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90年代前后，在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学术界都相继出现了否认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罪行，甚至否认残害犹太人毒气炉的存在的动向，这些人自称是历史修正主义者。
在日本，1995年2月，《文艺春秋》社的杂志《马可波罗》最先刊载了西冈昌纪的《战后世界史上的最大禁区——纳粹毒气炉并不存在》一文，接着，新闻记者木村爱二也出版了《奥斯维辛的争点》，引发了一场波及学术界、甚至诉讼法庭的争论。其实，历史修正主义的“日本版”早在80年代就露出端倪一毋庸置疑，它是萌生在日本政界新保守主义的温床之上。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首先在知识界引起了反响，一股以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否认战争责任为表现形式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泛起，而且大有咄咄逼人、干预朝政、影响民众、改写历史之势。
1、“自研会”篡改历史的手法
与日本政界走政治、军事大国的步调相呼应，知识界的历史修正主义团体应运而生，他们为了彻底推翻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结论，否认侵略战争带给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巨大灾难，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炮制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理论，而且初步形成了体系，不间断地著书立说、散布宣扬。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旧军国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从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域学以及历史学的不同角度攻击东京审判，认为战后历史学始终受着“东京审判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又称马列主义史观)的束缚，所以，战后历史教科书始终贯穿着“自虐”、“反日”、“黯黑”的历史，其结果是“培养反日的日本人”。
在此基础上，他们抛出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论说：
一是英美同罪论。最典型的代表作是1995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行径列入“世界近代史中出现过的许许多多殖民地统治及侵略行为”之中，这也是历史修正主义利用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二是自存自卫战争论。重弹旧军国主义分子“ABCD包围圈”的老调，把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日本国家安全而不得已的“自存自卫战争”。
三是解放战争说。即宣扬“大东亚战争”是“从亚洲驱逐白种人”，“使亚洲获得独立和解放”等等。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以下简称“自研会”)于1995年7月组建，代表人物是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现拓殖大学)，是以初高中历史或社会科教师为主组成的。它的宗旨是主张改革日本的历史科教育，彻底扭转教科书中的“反日”、“自虐”倾向。攻击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全是“伤害日本人自豪感”的“自虐史观”、“断罪史观”、“黯黑史观”，是“培养自虐、反日的日本人”，“以这样的教科书教育学生，日本国家不久就要腐蚀、挫灭、溶解和解体”。
结果，在他们的笔下，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没有战争意图的军事行动”，是“正当的”;东京审判是“复仇剧”、是“违法”；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东条英机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自卫战争”；松井石根是“日中友好论者”等等。
藤冈称:
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当然首先要站在日本国益和日本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所以，必须明确地把本国的生存权和国益追求权作为出发点。
正是“从国益追求权”的立场出发，藤冈津津乐道日本强迫朝鲜开港是:采用了培理同样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自主外交交涉。
对日俄之间争夺中国东北的不义战争，藤冈定义是:
新生的年轻国家日本，拼死力抗衡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俄国，并将其打败，乃是伟大的祖国防卫战争。
依同样的“推理”，藤冈从日本的地理位置考虑，认为“为了日本的国益，必须确保朝鲜半岛”，所以，中日甲午战争也是“祖国防卫战争”。可见，藤冈氏研究历史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紧紧围绕着“日本的立场”和“日本的国益”，即便跑出海岛同他国一战，也是“祖国防卫战”，至于其他国家的国益和民族的权益则不在他的视点之内了。
藤冈认为，日俄战争后，因为美国敌视日本的政策，日本在战略选择上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为了“日本的国益”，“不得已走向毁灭的大东亚战争”。
为此，他提出一个“战略思考原则”，主张要“重视国际环境”，强调“理性的批判的过程”，在他制定的教科书编写三原则中，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分析:
日本在国际环境的包围中是怎样走的，应该是鲜明地描绘出其曲折的历史，在外压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本以什么样的战略对应。
他认为，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战略思考”是日俄战争，由于英国给日本一个“最适合的战略环境”，因而，“幕末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但那是因为“美国对日舆论的决定性恶化”，日本为了打破“ABCD包围圈”，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生命线”，才“不得已与美国开战”，所以，“大东亚战争”也是“自卫战争”。藤冈及“自研会”成员就是按着这种荒唐的“战略思考原则”来启发学生们学习历史。
如把“大东亚战争能够避免吗?”这样的命题发给学生，再有选择、有目的地把日本的“生命线论”，“美国逼迫论”，中国的“排日”、“反日”等资料发给学生，“启发”学生们一步步按着他们的“战略思考”，来得出“自卫战争”的结论。所以，藤冈的“战略思考”具有“把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的意义”。也是“自由主义史观重要的构成要素”。
在如何认识日本军队非人道的战争犯罪问题上，藤冈及“自研会”成员完全站在战争罪行否定派的立场上，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
然而，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无力抹杀掉的，身为东京大学教授的藤冈应该心知肚明，于是他炮制一个“历史真实相对说”，声称:
历史中的真实只是相对的，对于社会上有争议的事情不能片面地教给学生，要让学生们自由地思考，去讨论双方的意见，这才是历史教学的方法。只片面地讲授日本的加害，使之产生对日本人的厌恶感，夺去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这就是“自虐”史观，作为讲授的中心，应该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历史。
即使是依据事实，也要从形成国民自豪的视点去讲授历史的多面性。
对此，有日本学者对藤冈氏提出质疑，指出藤冈氏的历史教学:
不是(向学生们传授)学问性真理，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即培养从属于国家政策的国民。
(藤冈氏)“历史教育的重点不是追求真理，不过是教化国民罢了。
另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抨击藤冈的谬说是:
充分夸耀大日本帝国历史的积极面。(旨在)提高日本国民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
2、“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篡改历史的手法
“编纂会”于1996年12月2日发表创立声明，正式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会长为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副会长藤冈信胜、涛川荣太(后藤冈、涛川改任顾问，副会长由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担任，现会长为八木秀次)，其成员除教育界人士外，还包括有文化界作家、记者、评论家、画家以及日本大型企业、财界的头面人物，办有会刊《史》，拥有会员7000余人，号称万人，在全国设有49个支部，是历史修正主义团伙中最大的一支派别。
该会在创立声明及《趣意书》中称:
近年来，历史教育的谬误不仅未得到纠正，相反越来越陷入歪曲混迷的状态，甚至将日清、日俄战争都视为侵略亚洲的战争，证据不充分的从军慰安妇强制说也被收入教科书中......使日本人失去自身历史的意义。
本会旨在致力于恢复本国的历史，编纂具有良知的，能传给下一代自信的历史教科书。
为了21世纪的日本孩子们，我们决意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革历史教育。
战后的历史教育，是让日本人忘掉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失去日本人的自豪，特别是置日本子子孙孙于持续谢罪、如同罪人一般的命运。
“编纂会”成立后，其社会活动远远超过做学问的规模，所以，他们除了戴两副有色眼镜，即“自虐史观”和“黯黑史观”来认识历史外，能够提出的“理论观点”大体如下:
（1）民族差别观和人种战争说
“编纂会”及其成员在各种场合都忘不了反复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秀”，比亚洲近邻任何国家都具有“优秀的传统”，是“亚洲唯一维持独立的国家”。
在它的《趣意书》中就这样声称:
日本从古代就孕育了文明，孕育了独自的传统，日本在任何时代都与世界的先进文明合拍。我们的父母、祖先就是这样毫不松懈的努力，才有今天世界上最安全、富裕的日本。
在西尾干二所著的《国民的历史》一书中，更是毫不掩饰地阐发了这个观点，竟然毫无根据的把日本的绳文文明上溯到一万多年前，又称日本的绳文文明:要比世界四大文明还要悠久。
副会长高桥也效尤会长的“创新精神”，著文称:
(日本就是靠)大东亚战争，(才)从欧美5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支配中解脱出来。
这令日本学界瞠目结舌。因为，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19世纪算起，迄今充其量不过100多年，只好把哥伦布航海时代也计数之内，才算凑上高桥的500年之说，因此，有学者评论道，“其历史认识过于粗杂”，仅就其做学问的科学态度言，也足以令学术界齿冷了。
1982年教科书事件后，日本政府考虑到教科书的国际影响问题，在审定教科书条例中附加一项“近邻诸国条款”，表示要慎重对待曾被侵略、蹂躏的亚洲诸国的意见。
对此，“编纂会”大为不满，认为“近邻诸国条款”是教科书问题的“诸恶之源”，特发表声明称: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有着不同的历史意识，我国的历史认识如果同民族主义刚刚兴起的近邻诸国接近，只能给我国带来屈服(帝国主义)的结果。
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编纂会”根本没把亚洲诸国放在眼里的“大和民族的孤傲”。
和“自研会”的观点类似，西尾认为，日俄战争后，美国对黄种人日本的胜利“抱有拒绝的感情”，所以，是“美国首先把日本当作假想敌国”，日美战争是“侵略国家美国继西部开发的印地安扫荡战，菲律宾征服战之后，白种人征服黄种人的战争延长线”，所以，“日美战争的责任是六四开或七三开，即美国应负六分或七分的责任”。
对日俄战争，西尾同藤冈的认识相同，在二人共著的《国民的麻木》一书中，把日本的胜利归结为“遏制沙皇南侵的亚洲人种的胜利”，俄国“野蛮、非文明、且持有武力，日本为了自存自立，必须面对重大的局面”，“必须孤立地对应所有的野蛮”。
有学者认为，西尾鼓吹人种战争、民族差别的实质是“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导到美化民族的历史”，是“着眼于进行民族净化的战争”，是一种“已经超过警戒线的民族净化史观"。
（2）战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说
2001年3月，由“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两册教科书内容被披露出来，内中荒唐反动，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批判。
“编纂会”甚为不满，出面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西尾在会上称:
战争根本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说，与道德也毫无关系，不能讲是日本正确，还是美国正确。战争虽然是悲剧，但是碍难区分善恶。(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国益冲突的结果，用政治不能解决，最终手段就是战争，当时的日本不能选择与美国不战而败的道路。
所以，“日美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美国“封锁威胁了日本”。西尾接着称，“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绝不能下侵略战争这个定义，随随便便用(侵略)这个词是恶作剧般的感情论”，因此，我们的教科书用了“所谓侵略战争这个概念"。
在记者招待会上，西尾还大谈“解放战争论”，认为“大东亚战争”的结果：使印度、缅甸、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独立。
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版图，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历史的足迹。
顺便提及的是，西尾的战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说也编进了“新”历史教科书中，只是在审查后删除。
（3）“战争犯罪不只是日本”，“战胜国也是军国主义”
在上述的记者招待会上，西尾还就战争犯罪问题大发了一番议论，他先是承认:
日本也许确实有战争犯罪，但是，在日本的历史上既没有人种灭绝，也没有大屠杀，不仅如此，我们编写的教科书中，还要指明日本与德国结盟之际，曾提出反对人种差别的方针，还要告诉学生们，日本曾帮助过犹太人。
接着，他提出:
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国家不犯有战争犯罪，战胜国也不例外。
其实，早在1995年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邀请西尾到会报告时(后来形成《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西尾就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
战争犯罪不只是日本，战胜国也不例外......任何国家只要参加战争就会有战争犯罪，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就是明显的战争犯罪，可是美国作为整体而言不是犯罪国家，只是偶尔或有时做过犯罪事情的国家。战争中的日本也不是犯罪国家，不过是做过犯罪事情的国家，这种犯罪也是因为场合而不得已的。
可见，西尾的“战争犯罪观”不过是人人有份，半斤八两，当然也就不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
西尾还有一个理论，即:
军国主义不是败战国的属性。美国、英国都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侵略战争不是败战国历史中特有的东西。
他还强调:
如果说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罪恶的话，如果不正视战胜国的动机之恶，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恶”的理想就必然破灭。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战胜国也好，战败国也好，现在完全是对等的。
3、《国民的历史》的歪理邪说
1999年，西尾推出一部大部头的专著《国民的历史》，上至日本的远古神话，下至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洋洋800余页，据说已发行60余万部，成为战后以来人文科学书籍中最畅销的书目之一。这部《国民的历史》彻底推翻战后以来日本历史学界的一切定说，甚至包括战前、战时史学界有关日本远古史、古代史、文化交流史的论点。单就历史分期而言，西尾氏把日本史仅划成“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令日本学术各界咋舌惊诧。
因该书内容涉猎广泛，内中观点又极其“标新立异”，篇幅关系，摘其主要观点剖析如下:
A.历史反映人们的意识，我们不能受史料的制约，应该活用史料，许多历史学者认为靠事实、实证的积累可以得出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毫无意义的。
B.历来的日本历史都把日本描写成后起步的国家，在古代是(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在近代是欧美的先进文化，这是根本错误的，日本未从中国和欧美引进先进文明之前就早已形成了独自的高度文明。
C.《魏书倭人传》对日本历史的记述从开始就是大错特错的，日本从绳文、弥生到今天，已形成了一万年有余的历史和文明。
D.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应划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为妥。
E.日清、日俄战争是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压力，日本以勇气和气概而战，日韩合并从当时考虑是合理的，把这称作日本帝国主义是极其荒谬的。
F.大东亚战争是围绕太平洋的霸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日俄战争后，美国最先把日本当成假想敌国，对日歧视，人种差别，压迫，逼迫，日美战争责任是六四或七三。
G.由于战后的占领政策，形成了英美——民主主义——善；日德——法西斯主义——恶的模式，把战争的历史定界为正义和非正义是错误的。战后教科书只是战胜国一方的观点，欧美帝国主义比日本更残酷，东京审判史观和占领政策把自虐史观强加给日本人，又被历史学者所接受。
《国民的历史》观点荒谬反动，可以说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且发行量极大，贻害不能小觑。为此，日本“教科书真实与自由联络会”组织22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对《国民的历史》的荒谬进行了批判，并出版了《彻底批判“国民的历史"》一书，严厉指出《国民的历史》是战后皇国史观的“翻版”，是“向战后历史学的危险挑战”，是“从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排外主义、国粹主义、军国至上主义的立场出发”，是“没有历史学修养之人的发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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