改完就回去。”
方远明走进来，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手里的公文包放在脚边。他看了看沈栩桌上那堆文件，又看了看沈栩的脸，目光在那两个明显的黑眼圈上停了一下。
“回去？回哪儿去？”
沈栩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回出租屋。”
“过年不回家？”方远明问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问你吃了没有。
“不回了。”沈栩说，“来回折腾，也没几天假，初四就得回来值班。”
方远明没接话，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沈栩。沈栩接过来了，但没点，夹在手指间转了转。方远明自己点了烟，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腔里喷出来，在日光灯下散成一团灰白色的雾。
“今年除夕我值班。”方远明忽然说。
沈栩抬起头看他：“处长，您不是说要回老家陪老太太过年吗？”
“不回了。”方远明弹了弹烟灰，“老太太上个月走了。”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方远明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声音也没有任何波动，像是在说一件和工作汇报里写的一样平淡的事。但沈栩注意到他夹烟的那只手微微顿了一下，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他没有去掸。
“处长，节哀。”沈栩说，声音有点干。
方远明摆了摆手，把那根烟抽完了，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发出一声细细的“嗤”。他站起来，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除夕值班表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不用改了。你把值班室钥匙给我，那天我来。”
沈栩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方远明已经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被电梯关门的声音吞没了。
沈栩坐在那里，手里还夹着那根没点的烟，把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烟草的味道混着办公室里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构成了一种他再熟悉不过的、属于加班夜晚的专属味道。
他想了想，拿起手机，找到方远明的微信，打了一行字：“处长，除夕夜您别来了，我替您值。您在家好好休息。”
发出去之后不到十秒，方远明回了三个字：“不用替。”
沈栩又打了一行：“处长，我在哪过都一样，您就别跟我争了。钥匙我放在值班室抽屉里，您要是来了我也已经在那了。”
这次等的时间长了一些，大概有一分钟，方远明才回了一条：“小沈，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犟。”
沈栩看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把手机放下，继续改材料。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低头改材料的同一时刻，方远明正站在停车场自己的车旁边，一只手搭在车门把手上，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屏幕上亮着和沈栩的对话框。他看着沈栩发来的那两行字，站了很久，久到车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最后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了车子，但没有立刻开走。他把座椅调到一个半躺的角度，靠在上面闭上了眼睛。车载收音机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雪。
他睁开眼，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露出里面几张纸的边角。最上面那张纸的抬头印着一行红字：中共XX省委组织部。
他伸手把信封口朝下扣进了公文包里，然后倒车，打方向盘，驶出了省政府大院。
天色已经暗了，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把整条迎宾大道照得像一条金色的河流。方远明的车汇入晚高峰的车流里，很快就和其他车混在一起，再也分辨不出来了。
沈栩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七点了。他把改好的材料存在U盘里，关了电脑，关了灯，最后看了一眼这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二十多张办公桌在黑暗中沉默着，电脑屏幕的电源指示灯发出微弱的蓝光，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深海生物发出的信号。
他锁了门，沿着走廊往电梯走。走廊很长，声控灯亮了一盏又一盏，像是接力赛一样把他送到电梯口。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装着拖把、抹布和一袋洗衣粉。是保洁阿姨，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姨，但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叫她，大部分人见了她都只是点个头，或者干脆装作没看见。
“周姨，还没下班呢？”沈栩走进去，按了一楼。
周姨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露出缺了一颗的下牙：“这就走了，把这几层的地拖完就走。”
“除夕还来拖地？”
“除夕也要干干净净的啊，”周姨说，“明年是个好年，得把今年的灰尘都拖干净才行。”
电梯到了一楼，沈栩让周姨先出去，自己跟在后面。大厅里很安静，门卫老李头在看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的脸，沟壑纵横的，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地图。
沈栩出了大楼，风立刻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把大衣扣子系上，快步走向自行车棚。他的自行车是辆凤凰牌的二八大杠，漆面已经斑驳了，链条生了一层薄锈，但他一直没换，觉得还能骑就没必要花那个钱。
骑车回到出租屋要二十分钟。这条路他骑了四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减速带、哪里的路灯经常不亮。今天路上车少人少，整座城市像被抽空了一样，安静得不像话。
出租屋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沈栩爬上去的时候腿有点软，中午到现在就吃了一个面包，血糖低得厉害。他掏出钥匙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冷得像冰窖。他没开灯，凭着记忆摸到暖气片的位置，伸手摸了摸，凉的。
房东说过年前两天就不烧暖气了，因为大部分租客都回家了，烧了也是浪费。沈栩没说什么，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只是一个租客，一个数字，一个可以被随时忽略的存在。
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去厨房烧了一壶水。厨房很小，灶台上落了一层灰，上次做饭不知道是几天前的事了。他把热水倒进盆里，泡了脚，脚趾头被热水一烫，那种僵硬的麻木感才慢慢消退。
他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裂缝在黑暗中像一道闪电的形状。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他妈又发来了一条语音。
这次他点开了。
“沈栩，妈给你寄了点腊肉和香肠，你爸自己灌的，你收到了没？地址写的是你单位，你要是收到了跟妈说一声。”
沈栩把手机举在脸前面，打了两个字：“收到了。”
过了几秒，他又加了一句：“特别好吃，同事都说香。”
其实他还没收到。快递可能是明天到，也可能后天，但不管是明天还是后天，他都还在值班，快递会被放在传达室，等他值班结束去拿的时候，那些腊肉和香肠已经在传达室的纸箱里待了好几天了。
他妈很快回了消息：“好吃就行，明年多灌点，你带去给同事尝尝。”
沈栩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贴着一张不知道哪一任租客留下的年历，上面印着某个明星的照片，明星笑得很灿烂，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他看着那张年历，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是他奶奶的忌日。
不是正日子，正日子是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他妈每年腊月二十三都会在他奶奶的遗像前摆一碗饺子，烧三炷香。他爸从来不参与这些，但每年的那一天都会默默地把院子里那棵奶奶生前种的桂花树浇一遍水。
奶奶走了六年了，那棵桂花树还活着，越长越大，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桂花的香味。
沈栩闭上眼睛，把被子蒙在头上，在黑暗和沉默中，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门。
第一章 除夕夜的不速之客
除夕。
沈栩早上七点就到了值班室。
值班室在A栋一楼最东边，和传达室隔了两个房间，十几平方米大小，放着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柜和一个老式的暖水瓶。桌上那部红色电话机是整个值班室最重要的设备，厅里规定，值班电话响三声之内必须接，谁接谁负责记录、转达、处理，绝不允许漏掉一个。
沈栩把带来的东西从帆布包里掏出来：两盒方便面、一袋火腿肠、一包瓜子、一瓶老干妈、一袋速冻水饺。他把水饺寄存在传达室的冰箱里，老李头说过年这几天冰箱空着，随便放。
“小沈，你今年又值班？”老李头从传达室的窗户探出头来，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已经很长了，摇摇欲坠的。
“嗯，替方处长值。”
“方处长呢？回老家了？”
沈栩顿了一下：“没回，他说他今年不回。”
老李头把烟掐了，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没有多问。他在这个院子守了十几年，见过太多人来人往，早就学会了不多嘴、不多问、不多管。这是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待这么久的原因。
值班室的窗户朝着大院里的主路，路上几乎没有人。沈栩烧了一壶水，泡了杯茶，坐在藤椅上翻看值班记录本。前几天的记录都很简单，无非是“收到某某文件一份，已转交某某处室”“接到某某电话一个，内容某某，已处理”之类的话，字迹潦草得像病历，看得出来写的人都没什么耐心。
他把值班记录本放回原处，打开电脑，准备趁今天清静把那篇节后要用的动员讲话稿再改一遍。稿子他已经改了七稿了，每次给方处长看，方处长都说“再想想”，既不说不满意，也不说哪里需要改，就两个字：再想。
沈栩有时候觉得方远明这个人像一本合上的书，封面干干净净，标题中规中矩，但打开来才发现里面的字都印在一种特殊的纸上，你不使劲看根本看不清楚。
上午十点，他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不是值班电话，是他自己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省城本地的座机。沈栩接了，对方是个女的，声音很年轻，语速很快：“请问是沈栩沈科长吗？”
“我是沈栩，您哪位？”
“我是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我叫林晚。麻烦问一下您现在方便说话吗？”
沈栩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在这个系统里的分量，任何一个在体制内待过的人都心知肚明。
“方便，您请说。”
“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一份关于您的工作调动材料需要核实几个信息，请问您现在的职务职级是综合处一级科员对吗？”
“对。”
“您的入职时间是XXXX年8月，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的，那后续会有正式通知发给你们单位，有需要补充的我们会再联系您。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电话挂了，前后不到一分钟。
沈栩握着手机坐在那里，脑子里像有一锅粥在咕嘟咕嘟地冒泡。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工作调动。这几个关键词拼在一起只可能意味着一种情况——他被看中了，要被调走了。
但调去哪儿？调去干什么？谁推荐的？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了一圈，又坐下，又站起来，又坐下。最后他拿起手机，找到方远明的微信，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三个字：“处长好。”
过了十几分钟，方远明回了一个字：“嗯。”
沈栩盯着那个“嗯”字看了半天，不知道该接什么。他想问组织部那个电话的事，但又觉得不好直接问，万一那只是一次常规的信息核实，根本没什么大事，他巴巴地去问了显得自己多沉不住气似的。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重新坐下，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动员讲话稿还停留在第七稿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是：“让我们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沈栩看着这行字，忽然觉得自己写的东西真的很没意思。不是这句话没意思，是这种句式、这种语气、这种千篇一律的表达方式，他写了四年，写了成千上万次，越写越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编程好的机器人，输入某个主题，输出固定的表达，中间不需要任何创造性的思考。
但他又很清楚，在这个系统里，这种表达是安全的，是被认可的，是往上走的通行证。你写得越像机器人，领导越觉得你成熟稳重、堪当大任。你哪天要是写出了一句有血有肉的话，领导反而会觉得你不够沉稳、不够老练。
他把那行字删了，打了一行新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打完他自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把那行字删了，把原来的那句又打了回去。
下午三点，老李头端着一碗饺子过来了。
“小沈，吃饺子，我老婆包的，白菜猪肉的，你尝尝。”
沈栩接过来，饺子还冒着热气，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就涌出来，烫得他嘶了一声。老李头站在旁边看着他吃，脸上带着一种很满足的表情，像是看到自己孩子吃得很香一样。
“好吃吗？”
“好吃，婶子手艺真好。”
“那可不，”老李头骄傲地拍了拍胸脯，“她包饺子那是一绝，我们那片没有比得上她的。”
沈栩把一碗饺子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老李头端着空碗走了，临走时说：“晚上我再给你送一碗来，三十儿的饺子，不能少。”
沈栩道了谢，老李头摆摆手走了，驼着背，背影像一个移动的问号。
下午六点，天已经全黑了。沈栩泡了一碗方便面，加了根火腿肠，边吃边看春晚前的预热节目。电视屏幕上各种明星轮番出现，红红绿绿的，热闹非凡，但那热闹像隔着一层玻璃，能看见但摸不着。
他吃到一半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和平时不一样。平时在这栋楼里走路的都是些脚步匆匆的人，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哒哒哒哒，像机关枪扫射。但今天这个脚步声很慢，很轻，犹犹豫豫的，像是每一步都要想很久才敢落下。
沈栩放下筷子，走到值班室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
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脚步声太轻了，灯没亮。他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在不远处慢慢地移动，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影子被什么东西拉长了，歪歪扭扭地贴在墙上。
“谁？”沈栩喊了一声。
声控灯刷地亮了，刺眼的白光照亮了走廊。
一个老太太站在走廊中间。
她大概六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领口和袖口都磨得起了毛边。头上裹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围巾的穗子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有些穗子打了结，像是很久没有梳理过。她手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就是那种最便宜的、红蓝白三色相间的编织袋，袋口用一根绳子扎着，绳子系得很紧，看得出来是怕路上的颠簸把里面的东西晃散了。
她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嘴唇发紫，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她眯着眼睛看着沈栩，像是在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她要找的人。
沈栩把门完全推开，走到走廊里，在离她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大娘，您找谁？”
老太太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好半天才发出声音：“我……我找我儿子。”
她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沈栩听了两遍才听明白。
“您儿子叫啥？在哪上班？”
“叫建国，赵建国。他在这个楼里上班，说是省政府。”老太太说着，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层层叠叠地包着几张纸，她费了好大劲才把其中一张抽出来，递给沈栩。
沈栩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但能辨认出内容：“省政府办公厅”和“赵建国”几个字，后面跟着一个手机号码。
纸条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纸张发黄发脆，折叠处的纤维已经断裂，稍微用力一点就会碎成两半。
沈栩看着这张纸条，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这张纸条可能是赵建国某次回家时随手写的，也许是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分钟，也许是在接了一个催促他回去上班的电话之后匆匆忙忙写的。他写这张纸条的时候大概只是为了让母亲安心，为了让母亲觉得他一切都好、有固定的地址和电话。但一个母亲把这张纸条保存了多少年，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在除夕夜一个人坐车几百公里来找纸条上写的那个地址，这件事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
“大娘，外面冷，您先进来坐着。”沈栩侧身让开门口，伸手去接她手里的编织袋。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一双黑色的棉鞋，鞋面上沾满了泥水和雪水的混合物，鞋底的纹路里嵌着不知道从哪个乡间小路上带来的泥土。
“我这鞋脏，别把你地弄脏了。”
沈栩弯下腰，直接把编织袋拎了起来，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胳膊，半扶半拉地把她带进了值班室。
暖风扑面而来的瞬间，老太太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浑身一颤，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感受着那股暖意。她的眼睛慢慢地眨了几下，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但最终没有掉下来。
沈栩让她坐在藤椅上，把藤椅上那条他中午刚洗过的毛巾毯披在她肩膀上，然后给她倒了一杯滚烫的热水。老太太两只手捧着杯子，杯壁上烫得几乎握不住，但她不肯松手，好像松了手这杯热水就会消失，这股暖气就会消失，她就会重新回到那个寒风刺骨的除夕夜里去。
“您先暖和暖和，别急，慢慢说。”沈栩蹲下来，让自己和她平视，保持在一个不那么有压迫感的高度。
老太太喝了一口水，水太烫，她烫得缩了一下舌头，但还是咽了下去。那口热水顺着喉咙流下去的时候，她整个人像一棵被浇了水的枯草，一点一点地舒展开来。
“我从老家来的。”她说，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些，“坐的大巴，早上七点上的车，到这边十二点多。我在车站等了好几个小时，想着等天黑了再来找他，他白天上班忙，我怕打扰他。”
沈栩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快七点了。也就是说，这个老太太从中午十二点多就到了省城，在长途汽车站坐了将近七个小时，一直等到天黑才来找她的儿子。
“您没给他打电话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又从那个塑料袋里翻出那个旧手机，递给沈栩。沈栩打开一看，通讯录里只有三个联系人：建国、老赵、卫生院。他拨了“建国”的号码，听筒里传来一个冰冷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沈栩皱了皱眉，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他记下了那个号码，然后问老太太：“您知道他具体在哪个处室吗？或者您有没有他同事的电话？”
老太太想了想，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一种迷茫的表情，像一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每一条路看起来都似曾相识，但没有一条敢走进去。
“他跟俺说过，在那个什么……什么处，俺记不住了。”老太太说，“俺就想来看看他，他好久没给家里打电话了，他爸身体不好，老咳嗽，俺想当面跟他说说，打电话他总说忙，说两句就挂了。”
沈栩把手机还给她，站起来，在值班室里走了两圈，脑子里飞速地转着。
从老太太的描述来看，她儿子赵建国应该是在省政府大院里工作过，但不知道具体哪个处室，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手机号码打不通，有可能是换了号，也有可能是因为除夕夜关机了。
他看了看时间，七点刚过。今晚大院里除了值班的几乎没人，想找个知情的人打听都找不到。但让他把老太太往外推，说“等上班了再来”，他做不到。
“大娘，”沈栩走回来，又蹲下来，“今天太晚了，单位都放假了，找人不方便。您今晚先在我这儿凑合一宿，明天初一，我帮您打电话问，行不行？”
老太太听了这话，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使劲摇了摇头：“不行不行，你值班呢，我一个老婆子不能耽误你工作。你告诉我他在哪个楼就行，我自己去找。”
“大院好几栋楼呢，您一个人找不着。”沈栩说，“您就在这儿坐着，暖和和的，我陪您唠唠嗑，等明天天亮了，我想办法帮您找。”
老太太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融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出一个含混的气音，然后就没声了。
沈栩从铁皮柜里翻出一床干净的被子——那是他自己备着值班用的，叠得方方正正，还带着洗衣液的香味。他把被子铺在行军床上，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枕头，套上枕套，拍了拍，放在床头。
“您要是累了就先睡，我在这儿守着，丢不了。”
老太太坐在藤椅上没动，两只手握着杯子，杯里的水已经不怎么冒热气了，但她还是握着。她看着沈栩忙前忙后的样子，眼睛里的那层东西越来越厚，最终凝聚成两滴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慢慢淌下来。
她没有出声，无声地流着眼泪，眼泪流过她饱经风霜的脸颊，流进嘴角的皱纹里，流进下巴的沟壑里。沈栩转身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脏像是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猛地一紧。
他想起了他的奶奶。
奶奶走的那年他在省城准备期末考试，家里人瞒着他，等他知道的时候奶奶已经下葬了。他妈在电话里说：“你奶奶走之前一直念叨你的名字，说等你放假了给你包饺子吃。”
他挂了电话以后一个人在宿舍阳台上站了很久，没有哭，只是站着。后来他下楼去食堂吃饭，打了二两米饭一个炒菜，吃完了，觉得不饿，又回宿舍了。
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他想，奶奶大概是在一个月圆之夜走的，这样她上天的时候路会亮一些。
沈栩走过去，从桌上抽了两张纸巾，递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接过去，擦了擦眼泪，然后把纸巾叠得方方正正的，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大娘，您吃了吗？”沈栩问。
老太太点了点头，但又像是没点，那个动作太轻微了，沈栩分不清是点头还是颤抖。
沈栩没再问，去传达室的冰箱里把速冻水饺拿出来，又把电煮锅刷干净，接了水，插上电。水烧开需要几分钟，他就站在锅旁边等着，锅盖上慢慢凝出一层水珠，水珠越聚越大，最后沿着锅盖的弧度滑下来，掉进锅里，发出“嗒”的一声。
“您儿子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沈栩问，想让她多说说话，分散一下注意力。
老太太想了想，慢慢地说：“他以前在县农业局，后来考上了省里的啥，就调到省里来了。那会儿全县就考上他一个，县里还给发了奖金，五千块钱呢。他走的那天，县里还来人送他了，敲锣打鼓的，可热闹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语气里有了一种光，那种光是属于一个母亲的骄傲，不张扬，不炫耀，就是很沉很沉地放在心里，偶尔拿出来晒一晒，就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
“那他现在在省里做啥工作？”
老太太摇了摇头：“俺也不知道，他就说在省政府上班，别的没说。俺问他，他就说不让多问，俺也就不问了。”
沈栩心里那种说不清的滋味又涌了上来。一个儿子对母亲说“不让多问”，母亲就真的不问了。不是因为不好奇，不是因为不关心，是因为她怕问多了儿子烦，怕问多了儿子以后连电话都不打了。她是用沉默来守护那一点点可怜的交流，像守着一盏随时可能被风吹灭的灯。
水开了，沈栩把饺子下进去。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着，一个个白胖胖的，像一群在泡温泉的小动物。他用勺子轻轻推了推，防止粘锅，然后盖上盖子，等水再次烧开。
“您老伴身体不好？”沈栩想起她刚才说的一句话。
“嗯，老慢支，一到冬天就犯，咳咳咳的，咳得人心里发慌。”老太太的眉头皱了一下，“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今年冬天特别冷，咳得更厉害了。俺跟建国说过好多次了，让他爸来省城大医院看看，他说行，说忙完这阵子就安排，但一直也没安排。”
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淡淡的、被搁置了很久的期待。那种期待像一件叠好了放在柜子最底层的毛衣，你知道它在那儿，你知道它迟早会被拿出来穿，但你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
饺子煮好了，沈栩盛了两碗，一碗给老太太，一碗自己端着。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小瓶醋——从食堂顺的，一直没舍得用——给老太太倒了点在碗里。
老太太夹起一个饺子，吹了吹，小心地咬了一口。她嚼了两下，眉头微微舒展了一点，然后又夹了一个，这次没有吹，直接放进嘴里，烫得她嘶了一声，但她没有吐出来，而是嚼了几下咽了下去。
“好吃吗？”沈栩问。
“好吃。”老太太说，“比俺包的好吃。”
沈栩笑了：“这是超市买的速冻的，哪能跟您包的比。”
老太太摇了摇头，很认真地说：“俺包的皮厚，馅也咸，建国他爸总说咸，但每次都吃一大盘。”
沈栩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她明天初一，后天初二，大后天初三，一直到初七才正式上班。这几天她住哪儿？吃什么？一个人在省城，没有手机导航，没有联系人，没有落脚的地方，她怎么过？
“大娘，您这次来，打算待几天？”
老太太想了想：“俺想见建国一面，跟他说说他爸的事，说完了就回去。家里还有鸡呢，没人喂不行。”
“那您住哪儿？订旅馆了吗？”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从那个塑料袋里又翻出一张纸，纸上记着一个旅馆的名字和地址。沈栩接过来一看，旅馆在城西的一个城中村里，离省政府大院坐公交车要一个小时，而且那个地方他听说过，是个条件很差的廉价旅馆，一个床位一晚上三十块钱。
沈栩把那张纸叠好，放回她手里：“大娘，这几天的住处您别操心了，我想办法安排。”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他，嘴唇哆嗦了一下，那两滴眼泪又涌了出来，这一次她没有忍住，哭出了声。
哭声不大，压抑着的，像一个关紧了门窗的房间里的哭泣，外面的人听不见，但房间里的人被那种回声震得无处可逃。
沈栩没有劝她别哭，也没有说“没事的”“会好的”那些他自己都不太信的话。他只是坐在那里，把毛巾毯往她肩膀上拢了拢，然后安静地等着。
等老太太哭够了，她用那两张已经揉皱了的纸巾擦了擦脸，擤了擤鼻子，然后把纸巾叠成一个小小的方块，攥在手心里。
“俺给你添麻烦了。”她说。
“没有的事。”沈栩说，“您来了，我这值班还有个伴，不然我一个人对着电视发呆，闷都要闷死了。”
老太太破涕为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像冬天里忽然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的一小片阳光。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老太太说得最多的是赵建国小时候的事。说赵建国小时候可聪明了，上学总是考第一名，老师来家访的时候跟他爸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说他爸那时候在砖瓦厂上班，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供他读书，他倒也争气，一路读到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他考上大学那年，俺们家请了全村人吃饭，杀了三只鸡，炖了一大锅，还买了啤酒。”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了一种光，那光是属于一个母亲最原始、最本能的骄傲，不掺杂任何杂质。
沈栩听着，心里想，赵建国大概不知道这些事在他母亲的生命里占据了多大的分量。那些考上大学的荣光、在省城当干部的体面、全村人的羡慕和尊重，这些东西被一个母亲小心地收藏着，像收藏宝贝一样，在无数个普通的日子里反复拿出来擦拭、翻看、回味。
而那些日子里，赵建国可能正在省城的某个办公室里赶材料、开会议、应酬、焦虑、失眠、沉浮。他有他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砖瓦厂、没有三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没有请全村人吃饭的三只鸡。
两个世界之间，隔着几百公里，和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
晚上九点多，沈栩把行军床铺好，把被子拍松了，让老太太先睡。老太太脱了棉袄，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弯腰去解那个编织袋。
袋口的绳子系得很紧，她解了好一会儿才解开。她把手伸进袋子里，摸了一阵，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包裹，一层一层地剥开。
是饺子。
保鲜膜仔细裹好的饺子，一个个白胖整齐，馅料饱满，保鲜膜外面贴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韭菜。
“俺包了一整天，带了好多来，想给建国和他同事都尝尝。”老太太把饺子递过来，手微微抖着，“你明儿个煮着吃，这是俺自己种的韭菜，新鲜着呢。”
沈栩接过那包饺子，看到保鲜膜上还沾着一些面粉，是包的时候留下的。那面粉的痕迹像指纹一样，记录着一个个饺子成型的过程——和面、擀皮、包馅、捏边，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个母亲的手的温度。
他把饺子小心地放进铁皮柜里，对老太太说：“明天早上我就煮，咱们一块儿吃。”
老太太点了点头，躺了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只露出一张脸。那张脸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显得很老了，皱纹像干裂的河床，皮肤松弛地垂着，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但她闭着眼睛的样子很安详，像一条在河床上躺了很久的船，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沈栩关了顶灯，只留了桌上那盏台灯，橘黄色的光把值班室照得像一个琥珀色的盒子，温暖而安静。
他坐在藤椅上，看着老太太慢慢入睡，听着她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稳，最后变成了均匀的、带着一点点鼾声的呼吸。
他拿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赵建国，XX县人，五十多岁，曾在农业系统工作。”
然后又加了一行：“手机号：138XXXXXXXX（关机），可能有新号。或已调离原岗位。”
他把备忘录存好，又看了一眼时间，九点四十五。
他忽然想起昨天那个从省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那个叫林晚的女人说的那些话。工作调动，信息核实。他当时觉得那可能是一件大事，现在想想，和眼前这件事比起来，那真的不算什么大事。
工作调不调、调去哪儿、是升是降，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事。但一个母亲能不能在除夕夜找到自己的儿子，这件事关系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也许还有更多。
沈栩靠在藤椅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灯管的两头已经发黑了，但还顽强地亮着，偶尔闪一下，像是在提醒他它还活着。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过赵建国可能的去向。农业系统出身，五十多岁，在省直机关，要么已经做到了处长副处长，要么还在主任科员的位置上熬着。手机打不通，可能是换了号，也可能是故意不接。但无论哪种情况，找到他的关键在于先弄清楚他在哪个单位。
沈栩睁开眼睛，打开值班室的电脑，登录了单位的内部通讯录系统。他的权限有限，只能看到办公厅和部分联系密切的处室，但至少可以先从这里面筛一遍。
他输入“赵建国”，搜索。
结果是空的。
他又输入“建国”，这次出来了很多结果，但没有一个姓赵的。
他想了想，又登录了省直机关的一个公共信息平台，这个平台汇总了各省直单位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虽然没有具体人员名单，但至少可以查到哪些单位有农业相关的职能。
农业厅、林业厅、水利厅、农科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扶贫开发办公室……他把这些单位列了一个清单，打算明天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问。
就在他准备关机的时候，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号码不认识，内容只有一句话：“新年好。初九到我办公室来。”
沈栩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几秒钟，然后点开了发送者的号码详情。号码是本地的，但他没有存过这个名字。他想了想，回复了一条：“请问您是？”
对方很快回了：“方。”
方远明。
沈栩愣了一下。方处长除夕夜给他发短信，让他初九去办公室？初九是节后上班第三天，按照惯例，节后第一周大家都在拜年、开会、收心，不会有太重要的事。方处长让他初九去，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具体，不像是临时起意。
他想问是什么事，但打字打到一半又删了，最后只回了一句：“收到。处长新年快乐。”
这次方远明没有回。
沈栩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屏幕慢慢暗下去，黑屏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五官模糊，表情看不清楚。
他转头看了一眼行军床上的老太太，她换了一个姿势，侧躺着，脸朝着他的方向，嘴巴微微张开，呼吸声很轻很稳，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摇篮曲。
值班室的窗户外面，烟花又开始炸了。这一次不是零星的几朵，而是铺天盖地的、漫山遍野的烟火，从天际线的这一头炸到那一头，把整片夜空染成了忽红忽绿的颜色。
沈栩走到窗边，看着那些烟花升空、绽放、坠落、熄灭，再升空、再绽放、再坠落、再熄灭。每一朵烟花都拼尽全力地燃烧自己，在夜空中留下一个短暂而璀璨的印记，然后化成灰烬，飘散在风里。
他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也像烟花一样，大多数时候都在沉默地积蓄能量，只为了那一次全力以赴的绽放？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这个除夕夜，他在这间小小的值班室里，遇到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听到了一个不该被忽略的故事。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而他自己，也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一个他自己都还没完全搞清楚的角色。
手机又震了一下。
这次是他妈发来的语音，六十秒的，满的。
沈栩戴上耳机，点开了第一条。
“沈栩啊，妈跟你说个事，你爸这两天又咳嗽了，比之前厉害，去卫生院看了，大夫说是支气管炎，打了三天针，好了一点。妈本来不想跟你说，怕你担心，但妈想来想去还是得告诉你，你爸嘴上不说，其实想你回来看看……”
沈栩把耳机往耳朵里塞了塞，靠着窗户，听着他妈在六十秒的语音里说了三十秒关于他爸的病，说了二十秒关于家里的年货，最后十秒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算了不说了，你忙吧，妈挂了”，语音就断了。
他又点开第二条。
这一条的前四十秒都是沉默，只有呼吸声，和远处若隐若现的电视声。然后他妈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很轻，像是怕被别人听到似的：“沈栩，妈就是想你了，没别的事。你好好工作，妈挂了。”
两条语音都听完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红色的语音条，安静地躺在对话框里。
沈栩摘下耳机，把手机揣进兜里，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烟火。烟花的颜色映在他脸上，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一道道地闪过，像一场无声的电影。
他忽然想起一句话，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大概是说：人这一生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
沈栩吸了吸鼻子，把窗户关严了，转身回到桌前，打开那个写到一半的动员讲话稿，把光标移到最后一行，把“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改成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然后他保存了文档，关了电脑，靠在藤椅上，闭上眼睛。
值班室外面，鞭炮声渐渐稀了，烟火也渐渐少了，这座城市在喧嚣过后慢慢安静下来，像一个狂欢过后倦极了的巨人，蜷缩在冬夜里，沉沉睡去。
第二章 初一
大年初一的阳光从值班室的窗户照进来的时候，沈栩被晃醒了。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是靠在藤椅上睡着的，脖子僵得像块木板，稍微动一下就咔咔作响。值班室里很安静，行军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老太太不见了，那个红蓝白的编织袋也不见了。
沈栩猛地坐起来，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
他冲到门口，拉开门，走廊里空荡荡的，声控灯被他的动作惊醒了，刷地亮起来，但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
“大娘？”他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了一下，然后被墙壁吸走了，没有任何回应。
沈栩的心沉了下去。他回到值班室，抓起手机看时间——早上七点四十三分。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他点开一看，是老太太的手机号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字打得乱七八糟的：“小审，我走了，不找你了，别费心了，谢谢你。”
沈栩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几秒钟，然后拨了那个号码。
响了三声，接了。
“喂？”老太太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周围很吵，像是有广播在报站。
“大娘！您在哪？”沈栩一边说一边抓起大衣往身上套。
“我在……我在车站呢，准备回去了。”老太太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在除夕夜辗转几百公里来找儿子的母亲该有的声音。
“哪个车站？长途汽车站？”
“嗯。”
“您别走，您在那儿等着，我马上过来。”沈栩已经把大衣穿好了，正在往脚上套鞋。
“不用了，小审，真的不用了。”老太太的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放弃，不是绝望，更像是一种接受了某件事之后的平静，像湖面被风吹皱之后又自己平复了，不留痕迹，“俺想了一晚上，俺不该来的。他忙，他肯定有他的难处，俺来了给他添麻烦。”
沈栩系鞋带的手停了一下。
“您昨天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您说您要见他一面，要跟他说说他爸的病，您现在回去了，这些话跟谁说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俺在电话里跟他说。”
“他的电话打不通。”
又是沉默。
“那就等打通了再说。”老太太的声音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她在努力控制着，“小审，你是个好人，俺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但这事儿你别管了，你管不了的。俺回去了，家里还有鸡要喂。”
沈栩站起来，把值班室的钥匙揣进口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大娘，您在车站等着，哪儿也别去，我二十分钟就到。您要是走了，我就买票追到您老家去。”
“你这孩子——”
“您等着啊，我挂了，骑车呢，不能打电话。”
沈栩挂了电话，跑出值班室，穿过大厅，冲出大楼。外面的空气冷得像刀子，吸一口进肺里，整个胸腔都像被冻住了一样。自行车棚里他的凤凰牌还锁在那里，他飞一样地开了锁，跨上车，猛蹬了几下，车子窜了出去。
大年初一的早晨，省城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车，也没有人，整座城市像一座被按下了暂停键的空城。沈栩把自行车蹬得飞快，链条发出咔咔的声响，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把他没来得及梳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从省政府大院到长途汽车站骑车正常要二十多分钟，沈栩十五分钟就到了。他把车子往车站广场的栏杆上一锁，跑进候车大厅，在一排排座椅之间寻找那个穿着深蓝色棉袄、裹着灰色围巾的身影。
候车大厅里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大部分都是大年初一赶着回家的人。沈栩在A区找了一圈，没有，又在B区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他的心跳开始加速，手心开始出汗，脑子里浮现出各种不好的可能性——她是不是已经上车了？是不是坐错车了？是不是在车站外面？
他正要往C区跑的时候，余光扫到角落里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太太坐在候车大厅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编织袋放在脚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的，像一个小学生在等家长来接。她的围巾摘下来放在膝盖上，露出一头花白的头发，头发用黑色的发卡别着，但很多碎发还是从发卡里跑了出来，在晨光中细细地飘着。
沈栩走过去，在老太太面前蹲下来。
“大娘。”
老太太抬起头，看见是他，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了下去，像是有人在她心里点了一盏灯，又马上吹灭了。
“你怎么真来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不听话的无奈，但又藏着一点说不清的欣喜。
“我说了要来就一定要来。”沈栩在她旁边坐下来，喘了几口气，刚才骑得太快了，腿有点软，“您怎么一大早就跑了？不是说好了我帮您找吗？”
老太太低下头，两只手互相搓着，手指上的老茧在晨光中泛着一种角质层特有的光泽。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那是长年累月与土地打交道留下的印记。
“俺想了一宿，”她说，声音很低，“俺觉得俺不该来。建国他不接电话肯定有他的道理，俺这样突然跑来了，万一他正忙什么大事呢，俺给他添乱了。”
“大娘——”
“你听俺说完。”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沈栩，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认真，“俺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不懂你们这些大机关的事。但俺知道一个理儿，当娘的找儿子天经地义，可当娘的要是让儿子为难了，那就是当娘的不是了。”
沈栩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太太又低下头，从编织袋里拿出那个用旧报纸包的饺子，递给沈栩：“这个你带回去吃，俺也没别的东西给你。你昨晚给俺盖的那个毯子，俺叠好了放在床上了。那件毛衣俺也放好了，你收起来别弄丢了。”
沈栩接过那包饺子，保鲜膜上的面粉还在，那张写着“韭菜”的小纸条还在。他捧着那包饺子，觉得它比他拎过的任何东西都要重。
“大娘，我跟您说个事。”沈栩把饺子放在膝盖上，转过身来正对着她，“我已经开始查了，我查到了一些线索，赵建国可能还在农业系统工作，具体单位我还没确定，但很快就能确定。您要是就这么回去了，我这边查到消息了也没法告诉您。”
老太太看着他，眼睛里那盏快要灭了的灯又跳了一下。
“您听我的，先在省城待两天，就两天。我保证在初三之前帮您找到赵建国的确切地址，找到了我就带您去找他。要是找不着，初三我送您上车，票钱我出。”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行，俺不能再麻烦你了。”
“这不算麻烦。”沈栩说，“您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在这儿上班四年了，每天就是写材料、开会、写材料、开会，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但帮您找到您儿子这件事，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老太太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了一句让沈栩差点没忍住眼泪的话。
“你跟你妈说过这样的话不？”
沈栩愣了一下。
“你跟你妈说，你想她，你觉得你做的事有意义，你跟她说过不？”
沈栩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老太太伸出手，又像昨晚那样摸了摸他的头顶，那只粗糙的手在他的头发上轻轻地、慢慢地抚过去，像一阵暖风拂过一片荒原。
“你们这些孩子啊，”老太太说，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什么事都能扛。但你妈在家等着你呢，你不知道。”
沈栩的鼻子一酸，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别过脸去，假装在看候车大厅的电子屏，电子屏上滚动的车次信息红红绿绿的，他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转回来，声音有点哑：“大娘，咱们先回去，先把饺子煮了吃了，然后我再打电话找人。您还没尝过那个速冻的饺子呢，您昨天说好吃，我今天再给您煮一袋。”
老太太被他拉着胳膊站起来，编织袋也被他拎走了。她跟在沈栩后面走出候车大厅，阳光迎面扑来，照得她眯起了眼睛。她看着前面这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他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编织袋挂在车把上，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怕她跟丢了。
她忽然想起赵建国年轻时候的样子，也是这么瘦，也是这么不爱说话，但心细，每次回家都给她带东西，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藏蓝色的，她穿了好多年，穿到羽绒都跑出来了也舍不得扔。
那时候的赵建国眼睛里是有光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光灭了。
老太太跟在沈栩后面，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沈栩把老太太安顿在值班室，煮了饺子，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了。老太太吃完以后精神好了很多，话也多了起来。她问沈栩老家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对象、怎么过年不回家。
沈栩一一回答了：老家是南边一个小县城的，家里有爸妈，没对象，不回家是因为值班。
“值班重要还是回家重要？”老太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调侃。
沈栩想了想，说：“都重要。”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对，回家更重要。你以后就知道了。”
沈栩笑了笑，没有反驳。
他把值班室的备用钥匙给了老太太，让她可以在院子里走走，但不要走远，省城她不认识路，走远了找不回来。老太太点头答应了，把钥匙攥在手心里，像攥着一块金子。
沈栩开始打电话。
他先从农业厅开始打。大年初一，农业厅值班室有人接电话，但对方表示不认识赵建国这个人，说农业厅在职人员名单里没有这个名字。沈栩问他能不能帮忙查一下历史记录，或者问一下老同事，对方说不行，他没这个权限，也不认识什么人。
第二个电话打到了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这是一个在农业厅下属的研究机构。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很年轻，听起来也就是二十出头，大概是被安排在大年初一值班的倒霉蛋。
沈栩报了身份，说明来意，对方倒是很配合，在电脑上查了半天，说：“我们中心没有赵建国这个人，但我们的系统里有一个名字差不多的，叫赵建中，您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赵建中和赵建国，差一个字，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是，是赵建国，建国大业的建国。”
“那没有，不好意思。”
第三个电话打到了林业厅，对方直接说：“我们这是林业的，您要找农业的，打错电话了。”
沈栩道了歉挂了电话，看着笔记本上列的那一串单位名单，开始逐个排查。水利厅、农科院、扶贫办、供销社、农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没这个人”，要么是“不认识”，要么是“您打错了”。
打到第十个电话的时候，沈栩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也许赵建国根本不在农业系统了，也许他已经调到其他部门了，也许他早就离开了省直机关去了某个地市，也许他压根儿就不在体制内了。
他把笔记本上划掉了一多半的名单放在一边，重新拿起手机，找到了昨天那个同县老乡的电话。这次他没有打电话，而是发了一条短信，措辞斟酌了很久：
“王哥，新年好，我是综合处小沈。实在不好意思大年初一打扰您，有个急事想跟您打听一下。您认识一个叫赵建国的人吗？XX县来的，五十多岁，以前可能在农业系统工作过。他家里人来省城找他联系不上，我帮忙问问。您要是有他的联系方式或者知道他在哪个单位，麻烦您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短信发出去之后，他等了十分钟，没有回复。
他又等了二十分钟，还是没有回复。
沈栩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日光灯管发黑的那一头在灯光照射下显出一种灰蒙蒙的颜色，像蒙了一层纱。
老太太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遥控器在换台。她不太会用这种电视机，按来按去把频道按到了购物频道，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一款不粘锅。她没有再换台，就那样看着那个男人表演，表情很专注，像在看一出很有意思的戏。
沈栩看着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赵建国有多久没有回家了？
他没有问老太太，因为那个答案可能会让他很难受。他自己有多久没有回家了？上一次回家是去年国庆节，待了三天，其中一天半在接工作电话、改材料。他爸那三天里只跟他说了不到二十句话，大部分是“吃了吗”“多穿点”“路上慢点”。他妈倒是说了很多，但说的都是“你多吃点这个”“你把这个带上”“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很少说自己。
他是从姑姑嘴里知道他爸又咳血了的，从他表妹嘴里知道他妈有天晚上摔了一跤、膝盖青了一大片但谁都没说的。
这些事他爸妈不会主动告诉他，因为他“忙”。
忙。
沈栩忽然觉得这个字很刺眼，像一根针扎在眼睛上。他用“忙”来安慰父母，父母用“忙”来安慰自己。这个字就像一块遮羞布，遮住了所有本该说出口的话、本该见的面、本该牵的手、本该给的拥抱。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王哥回消息了。
“小沈，你说的这个赵建国，我想起来是谁了。他以前在农业厅畜牧处待过，后来调到了省畜牧局，再后来就没消息了。我给你一个畜牧局的电话，你打过去问问。”
沈栩迅速回了“谢谢王哥”，然后拨了那个畜牧局的电话。
电话响了七八声才被接起来，接电话的人显然是在家里，背景很安静，能听到电视里在放什么综艺节目。
“畜牧局值班室，请问哪位？”
沈栩报了身份，然后问：“请问咱们单位有一位叫赵建国的同志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赵建国？”那个声音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是在确认什么，“你是他什么人？”
“我不是他什么人，是他家里人来省城找他，我帮忙问一下。您认识他吗？”
又是几秒的沉默。
“赵建国是我们单位的，但他……”
“他怎么了？”
“他去年就不在我们这儿了。”那个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到，“具体情况我不太方便说，你可以去人事处问一下，但是人事处要初七才上班。”
“那他调去哪儿了？”
“不是调走，是……”对方又犹豫了一下，最后选了一个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词，“是离开了，各种原因吧，反正不在我们这儿了。他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没有，不好意思。”
电话挂了。
沈栩拿着手机坐在那里，脑子里反复回放对方说的那个词——“离开了”。在体制内，“离开了”可以有很多种意思：辞职了，被辞退了，调走了，病退了，甚至更不好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赵建国不在畜牧局了。那他在哪儿？他还在省城吗？他还上班吗？他还活着吗？
沈栩不敢往下想了。
他转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她还在看电视，购物频道已经换成了一个电视剧，一个穿古装的女人正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的。老太太看得很认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沈栩站起来，走到走廊里，关上门，拨了方远明的电话。
电话响了四声，接了。
“喂？”方远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像是刚睡醒，又像是根本没睡。
“处长，是我，小沈。打扰您了。”
“什么事？”
沈栩深吸了一口气，说：“处长，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赵建国，您认识吗？之前在农业厅畜牧处、省畜牧局工作过的。”
电话那头是一段很长的沉默，长得让沈栩以为信号断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通话还在继续，秒数在一秒一秒地增加。
“你打听他干什么？”方远明终于开口了，声音听起来和刚才不一样了，少了疲惫，多了一种沈栩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警觉，又像是某种压抑了很久的情绪。
“他的母亲来省城找他，除夕夜来的，在大院里转了很久，我遇到她了。她说赵建国很久没给家里打电话了，他父亲身体不好，她想见他一面试试。”
沉默。
“她来了？”方远明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像是一个一直绷着的东西忽然松了一下，又立刻绷了回去。
“是的，现在还在值班室。我帮她查了一上午，只查到赵建国以前在畜牧局，但畜牧局的人说他去年离开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处长，您之前给我留的信里说您认识他，您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方远明没有说话。沈栩能听到电话那头有轻微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很慢很均匀。
“小沈，”方远明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沉，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深水里，“这件事你不要再查了。”
沈栩愣了一下：“处长？”
“我说，你不要再查了。”方远明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硬了一些，“这件事我来处理，你把大娘照顾好，别的你不用管。”
“但是处长——”
“没有但是。”方远明打断了他，“初九你到我办公室来，我告诉你一切。在这之前，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查，听到了吗？”
沈栩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声控灯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半张脸，明暗分明的，像一张黑白的版画。
“听到了。”他说。
方远明挂了电话。
沈栩站在黑暗的走廊里，一动不动。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把所有零散的信息拼在一起：方处长认识赵建国，方处长让他不要查了，方处长说初九告诉他一切。方处长除夕夜出现在值班室送了一桶鸡汤和一封信，方处长今年没有回老家过年，方处长的母亲上个月走了。
方处长和赵建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想起老周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赵建国被纪委叫去谈过话，后来被调去了一个很边缘的单位，抑郁了，离婚了，消失了。
一个被纪委谈话的干部，从农业厅畜牧处调到省畜牧局，再从一个单位“离开”。这条轨迹像一条不断向下走的螺旋楼梯，每一圈都更低一点，直到完全沉入地下。
而方远明，一个在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位置上坐了八年的人，和赵建国之间本不该有任何交集。综合处是办公厅的核心处室，对接各厅局，但农业厅和畜牧局都属于业务部门，和综合处的工作关系并不密切。
除非……他们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交集。
沈栩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像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一片黑暗的区域，但也只是一瞬间，那片区域就又重新陷入了黑暗。
他使劲摇了摇头，把那个念头暂时按了下去。没有证据，没有信息，胡乱猜测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迷雾。
他转身推开值班室的门，暖黄色的灯光涌了出来，照亮了走廊的一小片地面。他走进去，看见老太太还在看电视，那个古装女人已经不哭了，换成了一个男人在骑马来追什么人，马蹄声哒哒哒哒的，很有节奏。
“大娘，”沈栩在她旁边坐下来，“今天我还没找到赵建国，但我有朋友在帮我查，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您再等一等，好吗？”
老太太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着他，点了点头。
“俺等你。”她说，“你说找得到，就找得到。”
沈栩笑了笑，但那笑容没能到达眼睛。
他拿出手机，给方远明发了一条消息：“处长，大娘我照顾好了，等您消息。”
方远明没有回。
沈栩把手机放回口袋，起身去给老太太倒了一杯热水。水很烫，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灯光下变成了一缕缕透明的雾。
他看着那些雾气升腾、扩散、消失，忽然想起方远明信上的那句话：“照顾好大娘。”
这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请求。
他不知道方远明和赵建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他从这四个字里读出了一样东西：方远明在乎赵建国，或者说，方远明在乎这件事。
一个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处长，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一个基层科员——这件事比你想象的重要，也比你能想象的复杂。
沈栩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发消息给方远明的同一时刻，方远明正坐在自己家里的书房中，面前摊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有两个人，都穿着大学毕业的学士服，勾肩搭背地站在一起，笑得青春肆意。
照片的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墨水已经褪色了，但还能辨认出来：“1992年7月，XX大学，建国与远明。”
方远明把照片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赵建国的手机号码——不是那个关机的号码，是另一个，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号码。
他拿起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接通了，那边没有声音。
“建国，”方远明说，声音很低，“你妈来了。”
电话那头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传来一个沙哑的、像是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的声音：“我知道。”
“她在省政府大院，被我们处一个小伙子遇到了。那个小伙子在帮她找你。”
沉默。
“你别找她了，”那个沙哑的声音说，“你让她回去。”
“你自己跟她说。”方远明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但很快又压了下去，像是一锅烧开的水被盖上了盖子，“你来见她一面，哪怕是隔着门见一面，你让她知道你还在，你让她安心。”
“远明，”那个声音说，带着一种沈栩从未听过的、属于一个被生活击垮了的人的疲惫，“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赵建国了。我见不了她，我见了她会哭，我哭了她会更难受。你让她回去，就当没见过我。”
方远明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
“你爸身体不好，”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你妈一个人来的，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巴，在大院里走了好几层楼找你，连你的手机号都打不通。”
沉默。沉默了很久。
“远明，”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几乎听不出来的颤抖，“帮我一个忙。帮我照顾好她，别让她找到我。”
方远明没有说话，他闭上了眼睛，靠在椅背上，那张旧照片还摊在桌上，两个年轻人的笑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亮得刺眼。
“好。”他最终说了一个字。
电话挂断了。
方远明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吊灯上有三个灯泡，其中两个亮着，一个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坏的。他一直没换，因为换灯泡要搬梯子，搬梯子太麻烦。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两个笑得肆无忌惮的年轻人，忽然觉得那两个人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是变成了另外两个人，变成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一个变成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方处长，说话滴水不漏，做事四平八稳，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八年，不上不下，不冷不热。
另一个变成了什么，他不知道。也许变成了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什么也没有。
方远明把照片收进抽屉里，锁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色暗下来了，大年初一的傍晚，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接一朵的，在灰蓝色的天空中炸开，很漂亮，但也很短暂。
他拿出手机，给沈栩发了一条消息：“大娘今天晚上住哪儿？”
沈栩很快回了：“暂时安排在值班室，明天我找个宾馆让她住。”
方远明打了一行字：“让她住我家。我家有空房间。”
沈栩没有立刻回复。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回了一条：“处长，这不太合适吧？”
方远明回复：“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母亲刚走，家里就我一个人。你带她过来，我在家等你们。”
沈栩沉默了更长的时间，然后发了一个字：“好。”
方远明把手机放进口袋，去厨房烧了一壶水，把家里的地拖了一遍，又把空房间的床单被套换了新的。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作很慢，但很仔细，像是要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像是在准备迎接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
他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他母亲的衣服。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把它们收起来，而是关上了柜门。
客厅的茶几上，他放了一个果盘，里面装着苹果、橘子和一把花生。
然后他坐在沙发上，等着。
窗外，最后一朵烟花在天边熄灭了，夜幕彻底拉了下来，黑得很彻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绒布，把整座城市裹在了里面。
在这个巨大的黑色绒布里，在这个城市的两个不同的角落，三个人——一个儿子躲在一扇关着的门后面，一个母亲坐在一间亮着灯的值班室里，一个老处长独自坐在一个空荡荡的客厅里——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
而时间，会把他们推到各自该去的地方。
第三章 迷雾
大年初二。
沈栩一早就把老太太从值班室接到了方远明家里。
方远明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里，房子不大，三室一厅，装修还是九十年代的那种风格，木质的包墙、水磨石的地面、老式的暖气片，但收拾得很干净，每样东西都摆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像一间博物馆的陈列室。
老太太进门的时候站在玄关处犹豫了好一会儿，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棉鞋，又看了看方远明家里纤尘不染的地板，像上次在值班室门口一样，不肯迈步。
方远明蹲下来，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崭新的棉拖鞋，放在老太太脚边，说：“大娘，穿这个，暖和。”
老太太看着那双棉拖鞋，蓝色的，绒面的，鞋底是软软的橡胶底，标签还没撕。她抬起头看着方远明，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方远明扶着她换了鞋，把她领到沙发前坐下，又去厨房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出来，粥里放了红枣和枸杞，冒着热气和甜香。
“大娘，您先喝碗粥暖暖胃，我早上刚熬的。”方远明把碗放在她面前，又放了一碟小咸菜在旁边。
老太太捧着碗，低着头，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沈栩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方远明在他印象里从来都是一个不苟言笑、公事公办的人，在单位里他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经过精确的计算，从不出错，也从不会让人觉得亲近。
但此刻的方远明不一样。他蹲在老太太面前的样子，他递粥给老太太的动作，他说“喝碗粥暖暖胃”时候的语气，都不像是一个处长在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更像是……
更像是一个儿子。
沈栩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他赶紧把这个念头按下去，告诉自己不要乱想。
方远明让沈栩也坐下，给他也盛了一碗粥。三个人坐在客厅里，喝着粥，谁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粥喝完了，方远明把碗收了，回到客厅里，在老太太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大娘，”他说，“建国的事，我来跟您说。”
老太太放下手里的杯子，抬起头看着他。沈栩也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体。
方远明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整理语言。他看着老太太的眼睛，那双浑浊的、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里面有期盼、有担忧、有不安，还有一种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答案的准备。
“建国去年身体出了点问题，”方远明说，声音很平稳，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不是什么大病，就是累着了，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现在不在原来的单位了，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养身体，不方便见人，也不方便接电话。”
沈栩注意到方远明没有说“病了”，他说的是“身体出了点问题”。在体制内，这种措辞上的选择从来都不是无意的。
老太太的眼皮跳了一下，但她没有说话，等着方远明继续说。
“他让我转告您，他挺好的，让您别担心。等他身体好一些了，他就回家看您和老赵叔。”方远明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老太太的眼睛，没有躲闪，没有犹豫，像是在说一件百分之百确定的事。
沈栩看着方远明的侧脸，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说谎的痕迹，但找不到。方远明的表情太稳了，稳得让人觉得他不是在说谎，而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反复确认过的事实。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她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互相抠着，抠得指甲缝里的泥垢一点一点地掉下来，落在方远明家干净的地板上。
“他在哪？”老太太问，声音很轻。
“大娘，”方远明说，“他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太方便见人，您见了他，他心里更难受。”
“他在哪？”老太太又问了一遍，声音还是那么轻，但语气变了，变得不容拒绝，像一根钢丝，看着细，但你掰不断。
方远明沉默了。
沈栩坐在旁边，心跳得很快。他忽然意识到方远明在做什么——方远明在替赵建国挡着，在用一种体面的方式让老太太回去。但老太太不是一个会被“体面”打发的人，她是一个坐了五个小时大巴、在除夕夜的大楼里走了好几个小时、不找到儿子不罢休的母亲。
“大娘，”沈栩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方处长说得对，赵建国同志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休养，咱们贸然去找他，可能会影响他恢复。但您来都来了，不见一面您肯定不踏实，要不咱们换个方式？”
老太太和方远明同时看向他。
“咱们能不能让赵建国同志给您打个电话？不视频，就是打电话，您听听他的声音，跟他说几句话。这样您知道他好好的，他也不用担心见了面情绪控制不住。”
方远明看了沈栩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有惊讶，有犹豫，最后变成了一种沈栩看不懂的复杂表情。
老太太想了想，点了点头。
方远明站起来，说：“我去打个电话。”
他走进卧室，关上了门。
客厅里只剩下沈栩和老太太。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捧着那个已经凉了的杯子，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有些水珠顺着杯壁滑下来，洇在她的手心里。
“小审，”老太太忽然说，“那个方处长，他是不是跟俺家建国很熟？”
沈栩想了想，说：“应该是的。”
“他跟建国长得有点像。”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沈栩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迅速回忆了一下赵建国的信息——五十三岁，属猪的。方远明也是五十三岁。同样的年龄，同样在省直机关工作，方远明和赵建国之间，难道仅仅是大学同学或者老同事的关系吗？
“大娘，您说他们长得像？”沈栩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常。
老太太点了点头：“眼睛像，看人的那个眼神，都一样的。”
沈栩还没来得及追问，卧室的门开了。方远明走出来，手里拿着手机，表情有些凝重。
“打不通？”沈栩问。
方远明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最后说了一句：“打通了，但他不想说话。他说他怕自己一开口就控制不住。”
老太太听了这句话，脸上的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她捧着杯子的手明显抖了一下，杯里的水洒了出来，溅在手背上，她也没擦。
“你跟他说，”老太太的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妈来了，就想听听他的声音，不说话也行，就喘口气让妈听听。”
方远明看着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终于被风找到了最脆弱的那根枝条。
他拿起手机，又走进了卧室。
这一次他进去的时间更长，大概有十分钟。沈栩和老太太坐在客厅里，谁都没有说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长到沈栩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十分钟后，方远明出来了。
他拿着手机，手机是通话状态，亮着的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他把手机递到老太太面前，说：“大娘，通了。”
老太太接过手机，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她的动作很慢，慢到像是怕摔碎了什么。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沉默。
漫长的沉默。
沈栩看到老太太的嘴唇开始颤抖，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不出声音。她又张了张嘴，这次发出了一声细小的、几乎听不到的：“建国？”
电话那头还是沉默。但那种沉默不是空白的沉默，而是一种充满了东西的沉默，像一间堆满了旧物的房间，门关着，但你知道里面什么都有。
“建国，”老太太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大了一些，但还是很轻，像怕吵醒一个睡着了的人，“妈来了，妈来看看你。你不方便见妈没关系，妈知道你好好的就行了。你爸挺好的，你别惦记。你把身体养好，养好了再回家，妈给你包饺子吃。”
电话那头，终于有了声音。
不是说话的声音，是一声很轻很轻的、压抑到了极点的哭声。那声音像一个被捏在拳头里的什么东西，挣扎着想要出来，但又被死死地按了回去。
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流过她布满皱纹的脸颊，滴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上，一滴一滴的，像断了线的珠子。
“别哭，建国，你别哭。”老太太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妈不哭，你也不哭，好好的，都好好的。”
电话那头传来说话的声音，很模糊，沈栩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只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的、破碎的、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来的几个字。
然后电话断了。
老太太拿着手机，听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她还保持着听电话的姿势，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没有放下。
方远明走过去，轻轻地把手机从她手里拿下来，按了挂断键。然后他在老太太旁边坐下来，把纸巾盒递给她。
老太太接过纸巾盒，没有抽纸巾，而是把纸巾盒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她低着头，眼泪还在流，但她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
沈栩坐在对面，看着这一幕，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撞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想起了今天早上他妈发的那条语音。他还没有听，手机显示有一条未读语音消息，发送时间是早上七点十二分。七点十二分，他妈大概已经做好了早饭，在等他爸起床吃饭的那个间隙里，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他忽然很想听那条语音，很想听到他妈的声音，很想听到她说那些琐碎的、不重要的、但让人心安的家长里短。
但他没有当着方远明和老太太的面拿出手机来听。他只是坐在那里，把这个念头压在心底，等着它慢慢沉下去。
老太太终于哭够了，用纸巾擦了脸，擤了鼻子，然后把纸巾叠得方方正正的，攥在手心里。
“方处长，”她说，声音还是沙哑的，但稳了很多，“俺想求你一件事。”
方远明说：“大娘您说。”
“你能不能帮俺带句话给建国？你跟他说，妈不怪他，妈从来都不怪他。不管他变成啥样，他都是妈的儿子。妈在家里等他，啥时候都等他。”
方远明听完这句话，眼眶红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那双手在微微发抖。他用力握了握拳，又松开，反复了好几次，才把那股涌上来的情绪压了回去。
“大娘，”他说，声音有点涩，“我一定把话带到。”
老太太点了点头，把怀里的纸巾盒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说：“那俺回去了。”
“回去？”方远明和沈栩几乎同时站起来。
“回老家。”老太太说，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哭过的人，“俺见到建国了，听到他声音了，知道他还好好的，就行了。他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不行。俺得回去了。”
“大娘，您这才待了两天——”沈栩急了。
“够了。”老太太打断了他，笑了笑，那个笑容很淡，但很真，像冬天的阳光，不热，但暖，“俺来就是想看看他好不好，现在知道他还好好的，就够了。”
方远明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走到老太太面前，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沓钱，塞到老太太手里。
“大娘，这是路费和过年的红包，您拿着。”
老太太低头看着手里那沓钱，红色的钞票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她数了数，把多出来的部分抽出来还给了方远明，只留了两张。
“够了。”她说，“俺有车票钱，不用这么多。”
“大娘——”
“方处长，俺知道你是好人，你跟建国关系不一般。俺不知道建国出了啥事，但俺知道你在帮他，俺谢谢你。”老太太把那两张钱仔细地折好，放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在心脏的位置，她用手按了按，确认放好了。
沈栩在旁边看着，忽然开口说：“大娘，我送您去车站。”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
方远明开车把老太太送到了长途汽车站，沈栩坐在副驾驶，老太太坐在后排，编织袋放在脚边。一路上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车载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很熟悉，但沈栩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到了车站，方远明去买票，沈栩帮老太太拎着编织袋，站在候车大厅门口等着。大年初二的候车大厅人多了起来，来来往往的，都是赶着回老家或者去亲戚家拜年的人，大包小包的，脸上带着过年的喜气。
“小审，”老太太忽然叫了他一声。
“嗯？”
“你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多回家看看你爸妈。”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他，看着候车大厅里面来来往往的人，“你爸妈想你呢。”
沈栩的鼻子一酸，嗯了一声，没敢多说话，怕自己一开口就露馅。
方远明买了票回来，是一点半的班车，还有四十多分钟才发车。他把票递给老太太，又把一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塞进她的编织袋里。
“大娘，路上吃，别饿着。”
老太太接过票，看了看，仔细地折好，放进那个贴身的口袋里。她抬起头，看看方远明，又看看沈栩，忽然笑了。
那笑容让沈栩想起了一个很遥远的词：慈祥。
“方处长，小审，你们都是好人。俺替建国谢谢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深深鞠了一躬，弯下去的腰很久才直起来。
方远明连忙扶住她，说：“大娘，您别这样，我们受不起。”
老太太直起身子，看着方远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一种很清亮的光。
“方处长，”她说，“你跟建国说，妈知道他有苦衷，妈不逼他。但他要答应妈一件事，好好的，好好的活着。”
方远明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只挤出一个字：“好。”
检票了。沈栩把老太太送到检票口，把编织袋递给她。老太太接过编织袋，在检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来，看着沈栩。
“小审，你今年二十九了？”
“嗯。”
“明年三十了，该成家了。”老太太说，“成了家，别只顾着工作，多陪陪家里人。”
沈栩用力点了点头。
老太太转身走进了检票口，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慢慢地移动，深蓝色的棉袄、灰色的围巾、红蓝白的编织袋，每一样都很好认，但每一样都在一点点地变小、变模糊，最后消失在人流里。
沈栩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方向，很久没有动。
方远明站在他身后，也没有动。
两个人就这样站着，一个看着空荡荡的检票口，一个看着前方那个年轻人的背影，站在大年初二的长途汽车站候车大厅里，被来来往往的人群推来搡去，但谁都没有挪动脚步。
“走吧。”方远明终于说。
沈栩转过身来，看着方远明。方处长的眼睛红了，但没有掉眼泪。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像一尊雕塑，坚硬的、冷峻的、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显露脆弱的那种雕塑。
但沈栩看到了他眼角那道没有完全干涸的泪痕。
两个人并肩走出候车大厅，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停车场里方远明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沈栩上了车，系好安全带。方远明发动了车子，但没有立刻开走。他把手搭在方向盘上，看着前方的路，很久没有说话。
沈栩也没有说话。他知道方远明有话要跟他说，他也知道那些话不是现在就能说的。
车子终于动了，缓缓驶出停车场，汇入主路的车流中。收音机里那首老歌已经放完了，换成了一个交通广播，主持人在用欢快的语气播报路况：“迎宾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建议您绕行建设大街……”
方远明伸手关掉了收音机。
车里安静下来，只有发动机低沉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初九，”方远明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你来我办公室。”
沈栩侧过头看着他。
“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方远明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他，目光一直看着前方的路，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指节泛白。
沈栩点了点头，没有问是什么事。
他有一种直觉，初九那天，方远明要告诉他的一切，将不仅仅是关于赵建国的。那些事，很可能也和他自己有关——和那个从省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有关，和他的工作调动有关，和他在这栋大楼里的未来有关。
车子在高架桥上行驶着，两侧的城市景观飞速后退。沈栩看着窗外那些熟悉的建筑一栋接一栋地掠过，忽然觉得这座城市变得陌生了，陌生到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它。
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上学、工作、租房、加班、辞职、再找工作、考公务员、进省政府、写材料、熬夜、升职、再写材料、再熬夜。他以为他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个系统，了解自己在这里的位置。
但现在他知道了，他什么都不了解。
这座城市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个系统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而他自己，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小得多、轻得多、微不足道得多。
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看，是那条他妈早上发来的语音。他犹豫了一秒，然后按下了播放，把手机贴在耳边。
“沈栩，妈今天早上去看你奶奶了，给她烧了纸，放了鞭炮。你奶奶坟头上的草又长高了，妈拔了半天才拔干净。你爸也去了，他站在你奶奶坟前站了好久，一句话也没说。回来的路上他忽然跟妈说了一句话，他说‘沈栩这孩子，像他妈’。”
沈栩听着这条语音，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然后把手机关了，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方远明没有说话，只是把车里的暖气调大了一些，暖风呼呼地吹着，吹在沈栩的脸上，热乎乎的，像一只粗糙的、温暖的手，在他脸上轻轻地摩挲着。
他闭着眼睛，嘴角弯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初九。
还有七天。
第四章 等待
大年初三到初八，沈栩过得像是在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快递。
他把老太太送走之后，值班也结束了，回到出租屋，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春节假期。出租屋还是那么冷，暖气还是没来，他裹着被子坐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看着手机上那些零散的信息。
方远明这几天没有联系他，他也没有联系方远明。两个人之间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在初九之前，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各自过各自的年。
但沈栩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
他在纸上画了一张图，把所有的信息都写在上面：赵建国，五十三岁，XX县人，农业厅畜牧处→省畜牧局→“离开”。方远明，五十三岁，和赵建国同龄，认识赵建国，关系不一般。方远明除夕夜出现在值班室，送了鸡汤和信。方远明说“她儿子的事，不用查了，我认识赵建国”。方远明让老太太住在他家，帮他打电话。方远明说初九让沈栩去办公室，说“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
这些信息像一块块拼图，散落在桌面上，沈栩试着把它们拼在一起，但总觉得缺了最关键的那几块。
他试着在网上搜索赵建国的名字，搜到了几条旧新闻，都是十年前左右的了。一条是“省农业厅畜牧处赵建国同志荣获全省农业系统先进个人”，一条是“我省畜牧业发展研讨会召开，赵建国作主题发言”，还有一条是“省农业厅青年干部培训班圆满结业，赵建国被评为优秀学员”。
新闻里的赵建国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站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样子很精神，嘴角带着一点自信的微笑，眼神明亮，整个人看起来前途无量。
沈栩看着照片里的赵建国，再想想那个在电话那头只敢发出压抑哭声的男人，觉得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巨大的、摧毁性的东西。
他试着搜了搜方远明的名字，搜到的新闻多了很多。方远明作为综合处处长，在各种会议、调研、考察活动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照片里的他总是站在领导身后半步的位置，表情严肃，着装规整，像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符号。
沈栩把两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盯着看了很久。
老太太说他们长得像，眼睛像，看人的眼神一样。沈栩看了半天，觉得是有点像，但又说不上来哪里像。也许是眉骨的弧度，也许是鼻梁的高度，也许是那种不太爱笑但笑起来会让整个人变得不一样的气质。
他说不好。
他把这些念头暂时放到一边，开始想另一件事——工作调动。
省委组织部的电话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期待。他不知道这颗种子会长成什么，是一棵大树还是一棵小草，但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
他试着回忆那个电话里的每一个细节。对方自称叫林晚，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语速很快，听起来很年轻。她只核实了两个信息：职务职级和入职时间。这说明调动的相关材料已经基本成型了，只需要确认几个关键信息就可以走后续流程。
那么，调去哪儿？
干部二处是负责干部调配的，从这个处室打出来的电话，意味着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轮岗或者内部调整，而是一次跨部门、甚至可能是跨层级的调动。
沈栩在心里列了几个可能性：一是调到省委某个部门，二是调到省政府其他厅局，三是下派到地市。
无论是哪一种，对他一个一级科员来说，都算得上是天上掉馅饼了。省政府办公厅虽然是核心部门，但他在综合处的位置太基础了，上面压着好几个层级，想往上走不知道要熬多少年。如果这次调动能让他打破这个天花板，哪怕只是往前挪一小步，都是值得的。
但他又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谁会无缘无故帮他？谁在背后推动这件事？
他想到了方远明。
方远明在综合处处长位置上坐了八年，看似纹丝不动，但他的人脉和资源绝不是一个普通处长能比的。如果他真的是沈栩调动背后的推手，那他的动机是什么？
沈栩和方远明之间，除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私交。他帮方远明写过无数次材料，方远明请他吃过两顿饭，都是在单位食堂，一碗面一碗面地对着吃，边吃边聊工作。方远明从来没有跟他聊过私事，从来不会像别的处长那样关心下属的感情生活、家庭情况。方远明对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公事公办，不远不近。
这种人在体制内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沈栩想了很久，想不出答案，就把这个问题也暂时放下了。
大年初五，他去了单位一趟。
不是去值班，是去拿快递。他妈寄的腊肉和香肠到了，还有一个包裹，是他姑姑寄的，里面是两罐自家做的辣椒酱和一袋红薯粉条。
传达室里老李头在看电视，看见他来了，笑着说：“小沈，你妈给你寄了好大一包东西，我帮你放冰箱里了，你等会儿带回去。”
沈栩谢了老李头，去冰箱里拿了那包东西，沉甸甸的，拎在手里很有分量。塑料袋上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地址，是他妈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笔画深深地印在袋子上。
他拎着那包东西走出传达室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正从楼梯上走下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脚步很快，像是有急事。他低着头看手机，差点和沈栩撞个满怀。
“不好意思——”那个人抬起头，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沈栩认出了他——刘志远，办公厅秘书一处的副处长，四十出头，是厅里最年轻的副处长之一，前途一片光明。沈栩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但不算熟。
“小沈？”刘志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手里的塑料袋上停留了一秒，“过年没回家？”
“没回，值班了。”沈栩说。
刘志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拿着文件夹匆匆走了。他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沈栩一眼，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小沈，好好干，你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电梯门关上了，刘志远的笑脸消失在门缝里。
沈栩站在原地，手里拎着那包腊肉香肠，脑子里反复琢磨那句话——“你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这是什么意思？是客套话？还是他知道了什么？
沈栩摇了摇头，不想了，拎着东西回家了。
大年初六，他开始收拾屋子。
出租屋不大，一室一厅，四十多平方米，住了四年，墙上留下了各种痕迹：钉过钉子的孔洞、贴过海报留下的胶印、被阳光晒褪色的墙面。他把所有东西都翻出来，该扔的扔，该留的留，该洗的洗。
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里，他翻出了一本相册。
相册已经很旧了，封面磨损得露出了里面的纸板。他翻开第一页，是他大学入学报到时拍的照片，站在学校大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比现在长很多，脸上带着那种刚离开家的少年特有的、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表情。
他继续往后翻，看到了大二时和室友们在宿舍里的合影、大三时参加学生会活动的照片、大四毕业时穿着学士服在图书馆前拍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笑得很灿烂，那种笑容是肆意的、毫无保留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现在的他不会那样笑了。现在的他笑的时候会控制嘴角的弧度，会在笑的同时观察别人的反应，会在笑完之后立刻收起笑容，恢复到那个沉稳的、成熟的表情。
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也许是第一次被领导批评“太毛躁”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发现“稳重”这个词在评价体系里占了很大权重的时候，也许是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系统里，你的每一个表情都在被人观察、被人评价、被人记住的时候。
他把相册合上，放回纸箱里，又把纸箱塞回床底下。
大年初七，正式上班了。
春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整栋大楼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还没从假期里回过神来的气氛。走廊里碰到的人都在互相拜年，说着“新年好”“过年去哪了”“胖了啊”之类的话，脸上挂着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松弛的笑。
沈栩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把桌上的灰擦了擦，把文件理了理，打开电脑，收邮件。邮箱里积了十几封未读邮件，大部分是不重要的通知和抄送，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该回复的回复，该删除的删除。
在处理完所有邮件之后，他看到了一封来自厅人事处的邮件，发送时间是今天早上八点半。邮件内容很短：“请综合处沈栩同志于2月XX日（初九）上午9:00到人事处找张处长谈话。”
初九，上午九点。
又是初九。
沈栩盯着这封邮件看了很久，然后把邮件截了图，存在手机里。他又打开微信，找到和方远明的对话框，里面的最后一条消息还是方远明除夕夜发的那条“初九到我办公室来”。
初九的上午，他要先去人事处找张处长谈话，然后去方远明的办公室。
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
他想了想，觉得大概率是有关联的。人事处找他谈话，十有八九是关于工作调动的事。方远明找他，也许是为了说赵建国的事，也许也是为了说调动的事，也许两者都有。
他把手机放下，开始处理手头的工作。动员讲话稿他在除夕夜已经改完了第八稿，发给方远明看了，方远明回了一个“阅”，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这在方远明的评价体系里算是很高的评价了，意味着“可以了，就这样吧”。
上午十点，他去茶水间接水的时候，遇到了秘书二处的老周。
老周正在泡茶，看见他来了，笑着说：“小沈，过年好过年好，给你拜个晚年。”
“老周哥新年好。”沈栩接了一杯水，站在旁边跟老周聊了几句。
老周忽然压低声音说：“小沈，你上次跟我打听的那个赵建国，后来找到了没有？”
沈栩犹豫了一下，说：“找到了，但没见上面。”
老周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这个人啊，说起来也是可惜。当年他在农业厅的时候，那真是前途无量，三十八岁就当了处长，是厅里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谁想到后来出了那档子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沈栩忍不住追问。
老周四下看了看，茶水间里没有别人，他才压低声音说：“具体什么事我也说不清楚，但听说是有人举报他，说他在项目审批上收了人家的好处。纪委查了大半年，最后说证据不足，没立案，但人已经被折腾得不行了。你想啊，被纪委叫去谈话，在那个圈子里意味着什么？就算最后查出来没事，你也完了，没人敢跟你沾边了。”
沈栩握着水杯的手收紧了。
“后来呢？”
“后来他就被调到了畜牧局，名义上是平调，但实际上是从省直机关的核心部门调到了边缘单位，这就是明升暗降，或者说连升都算不上，就是变相的发配。再后来听说他离婚了，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他自己也抑郁了，班也不怎么上了，单位也不怎么去。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人提他了。”
老周说完，端着茶杯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小沈，这种事听听就行了，别往外传。”
沈栩点了点头，站在茶水间里，把一杯水喝完了，又接了一杯，又喝完了。
他回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了赵建国的名字，这一次他没有搜新闻，而是搜了一个很具体的词条：省农业厅畜牧处项目审批。
搜索结果里有一条来自省审计厅的公告，标题很长，沈栩点开看了，内容是关于某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情况的报告。报告很长，有几十页，他用查找功能搜了一下“畜牧”两个字，找到了相关的段落。
那段的内容很平淡，就是例行审计，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但沈栩注意到在审计报告的附件里，有一个项目清单，列出了当年畜牧处审批的几个项目，项目金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每一个项目后面都跟着一个负责人名字。
赵建国的名字出现了三次。
沈栩把这三个项目的编号和名称抄了下来，然后又在搜索引擎里搜了这些项目，搜到了一些公开的招投标信息和验收报告。从公开信息来看，这些项目的流程都是合规的，手续都是齐全的，看不出任何问题。
但沈栩知道，在体制内，“合规”和“没问题”之间并不总是划等号的。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水面之下的东西，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
他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个文档，存进了加密文件夹里。
大年初八，方远明还是没有联系他。
沈栩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写材料也写不进去，开会也听不进去，吃饭也吃不香。他像一根绷紧了的弦，从初七一直绷到初八，绷得整个人都僵了，每根神经都在提醒他：明天，就是明天了。
下午四点多，他实在坐不住了，去走廊尽头的窗户那里透透气。走廊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偶尔有人从身边走过，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冬天很漫长，春天来得很晚，二月中旬了，树上的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萧瑟。
他想起了老太太。不知道她到家了没有，不知道赵建国后来有没有再给她打电话，不知道她有没有按照方远明说的那样不再找儿子了。
他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拨了老太太的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很吵，像是有人在放鞭炮。
“喂？”老太太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大娘，是我，沈栩。”
“小审啊！”老太太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带着一种真切的惊喜，“你咋想起给俺打电话了？俺到家了，初二那天晚上就到了，你放心吧。”
“大娘，您跟赵建国后来又联系了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说：“初二那天晚上他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说了几分钟，没说什么，就问俺到家了没有，问他爸身体咋样。俺跟他说都挺好，让他别惦记。他声音还是不太好，但比白天那个电话强多了。”
沈栩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审，”老太太忽然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什么秘密，“俺觉得俺家建国可能遇到大事了。俺不知道是啥事，但俺知道他在扛。俺帮不了他，俺只能不给他添乱。你帮俺多照看着他点，行不？”
沈栩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的城市在暮色中慢慢暗下去，像一幅正在被墨水浸染的画。
“行。”他说，“大娘，您放心，我一定帮您照看着他。”
“谢谢你，小审。你是个好孩子，你爸妈有福气。”
沈栩笑了笑，那笑容有点苦：“大娘，您别这么说，我当不起。”
“当得起，”老太太的语气很认真，“你当得起。俺跟你说，你要是哪天有时间，来俺家玩，俺给你包韭菜馅饺子，俺种的韭菜，比超市买的新鲜多了。”
“好，大娘，我一定去。”
挂了电话，沈栩在窗前站了很久。暮色越来越浓，城市的天际线从灰色变成了深蓝色，远处有几栋楼的窗户亮起了灯，星星点点的，像棋盘上散落的棋子。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在走廊里又一次遇到了刘志远。
刘志远从一个会议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见沈栩，笑了一下，这次的笑比上次在走廊里遇到时真诚了一些。
“小沈，还没下班呢？”
“马上就走。”
刘志远点了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对了，明天人事处找你的谈话，你准备好了吗？”
沈栩的心跳加速了，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看着刘志远，用一种他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平静语气说：“刘处，您知道是什么事吗？”
刘志远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沈栩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一种很轻的、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好事，天大的好事。你去了就知道了。”
说完他笑了，笑得很灿烂，像一个知道了大秘密又忍不住要透露一点点的人。他拿着文件夹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
沈栩站在原地，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才把那种眩晕感压了下去。
他回到工位上，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桌上那份动员讲话稿还摊开着，他的目光落在最后一行——“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几秒钟，忽然想起除夕夜他改的那句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他改完那句话之后又改回来了，因为觉得那句话太不“机关”了，太不“成熟”了，太像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说的话了，而不是一个即将二十九岁的、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四年的、成熟稳重的一级科员该说的话。
但现在他忽然觉得，那句话才是他真正想说的。
他把那份讲话稿合上，放进抽屉里，关了电脑，关了灯，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暗，声控灯感应到他的脚步声，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像在为谁照亮前路。
他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电梯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他走进去，电梯门关上，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和电梯壁上映出来的他自己的脸。
那张脸很年轻，但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郁，像是藏了很多话没有说，藏了很久，久到那些话自己都忘了自己是什么。
沈栩看着电梯壁上的自己，忽然笑了。
不是那种刻意的、控制过的笑，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点释然的、甚至有点孩子气的笑。
他笑是因为他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不管明天人事处找他谈什么，不管方远明要告诉他什么，不管赵建国的故事最终会走向哪里，他都准备好了。
不是因为他不怕，而是因为他知道，怕也没用。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他走出去，穿过大厅，经过传达室，老李头跟他打招呼说“小沈下班啦”，他回了一句“李叔明天见”。
推开门，外面的冷风扑面而来，他缩了缩脖子，大步走向自行车棚。
凤凰牌还在老位置等他，锈迹斑斑的链条在夕阳的余晖中泛着暗红色的光。他开了锁，骑上去，蹬了起来。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冷，但干净。
他骑过迎宾大道，骑过建设大街，骑过那个他每天都要经过的十字路口，骑过那棵他每天都看到但从来没注意过的老槐树，骑过那段坑坑洼洼的慢车道，骑进那个他住了四年的老小区。
楼下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地上，像一摊融化的黄油。
他把自行车锁好，爬了六层楼，掏钥匙开门，进屋，开灯。
出租屋还是那样，小小的，冷冷的，墙上那道裂缝还在，天花板上的水渍还在，那张年历上明星的笑容还在。
但今天这个屋子看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也许是光线，也许是角度，也许是他自己的心境。
他把腊肉和香肠从冰箱里拿出来，切了一段，放在锅里蒸了。蒸腊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弥漫在整个屋子里，那种咸香的味道让他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他爸站在灶台前切腊肉的样子，想起了他妈在厨房门口喊“别偷吃”的声音。
腊肉蒸好了，他盛了一碗米饭，就着腊肉吃。腊肉很咸，但他觉得刚刚好，咸得正好能压下那点想哭的冲动。
吃完了饭，他洗了碗，洗了澡，躺在床上，把手机闹钟调到了明天早上七点。
明天。
初九。
明天，一切都会有答案。
他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那道裂缝在黑暗中像一道闪电的形状。他想起除夕夜他躺在床上也是这样看着这道裂缝，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是觉得天花板该修了。
现在他什么都想了，天花板还是那道裂缝，什么都没有变。
但明天，一切都会变。
他闭上眼睛，在黑暗和沉默中，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沉入了梦乡。
在梦里，他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骑在一条很宽很宽的路上，路两边的树都开满了花，粉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花瓣被风吹起来，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花雨。
路的尽头有一扇门，门开着，门里面有光。
他骑着车朝那扇门冲过去，越骑越快，越骑越快，风在耳边呼啸，花瓣打在脸上，又轻又痒。
就在他快要冲进那扇门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在叫他：“沈栩。”
他猛地睁开眼睛。
天亮了。
手机闹钟在响，七点整。
初九，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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