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兼任叙利亚问题特使，在土耳其、以色列等多方间穿梭，其非常规外交方式引发各方不同反应。
- 巴拉克因家族背景、与特朗普私交深厚而受土耳其欢迎，其强调叙利亚领土完整、界定库尔德武装为恐怖分支的表态契合安卡拉立场。
- 以色列方面批评巴拉克偏向土耳其，但其政策实质是执行特朗普对土开放、利用土调解哈马斯等事务的地区构想。
巴拉克在中东的高空走钢丝进入第二年
特朗普派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以非常规外交方式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上个月，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的一场讨论中，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同时惹恼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观察人士。
以色列方面对他的表态颇为不满，尤其是他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同样不可信”，并表示土耳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招惹的国家”。
而土耳其方面则对他声称中东领导人只懂“力量”感到反感。
这种分裂反应，凸显了巴拉克自2025年5月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以来一直在维持的微妙平衡。与安卡拉的传统美国外交官相比，巴拉克承担了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角色。
他既是大使，也是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频繁往返于安卡拉、大马士革、贝鲁特、特拉维夫和华盛顿之间，在多条最敏感的政治断层线上展开穿梭外交。
巴拉克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他几乎在各方都招致了不同类型的反弹。
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他与安卡拉和大马士革走得太近，对以色列不友好，甚至有违美国利益。
而在土耳其，政府方面赞赏他在地区问题上的表态，但部分反对派和民族主义阵营则批评他作为外国代表越界行事，甚至形容他像一名“殖民总督”。
让巴拉克处境更加复杂的，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这场冲突加深了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的危机，也冲击了整个地区的稳定。
随着巴拉克在中东进入第二年，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安塔利亚风波不会是他最后一次陷入争议。
一个对安卡拉有用的人物
拜登政府时期，美土关系反复陷入危机，领导人层级互动有限，双方关系长期被战略分歧所笼罩。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位高知名度新大使的到来，最初在土耳其受到欢迎。
在安卡拉看来，巴拉克的几项优势十分突出：其家族根源可追溯至奥斯曼时期的黎巴嫩；他不是受常规外交规范约束的职业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与特朗普多年私交深厚，能够直接接触总统。
土耳其也欢迎巴拉克兼任特朗普的叙利亚问题特使。
此前，特朗普曾表示“土耳其掌握着处理大马士革问题的钥匙”，因此这一任命被视为新政府把土耳其看作正在上升的地区强国，以及叙利亚问题合作伙伴的明确信号。
巴拉克早期的一些表态，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安卡拉立场重合，这让他迅速赢得亲政府媒体好感。不久之后，他便成为土耳其最受关注、也最受欢迎的外国外交官之一。
双方最早、也最突出的共识，是他强烈强调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安卡拉欢迎巴拉克参与美土共同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努力，因为他释放出的信号是，美国对大马士革的政策不会再沿袭旧有路径。
在土耳其看来，巴拉克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态度尤其重要。该组织由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主导，后者通常以“人民保护部队”简称为人所知。
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部队”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而华盛顿和安卡拉都将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织。但美国长期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并淡化其与库尔德工人党的联系。过去十年，这一直是土耳其社会反美情绪的重要来源之一。
巴拉克明显改变了这种表述方式。他将“叙利亚民主力量”界定为“人民保护部队，也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并表示美国并不欠库尔德人一个独立国家。
土耳其领导层和媒体对这种看似承认安卡拉深层安全关切的说法反应积极。
与以色列的看法不同，巴拉克也明确表示，华盛顿并不把土耳其在叙利亚的角色定义为敌对行为，也不认为叙利亚新政府天然敌视以色列。
他对以色列空袭叙利亚的批评，曾在去年加剧土以紧张关系，而这一表态向安卡拉传递出一个信号：土耳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本身并未被视为威胁。
巴拉克同时也与库尔德方面保持接触，其中包括“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卢姆·阿卜迪，尽管这可能惹恼长期将阿卜迪视为打击对象的安卡拉。
但安卡拉将这些接触理解为一种外交施压，目的是推动“叙利亚民主力量”融入大马士革，而不是赋予其独立政治地位。
触动土耳其敏感神经之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拉克在土耳其毫无争议。履新最初几个月，他曾称赞土耳其是地区内部和平的典范。
不过，他提到“奥斯曼米利特制度”时引发了反对派批评。该制度下，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少数群体享有有限自治。反对派指责巴拉克是在鼓吹恢复这一制度。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如何看待自身历史根源，至今仍有争议。民族国家的性质被视为核心敏感议题，外部人士不宜置评。
他关于哈尔基神学院的表态也引发批评。当时他提到，可能推动这所基督教学校在2026年重新开放。批评者认为，这已经越过了土耳其内部决策的边界。
此后，巴拉克又因在黎巴嫩对记者说“要文明一点”、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访问华盛顿前声称特朗普赋予了他“合法性”，以及在安塔利亚的讲话，而在土耳其遭到更多指责。
安塔利亚事件后，反对党甚至要求将巴拉克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尽管巴拉克经常表示自己不是“新保守派”，也无意重新设计中东，但他始终未能完全摆脱一种形象：一名居高临下、对中东对话对象说教的外国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埃尔多安决定不把矛头指向巴拉克。过去，埃尔多安曾严厉批评过多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包括约翰·巴斯、戴维·萨特菲尔德和杰夫·弗莱克。
他的沉默说明，安卡拉仍把巴拉克视为一个有用的合作对象。
以色列眼中的失衡平衡术
亲以色列阵营对巴拉克显然没有那么热情。保卫民主基金会上个月发表分析称，巴拉克正在破坏美国政策，《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也持类似看法。
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里克·斯科特也加入了批评行列。
这些分析人士和政界人物认为，巴拉克在以一种偏向安卡拉的方式行事，这与美国利益相冲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大多避免直接把矛头指向特朗普。
很难把巴拉克塑造成一个脱离总统、独自行事的大使。作为特朗普最早期、也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巴拉克对安卡拉的友好姿态，与其说源于个人亲土耳其倾向，不如说更多是为了在地区层面落实特朗普的构想。
正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本人所暗示的那样，没有人能简单告诉特朗普该怎么做。
例如，土耳其与哈马斯保持接触，并在相关问题上承担调停角色，特朗普并不认为这是麻烦，反而把它视为一条有用渠道。
巴拉克曾表示，土耳其应参与加沙国际稳定部队，这一说法让以色列感到不适，但总体上与特朗普的思路一致。
同样，巴拉克愿意推动恢复向土耳其出售Ｆ－３５战机，也符合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土耳其更开放的态度。此前，这一交易因安卡拉购买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而被冻结。即便以色列反对，这一立场仍与特朗普方向一致。
在叙利亚问题上，特朗普取消了制裁，并在白宫接待了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拉克基本是在执行上司的政策，尽管以色列对叙利亚新政府更加怀疑。
巴拉克关于以色列和真主党在停火问题上都不可靠的说法，放在现实局势中看，也并非全无道理。特朗普本人同样对以色列违反停火的行为表达过不满。
巴拉克从一开始也一直谨慎地以较为平衡的语言谈论土以裂痕。与特朗普一样，他把这种紧张描述为暂时且可控，称相关言辞“终将消退”，并明确表示华盛顿不愿在两个亲密伙伴之间选边站。
这让他的角色对亲以色列团体来说颇为不适，但也因此具有价值。
如果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竞争不至于固化为更持久的地区断层，华盛顿就需要保留能让安卡拉和特拉维夫之间继续留有回旋空间的渠道，而不是让这条通道彻底关闭。
在安卡拉任职满一年后，巴拉克虽然争议不断，但仍设法维持了特朗普和土耳其领导层的信任，哪怕他同时招致了以色列方面的批评。在埃尔多安看来，正如巴拉克本人形容的那样，他仍是特朗普与埃尔多安这段“兄弟情谊”的关键连接者。
他的任期迄今表明，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私人关系的通达程度，可能与正式外交机制同样重要。
如果他能继续聚焦安卡拉与华盛顿利益重叠的部分，尤其是叙利亚问题，同时避免再因失言而显得像一个对本地区说教的外国官员，他仍有可能成为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官之一。
作者：法提赫·科贾伊比什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Tom Barrack's highwire act in the Middle East enters its second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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