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四川江安县码头，一艘叫"永利轮"的客船被迫靠岸。
公安干警登船，从8名嫌疑人中揪出一个自称"盐贩子"的老头。他眼镜已经摘掉，穿着蓝色长袍，脚蹬旧式棉鞋。
走路一高一低，鼻梁上还有戴眼镜留下的压痕。这个"盐贩子"，是堂堂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这个名字，在民国川军里几乎无人不知。
1883年，他生于四川乐山一个绸缎商人家庭。1903年进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回国加入新军。民国建立之后，他没有选边站革命，而是跟着袁世凯系统一路往上爬。这条路走下去，就注定他是个军阀，不是革命者。
此后几十年，王陵基在川军各路势力之间腾挪周转——跟杨森干过，帮刘湘打过架，也被撤过职、重新起用过。他在四川军界资历之深，连刘湘、杨森这样的大军阀见了他都要叫一声"老师"。这个绰号"王灵官"，不是白叫的。
抗战爆发，他的人生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1938年，他率第三十集团军出川参战，参与南浔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因功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是他军事生涯的顶点，也是他在历史上留下正面印记最深的一段。
抗战结束后，他先任江西省主席，1948年4月调回四川，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那一年他65岁，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他当时大概没料到，这个位子他只能坐一年多。
1949年，解放军的脚步快得超出所有人的预判。
1949年秋，解放大军入川。王陵基的"安川应变"计划还没来得及落地，形势就已经彻底崩盘了。
他原本打算退到川南，走乐山进西康，在雅安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旗号，等待蒋介石从台湾支援。但这个计划的前提是，还有人跟着他走，还有地盘可以守。很快他就发现，这两样都没有了。
第一次出逃：成了光杆司令。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仓皇登机，飞往台湾。胡宗南飞去西昌，随时准备跑。王陵基站在成都，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孤家寡人。
12月12日傍晚，他坐上财政部长关吉玉临走前送给他的新轿车，带着一个团的士兵，出城逃跑。路上全是溃兵，走了几天才到大邑。刚住下一晚，传言解放军要围城，那个原本负责招待他的警察队长请他吃了顿饭，然后——消失了。
连一个县城的警察队长都不愿意陪他跑，这说明什么，王陵基心里清楚。他扔下轿车，扔下行李，带着几个随从，步行出逃。
第二次出逃：等飞机，等来个空。
走着走着，王陵基觉得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还不如回成都找胡宗南。12月21日，他返回成都，才发现胡宗南早跑了。他急忙给台北打电话，找到蒋介石身边的俞济时，请求派飞机来接。俞济时请示之后回话：去凤凰山机场等，飞机会来的。
王陵基高兴坏了，派人彻夜守在机场。等了一整晚，22日清晨，机场空空如也。飞机没来。蒋介石那边，早已把他放弃了。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逃命只能靠自己。
第三次出逃：扔金条，换便服，独自跑路。
天一黑，他把几名贴身侍卫叫到僻静处。侍卫们身上背着金条，那是蒋介石离开前拨给他的逃命钱。王陵基说，兵荒马乱带着黄金跑，反而是招祸。一声令下，金条全扔进了附近的水井里。然后，各自换上便服，各自逃命去。王陵基戴上墨镜，独自一人，往乐山、宜宾方向走。
王陵基一路走，经过洪雅、夹江、乐山，最后钻进了宜宾。
在宜宾，他找到了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杨某热情接待，腾出僻静单间，一日三餐送上好饭好菜，还亲自筹划怎么帮他逃往台湾。王陵基就躲在房间里，基本不出门，等待时机。
这一藏，藏了将近一个半月。坏事就坏在那个负责送饭的保姆身上。
1950年2月6日，杨某安排王陵基悄悄上了去泸州的直航客船"永利轮"。"客人"前脚走，保姆后脚就跑到专区公安处举报——说这个人胖胖的，戴眼镜，50多岁，像是个大官。
公安处一开始判断是战犯宋希濂，立刻通知了南溪。等专区军管会拿到更多信息，才纠正：不是宋希濂，是王陵基，赶紧通知江安县公安局拦截。
江安县公安局长孙重远接到电话，立刻算了笔账：江安距上游宜宾96公里，距下游泸州60公里，永利轮的计划航线不停靠江安。一旦到了泸州，王陵基换船，往重庆、武汉、上海跑，就真的找不着了。
时间只有一个窗口，就是现在。
孙重远把干警分成三队，上游牛角坝、江安码头、下游各守一处。三队跑步到位，永利轮果然从上游驶来。一队喊话，船不减速。二队打出旗语，船还是不停。三队鸣枪示警，龙门口的机枪打出一片水花，船这才不得不掉头靠岸。
孙重远带人登船，先安抚船员和乘客，再开始逐一辨认。根据特征，从所有乘客中挑出8名嫌疑最大的人带上岸审查，轮船暂停发船，第二天再放行。
8个嫌疑人里，哪个是王陵基？
孙重远自己从未见过王陵基，找来公安人员梁明光辨认。梁明光也只见过一次，没把握。但他仔细看了一遍，注意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鼻梁上有戴眼镜留下的长期压痕，眼镜却已经不见了。
这人自称戴正名，说是开县人，卖盐的。梁明光开口就问：开县人，怎么说的是乐山口音？这句话一出，对方沉默了。
孙重远搜了身，除了船票，只有十几万旧币——折合新币十几块钱。一个省主席级别的人在逃，身上只有这点钱，要么是刻意藏了真实财物，要么已经走投无路。
孙重远换了个方向问：你姓王吧？对方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不说话。孙重远再问：你是不是王陵基？对方说：王陵基早就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
孙重远当场笑了。一个卖盐的，凭什么知道王陵基去了台湾？这句话本身就是破绽。
要彻底确认，还需要认识王陵基的人出来指证。孙重远让人找来三个可能认识王陵基的人：前水上巡逻员缪某、前参议员曾举才、王陵基的老部下金叔衡。曾举才拒绝来。缪某来了，只说有点像，不敢确认。
金叔衡离开部队已经二十多年，同样不敢轻易开口。关键时刻，他想起一件事：王陵基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走路会一高一低。
孙重远让这个"盐贩子"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果然——一高一低。金叔衡还想起，虽然认不准脸，但认得笔迹。让对方写了几个字，金叔衡拿过来看了看，点头：这是王陵基的字。
就这样，一个叫"戴正名"的盐贩子，在1950年2月6日，被正式认定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当场逮捕。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没能撑到泸州，就在江安的码头上，翻了船。
被捕之后，王陵基先押往重庆战犯管理所，1957年初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就是那个关押杜聿明、宋希濂等一批国军高级将领的地方。他是功德林里军衔最高的在押战犯，也是最老的一个。
被押进去的时候，他已经67岁，眼睛高度近视，连刮胡子都容易划破脸。同监的杜聿明看不下去，主动帮他刮。王陵基后来写了首打油诗送给杜聿明，说自己这个上将竟然没用到这个地步，胡须都长满了，还是杜兄有一手，刮得焕然一新。一首自嘲的打油诗，写尽了末路的滋味。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作为第五批特赦战犯之一获释，共53人同批被释放。那一年他81岁，人民政府每月给他生活费，还安排了医疗。
三年后，1967年3月17日，王陵基在北京病故，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儿将骨灰运往美国。
从1883年到1967年，一个在清末打到解放战争的老军阀，最终在北京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
他出逃时扔进水井的那批金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找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