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祠堂落成那天，村里摆了三十多桌，鞭炮放了一地红。

我是眼睁睁看着它从无到有的。动工那天我回来过，上梁那天我也回来过，我还记得木匠师傅在梁上贴红纸，用毛笔写着“上梁大吉”，四角挂着红布条，在风里飘飘扬扬。老村长站在脚手架底下仰着脖子喊“好啊——”，底下的人也跟着喊“好啊——”，喊得震天响，连对面山上的回声都跟着喊。

这座祠堂花了三十多万，大部分是村民捐的，在外头混得好的几个老板包了大头。我一分没捐——不是不想捐，是那年儿子刚考上大学，学费都是借的，实在拿不出。为这个事，我爹在村里抬不起头，见人就解释“不是他不认祖，是家里确实紧”。我跟我爹说，认祖在心不在钱，我爹瞪了我一眼，说你不懂。

我懂。在村里，钱就是脸面。

祠堂盖好后我去看过一趟。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门楣上刻着“王氏宗祠”四个字，描了金漆，太阳底下一照亮得晃眼。门口两只石狮子崭新崭新的，鼻子眼睛都还没被风雨磨平，龇着牙看着每一个进门的人。天井里铺了青石板，正厅摆着香案，案上供着祖宗牌位，香炉里香灰积了厚厚一层，那是去年冬至祭祖时烧的。

我站在天井里四下看了一圈，心想这祠堂少说能用五十年，我儿子娶媳妇，我孙子满月，都能在这儿办。心里头踏实。

谁能想到，一年还没过完，又要翻新。

消息是上个月传出来的。起初没人当真，祠堂又不是衣服，哪有刚做的就改？可后来越传越真，说村里开了会，说要翻新升格，每个男丁要出三千块钱。

三千。

我听到这个数的时候正在地里刨红薯。锄头举到半空中，顿了一下，落下去，刨出来的红薯裂了一道口子，白浆往外冒，像在流血。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爹提起了这事。他把筷子搁在碗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腰佝偻着，眼睛盯着地上，半天才说：“你得出。”

我给我爹倒了杯酒，没说话。

我娘在旁边急了：“去年刚建好，今年又要翻新？那祠堂我去看过，好好的，墙也没裂，瓦也没掉，翻什么新？这不是糟蹋钱吗？”

我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没接话。

我媳妇从灶房端菜出来，把盘子往桌上一顿，声音不大不小地说了一句：“按男丁算，咱家三个男丁，九千块。”

饭桌上安静了。

我们家五口人，我爹，我，我儿子，加上我娘和我媳妇。男丁三个，一人三千，九千块钱。我儿子刚上大二，学费是助学贷款的，每个月生活费我要准时打过去，晚一天他就要吃泡面。九千块钱，够他大半个学期的花销。

“能不能不交？”我问。

我爹把酒杯重重地搁在桌上，酒溅出来，洒在他枯树皮一样的手背上。

“祠堂是按男丁摊的，”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不交，你让你儿子以后怎么在村里抬头？你让我死了以后牌位往哪儿搁？”

我娘放下筷子，声音尖了起来：“老头子你说什么呢，大晚上的说死不死的。”

“我说的是正事。”我爹端起酒杯一仰脖，干了。

我没再说什么。给我爹添了酒，给我娘夹了菜，低头扒饭。米饭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一口一口往下咽，像在咽一块块石头。

第二天我去找老村长。

老村长姓王，跟我爹一辈，论起来我还得喊他一声大伯。他在村里当了二十多年村长，祠堂的事都是他牵头。我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掉了漆，只剩下半边。

“大伯，”我递了根烟过去，“祠堂翻新的事，我想问问。”

他接过烟，夹在耳朵上，没点。拍了拍旁边的板凳：“坐。”

我在他旁边坐下，屁股还没坐稳，他就开口了。

“我知道你来找我干啥，”他把搪瓷缸子放在膝盖上，“三千块钱的事，是吧？”

我点点头。

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肚子里攒了很多话，一下子吐不出来。“你以为我想翻新？去年刚建好，今年又弄，我也嫌丢人。”

“那是咋回事？”

他扭头看着我，眼睛浑浊，眼皮耷拉着，可目光还是锐利的，像一根针扎过来。

“上个月镇上开会，说咱村的祠堂是全县‘美丽乡村’的示范点，县里要来看。来的都是领导，咱那祠堂门面不够气派，广场不够大，停车都不好停。镇里说了，不翻新，这个示范点就给别人。”

“可那是去年刚建的——”

“你跟我说没用，”老村长摆摆手，“你跟镇上说去。你也别跟我讲道理，我当了几十年的村长，什么事该做不该做我比你清楚。”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喉咙咕咚一声，“可有些事，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

他没再往下说，我也没再问。

回来的路上我绕道去了一趟祠堂。门锁着，我从门缝往里看，天井里长了草，青石板缝里冒出几根狗尾巴草，在风里摇。香案上落了一层灰，供着的牌位歪了一个，也没人扶正。去年落成时描金的“王氏宗祠”四个字，金漆还没褪，可边角已经有些翘了，风一吹，纸一样薄的金箔簌簌地响。

就这么个地方，一年到头除了祭祖那天，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现在要花几十万翻新，说是给县里领导看的。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我媳妇打了个电话。

“钱的事，我想想办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说：“我想过了，我那个金镯子，去镇上金店问问能卖多少。”

那个金镯子是她嫁过来的时候我妈给她的，分量不重，可跟了她二十年，从来没摘下来过。

“别卖。”我说。

“不卖怎么办？”她的声音很平，平得让我心里发堵，“你不交这个钱，你爹在村里抬不起头，你儿子以后说亲都难。三千块钱买脸面，你说贵不贵？说贵也贵，说不贵也不贵。”

我把电话挂了。

蹲在祠堂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烟燃了半截，灰掉在地上，被风卷走。我盯着那两扇崭新的木门，门上的铜环锃亮锃亮的，能照见人影。

我想起去年祠堂落成那天，村里请了戏班子，唱了一整天的戏。台上唱的是《打金枝》，台下坐满了人，老人孩子，男男女女，嗑瓜子的，扯闲篇的，热闹得像过年。老村长站在台上讲话，说这是咱们村几百年来的大事，说有了祠堂就有了根，说以后不管走到哪里，心里都装着这个地方。

那时候大家是真的高兴。可现在呢？祠堂还是那个祠堂，根还是那个根，可根上要缠上一圈一圈的红票子，缠得紧了，喘不上气。

我掐灭烟头，站起身来。

远处有人在喊我，是隔壁的二狗子，隔着半块田冲我喊：“你听说了没？按男丁一人三千，你家三个，九千！”

他喊的声音很大，像是怕我听不见，又像是怕别人听不见。

我冲他摆了摆手，沿着田埂往回走。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影子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像一条黑色的河，漫过那些还没收割的稻田。

到家的时候，我爹正蹲在院子里磨镰刀。他磨得很慢，霍霍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急不躁。我搬了个板凳坐在他对面，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根。

他接过烟，别在耳朵上，继续磨。

“爹，”我抽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暮色里散开，“你说咱村这个祠堂，到底是谁的祠堂？”

他的刀停了一下。

“是祖宗的呢，还是县里领导的？”

他没说话，继续磨。霍霍，霍霍，镰刀在磨石上来回走，磨出一层灰白色的浆。

过了好一会儿，他把镰刀举起来，拇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了一下，试了试锋口，然后放下，点了耳朵上那根烟。

火光一闪一闪的，照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谁的祠堂不重要，”他说，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混着暮色，把他的脸遮得模模糊糊，“重要的是你姓不姓王。”

我没听懂。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像是看穿了我。

“姓王，就得交。不交，你就不姓王了。”

我忽然就明白了。

三千块钱，买的不是翻新，是一个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