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伊拉克石油收入达940亿美元，但财富未惠及数百万非正规经济从业者。
- 美以2月对伊战争外溢至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发动袭击致美军空袭打死80名成员。
- 美国通过控制伊拉克在纽约联储的石油收入，施压巴格达组建疏远德黑兰的政府。
-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加剧伊拉克经济困境，基本食品价格飞涨威胁民生与薪资发放。
- 2003年入侵23年后，伊拉克仍被教派政治秩序挟持，腐败成为体系本身常态。
美国战争在伊拉克投下的漫长阴影
在最近一个下午，我开车穿过巴格达，任由这座城市反复无常的交通摆布。旁边那辆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位老妇人。她紧闭双唇，脸庞沐着午后的阳光，带着一种近乎圣母哀悼像般的沉静与凝重。
她的目光落在一个孩子身上。那个孩子瘦弱、孤单，正在路边废弃物堆旁翻找东西。
他穿着一身米色运动服，几乎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像快要消失在那片地方。
他拎起一个麻袋，倒了过来，嘴里含糊地说了句什么。翻找了一阵后，他那只小小的手摸到了一包薯片——紫色包装，看上去还没坏——然后像捡到战利品一样把它举了起来。
伊拉克在2025年的940亿美元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石油销售。但这些财富几乎没有流向数以百万计在非正规经济中艰难谋生的人。他们缺乏保障，收入微薄。
这个国家至今仍未真正走出自身战争留下的废墟。而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外溢到伊拉克。
多个与德黑兰结盟的什叶派武装组织发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区域、驻扎在全国各地的北约部队、藏身于库尔德地区的伊朗库尔德武装，以及南部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目标。
在巴格达，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情报部门总部。相关民兵组织指责该机构与阿联酋和约旦情报部门合作，这次袭击造成一名年轻军官死亡。
另一架无人机则袭击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希尔万·巴尔扎尼的住所。几天前，火箭弹袭击刚造成6名佩什梅格战士死亡。
袭击发生后，作为伊拉克制度化什叶派民兵网络的人民动员力量宣称，美军和以军空袭在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打死了其3名成员。
美军对安巴尔省一处人民动员力量指挥部的空袭造成15名武装人员死亡；对哈巴尼亚一处相邻军事基地的另一轮打击——该地同时设有准军事营地——又造成7名士兵死亡、13人受伤。人民动员力量称，美军和以军空袭已导致其80名成员死亡。
数名真主旅高级指挥官在首都居民区遭身份不明的空袭暗杀。不过，并非所有什叶派民兵都急于参战。
许多什叶派精英，包括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在2025年6月那场持续12天的战争中，眼看伊朗遭到轰炸，也并不愿放弃自己舒适而受国家供养的“第二人生”。
男人被消耗殆尽
那天下午，我终于驶出车流，来到曼苏尔区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曾是巴格达的富裕地段。
我看到一块纪念牌，上面有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真主党领导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真主旅指挥官阿布·迈赫迪·穆汉迪斯，以及这支民兵组织数名战士的照片。
这些在美国或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烈士”排成一列，像一支败北的足球队最后一次集体亮相。
广告牌上写着一句话：“我们的武器，归功于伊玛目侯哲。”这句话指向的是隐遁并被等待归来的什叶派救世主马赫迪伊玛目。在这场与死者的无声对话里，街上的人不需要别人解释，也能明白其中传递的信息。
穿过一座高架桥，进入巴格达西部我居住的郊区时，印着阿里·哈梅内伊头像的民兵旗帜在风中飘扬。
这位被杀的最高领袖，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的形象贴满城市墙面，仿佛他也是这座城市阿拔斯王朝时代的统治者之一。
那些哪怕只是低声表达过一丝对他之死感到宽慰的人，也会在网上遭到围攻，甚至被逮捕。沉默成了避难所。武装人员死得越多，这座城市就越深地沉入激进什叶派的符号世界。
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写过：“宗教式崇拜需要以血腥方式消耗男人。”人民动员力量，也就是“哈什德·沙阿比”，是在2014年为对抗“伊斯兰国”而组建的。
当时，伊拉克最有影响力的什叶派宗教领袖赛义德·阿里·西斯塔尼大阿亚图拉发布教令，号召对恐怖分子展开武装抵抗。
正是这些年轻成员献出的鲜血，让这一事业被赋予神圣性。它最初被设想为一支爱国力量，但后来逐渐变成维护什叶派政治利益的盾牌；在“伊斯兰国”被击败之后，它又需要不断以鲜血来维持自身存在的意义。
巴塔耶还写道：“神圣之物，是通过一种失去的过程构成的。”只要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仍把战争视为一场正义远征，并乐于打破现代战争规则；只要赛义德烈士旅、努贾巴运动等民兵组织仍把这场冲突界定为关乎生存的“存在之战”，战争就会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表演。
不过，双方远非势均力敌。一边是一个带有新帝国色彩的联盟，自认为有权重新塑造这一地区，把它改造成由一系列顺从国家拼接而成的版图；这些国家愿意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问题则被埋进一套套新协议的架构之下。
另一边，则是这一地区民众对这种被强行改造命运的抵抗。至于普通伊拉克人所承受的后果，迄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占领的漫长阴影
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认定伊拉克人需要被“解放”，至今已经过去23年。这个国家仍被一种权力假面所挟持。
美国坚持要求自己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扶植起来的什叶派政治阶层切断对德黑兰的依赖，并解除其武装派系的武装。
但这些武装力量早已长成伊拉克国家机器本身的筋骨，要拆解它们，从来都不是什叶派精英能够轻易接受的事。
今年1月，主导议会的什叶派政党联盟“协调框架”提名被认为过于亲近伊朗的政治人物努里·马利基出任总理。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马利基上台，美国将“不再帮助伊拉克”，这迫使“协调框架”改推获得华盛顿首肯的银行家阿里·扎伊迪。
华盛顿依旧牢牢卡住巴格达的石油收入命脉，因为这些收入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最近几周，美国扣住了原本应拨付给伊拉克的现金转账，把这当作一种惩戒手段，试图迫使伊拉克接受其对未来政府的设想——一个不再依附德黑兰的政府。
但即便扎伊迪能让国家表面上显得更独立，“协调框架”仍会留在幕后操盘。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又加重了民兵袭击带来的痛苦，迫使伊拉克宣布外国运营的石油项目遭遇不可抗力，并削减产量。
若未来出现任何不顺从特朗普意志的迹象，伊拉克这种依赖租金收入的经济都可能遭受重创，甚至危及其向退休人员和公职人员发放薪资的能力。
今年4月，消费者发现番茄等基本食品价格涨到了原来的3倍，而家禽饲料成本上升，也让鸡蛋价格高到许多人买不起。我家附近一个杂货摊老板告诉我：“现在很多东西还是从伊朗来的。”
一些什叶派人物向华盛顿示好，并试图与这些袭击保持距离；但真主旅等其他民兵组织态度强硬，表示会继续战斗。
长期以来，脆弱的伊拉克国家及其安全体系一直在一种精心设计、同时又带有排他性的安排中，容纳这些准军事组织及其政治代表。即便当前更大范围的地区战争激化了什叶派内部矛盾，这种安排依然存在。
什叶派精英和逊尼派精英一样，侵吞了数十亿美元，并让自己的盟友从中获利。腐败不是一场危机，而是这个体系本身。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威胁，还是被制造出来的威胁，都成了扩大安保开支、推动安全化治理和实施压制的借口。
这种稳定而反常的状态，建立在一套“双重结构”之上：一方面是有罪不罚，另一方面是不断“洗白”和重新接纳。它是一种跨越教派、能够持续获利的失衡状态，靠石油收入、影子经济，以及近来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维系。
即将卸任的总理穆罕默德·苏达尼主导下，伊拉克曾出现一轮建设热潮。外部观察者把它称作繁荣时代的开端，巴格达不断变化的天际线似乎也在印证这种进步幻象。
但当无人机坠入底格里斯河，当送葬队伍穿过那些刚刚完成中产化改造的大道时，伊拉克长期潜伏的紧急状态，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紧急状态。而此前那种并不令人信服的“两河复兴”拟像，不过一直在遮掩这一切。
“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幽灵
我那次穿城而行几天后，也就是4月7日，民兵发射的一枚火箭弹落进了我家附近一栋房子的空房间。另一枚则在附近的阿米里耶炸死了一名8岁小学生，名叫西拉杰。
爆炸声、冲击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息，都让人感到熟悉。我想到这么多年来，战争如何像影子一样笼罩我们的生活，又如何渗入我们的语言。“伊拉克自由行动”至今仍像一座诡异的纪念碑，卡在这里每一句话的正中。
这里有一个“之前”——那是高压统治和联合国制裁下的饥饿；也有一个“之后”——那是汽车炸弹和教派死亡小队。几十年过去，死亡如今又重新逼近了。
2003年，伊拉克人曾遭受“震慑与敬畏”式打击。如今，他们又被抛进另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在维持华盛顿全球主导地位的目标上，正以惊人的方式失败。
仿佛战争本身及其漫长余波还不够，伊拉克人如今还要面对一群他们从未真正选择过的统治者的无能与犬儒。这些人是一个早已失去信誉的世代的门生，而那个世代正是2003年保罗·布雷默及其本地合作者帮助搭建的教派政治秩序的骨干。
在当前战争背景下，3月27日，外界宣布将成立一个美伊联合委员会，以打击恐怖主义并防止未来对伊拉克邻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声称，这一安排将“充分尊重伊拉克主权”。
眼看自己俯首听命的统治者夹在那个摧毁了自己国家的国家与其在德黑兰的宿敌之间，伊拉克人完全有理由追问：所谓主权，到底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
当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设有秘密据点的消息传出后，伊拉克人斥责本国领导人是叛徒，也指责那些与政府有关联、平日高声喧哗的民兵不过是假货，因为他们竟然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渗透。
不过，如果因此就认定这些人会在看到美军A-10攻击机打击自己在人民动员力量中的亲属时拍手叫好、欢呼雀跃，那就错了。尽管包括什叶派在内的整整几代人，都对那个曾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掠夺其国家的伊朗政权怀有深重怨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欢迎这样的袭击。
一个人属于准军事组织，并不能使对他的杀害自动变得正当。如今，在美国和以色列不加区分的空袭中，士兵和内政部官员也在丧命。并非每一个准军事战士都沾染了什叶派精英的腐败，也并非每个人都参与了近年来对无辜者的流血暴行。
美国没有资格决定这个被自己摧毁后留下的国家，究竟应当以什么方式追责。三十多年来，伊拉克人一直承受着美国干预的后果。人们不同意民兵仓促出手保卫伊朗宗教领袖，不应被误读为默认欢迎更多美以轰炸。
准军事人员和士兵的死亡，仍会被一部分民众哀悼。借用朱迪思·巴特勒在《战争框架》中的说法，他们并不是那种“不完全算作生命”、因此不值得哀悼的人。
到了夜里，战机又回来了。我刷着“电报”频道，等着听机场附近下一次爆炸的声音。那里有巴格达外交支援中心——一处美国设施——以及相邻的军事营地，这些地方已经反复成为袭击目标。
窗外，昏暗的天际线被附近一座座混凝土高楼的阴影吞没。它们像哨兵一样，守望着一座正在升起的新都市，也覆盖着那个我亲眼看着在2003年后一步步被处死的巴格达。
下方公路上，车辆仍在行驶。那也是数百万本想逃离这里的人最后离开的道路，他们沿着这条路，经过大马士革和安曼，踏上流亡之途。我拿起意大利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的回忆录，想从中寻找一点安慰。
他的话像耳语一样回到我耳边：“先知会告诫，也会谴责；但那些已经看清恐怖在我们这个时代呈现何种形态的人，已不再愿意归咎谁，也不再愿意谴责谁。我们今天的预言，正属于这一种。”
如果说沉默曾经还是一种选择，那么，那些早已学会自我审查的人，很快也将被迫躲进阴影之中。如果连情报机构都在伊拉克遭到攻击，如果持有强势国家护照的记者都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那么本地的批评者又还能期待什么？
作者：纳比勒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The Long Shadow of American Wars on Ir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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