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 “5・17” 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十载耕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稳步向纵深推进。值此契机，本公众号特上线 “自主知识体系特辑” 专栏。专栏文章，或源自我社特邀经管领域名家的专题研讨，或收录我社作者在不同场合发表的重要观点文稿。冀以此专栏文字，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绵薄力量。
题记：2026年5月14日，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主题演讲整理。
自主理论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而自主知识体系则是自主理论创新的系统整合。作为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推动者、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倡导者，我借此机会谈三方面内容：
(一)我为什么从1988年就开始致力于推动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二)如何深化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如何构建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三)对青年学者朋友们有何期盼？
为什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
理论的功能在于帮助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已形成十分完善的知识体系，但任何理论的适用性均取决于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与应用场景的一致性。
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体系以来，始终以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理论建构基础，其理论体系天然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为暗含前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与之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直接照搬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
这一认知正是我1988年开启自主理论创新探索的起点。
那一年，我国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高达18.5%的通货膨胀。按照当时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优路径是提高利率——抑制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通过总需求收缩使物价自然会回落，通胀问题迎刃而解。该理论同时认为，提高利率能够筛选出高回报率的优质项目，淘汰低效投资。在治理通胀的同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这套理论极具逻辑自洽性。然而，我国1988年治理通胀时并未采纳，而是实施以行政手段压减资产投资项目，综合“治理整顿”。从西方主流理论的视角观之，这一做法缺乏理性且效率低下。但这一判断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有矛盾：若中国政府果真如西方主流理论所描述的那般缺乏理性，为何能实现1978-1987年平均9.9%的经济增长，且经济运行波动幅度很低？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单一年度9%的经济增长已属不易，而中国作为同时处于发展与转型双重进程的国家，能连续9年保持高速稳定增长，足以证明中国政府的决策不仅高度理性，而且对本国国情有精准把握。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深刻矛盾使我对当时学界普遍信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展开系统性反思。发达国家的理论均以其特定发展阶段与现实条件为暗含前提，这使我认识到，任何理论本质上都有“刻舟求剑”的局限性，其有效性严格依赖于理论产生时的特定社会经济条件。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暗含前提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不符，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若想以学术研究贡献于国家发展，务必深入理解本国国情，提出根植于本土实践的新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因此就萌芽于1988年。我以反映经济体发展阶段特征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与李周合作完成的第一篇论文正是探讨1988年中国通货膨胀治理的制度成因。自此，我们确立了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视角观察中国转型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范式，并逐步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994年，我与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本书中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与分析框架已基本完备，确立了“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的分析范式。
由于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与主流理论存在根本差异，新结构经济学的许多论断常常引发争议。但是，理论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推导的结论能否被后续的实践所检验与印证。
例如，20世纪90年代，国际学界盛行“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未遵循主流的“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即便短期能够实现增长，最终也必然走向崩溃。针对这一论调，我们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做出预测：若中国坚持实事求是的渐进式双轨转型方式，那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于2015年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
这一论断在当时非常大胆，引发了广泛争议，但实践最终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已于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就市场汇率口径而言，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也有极高的可能性。
2007年，剑桥大学主办的经济学界历史最悠久、学术影响力最深远的马歇尔讲座邀请我去演讲。我在那场演讲中将这套源自中国发展经验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二战后全球发展中经济体的成败研究，揭示了少数经济体成功实现追赶、绝大多数经济体产生各种扭曲导致发展陷入困境的根源，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论断。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水涨船高，我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成为首位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汇聚了来自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千余名顶尖经济学者，其研究团队与项目资源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本应成为推动全球减贫与发展事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机构。然而实际情况是：尽管世界银行以“建设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为崇高使命，但在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总量非但未减，反而有增。
究其原因，与我1988年的反思结论高度一致：世界银行所依托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均源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将其直接应用于发展条件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出发点虽善，但最终结果远远不及理论预期。
基于此，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之际的内部研讨会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名词。其核心逻辑在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物质基础存在差异，其产业结构与制度结构必然具有内生的异质性。只有将这种结构异质性与内生性纳入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形成适配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新理论，才能真正指导发展实践，实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崇高目标。
2011年，我应邀赴耶鲁大学的库兹涅茨讲座发表演讲，这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学讲座之一。在那次讲座中，我首次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为题。该演讲内容经整理后发表于《世界银行经济观察》期刊，由此向国际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
林毅夫 著
2016年，我有幸应邀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汇报。这一重大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标志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本人及各位同仁都深受鼓舞。
如何构建和深化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多种理论进行解释。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至今近250年，已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几乎都能找到现成的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且表面上颇具说服力。
例如，在我国转型期，国企改革是重要课题。国企之所以要改革，因其效率不高。学界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认为，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最优制度安排，若二者分离，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必然导致企业低效。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作为雇员不享有企业剩余价值索取权，该理论据此判定国有企业必然存在效率缺陷。若仅简单地做回归分析，将企业划分为国企与民企两类，那么无论采用何种统计指标衡量，似乎民企的效率均高于国企，因而上述观点容易被主流经济学界接受。
推进自主理论创新的首要前提，是必须秉持“常无”的学术心态。面对任何经济现象，不应首先诉诸现有理论的既有解释，而应深入现象本身，探究其内在本质与运行逻辑。回到国企改革问题，主流产权理论看似逻辑严谨，在国内学界也有市场，但如果深入观察现实便会发现，国企与民企的差异绝不仅限于产权属性：国企大多布局于资本密集型、关系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同时承担着防范私有资本垄断、维护公共利益等重要职能；民企则主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性行业。只有通过自身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差异才能认识到现有主流理论未区分产业特性与企业目标，分析方式存在缺陷。
因此，若要抓住时代赋予的理论创新机遇，我们必须坚守“常无”心态。逻辑在于任何经济现象都有其特定的生成条件，有暗含前提，而所有理论都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刻舟求剑”的局限性。唯有秉持“常无”心态，摆脱既有理论的束缚才能真正洞察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
这一理念是我在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强调的核心原则，我曾专门撰写《本体与常无》一书，与学界同仁及青年学子探讨如何摆脱现有理论对思想的束缚，让我们自己的双眼像新生婴儿那样重新观察真实世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现象的本质与决定因素。
《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
林毅夫 著
用中国传统哲学来表述，依托既有理论观察世界属于“第二义”的认知方式；而摒弃一切理论偏见与预设，直接观察现象本质的认知方式才是我们应该秉持的“第一义”观察方式。这正是用“常无”心态看待现象的方式。
那么，以“常无”心态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现象怎么能够认识现象的本质与决定因素呢？从哲学层面来看，在分析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时，存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两种核心立场不同的世界观。
自1988年开始探索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以来，我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这一立场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有力的思想武器。
新结构经济学自1988年以来逐步形成一系列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观点，正是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以要素禀赋这一物质性因素作为切入点来观察中国及全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与转型。为何要坚持唯物史观？我个人的学术实践与哲学阅读均证明，唯物史观是真正能够揭示现象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而要素禀赋，则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经济问题的一把非常好的入门钥匙。
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固然重要，但其性质与发展水平最终由生产力所决定。因此，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起第一性作用的还是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时，强调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结构经济学较早地揭示了产业和生产结构的决定机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构成的生产结构，本质上是由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内生决定的。
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而产业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第一性因素。
新结构经济学将物质第一性原则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提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第一性的存在与决定性力量。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正是从作为第一性物质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一个中心”），来观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推论：生产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设施是要适配生产结构的，上层建筑中的各类制度安排也应当适配于生产结构。这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结构内生”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不同类型结构的变迁存在相关决策者的协调等市场失灵问题，由此产生时间差与内在摩擦，或是政府为了发展以外的目标干预经济，使得各层结构之间非完全匹配成为一种常态，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扭曲内生”的第二个基本观点。还有，结构是内生的，扭曲也是内生的，经济运行则会将这些内生性充分呈现，构成新结构经济学“经济运行内生性”的第三个基本观点。
这便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应从这一视角出发去观察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并且，只有以一以贯之的视角统领理论创新，才能将各个领域、各种状况下的理论创新成果通过以一贯之的逻辑链条整合起来，构建起系统的自主知识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最初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包括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财政学、经济周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空间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均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暗含前提，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结构内生异质性。
因此，如果我们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异质性与内生性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将在各个领域掀起一场“结构革命”。由此可见，新结构经济学虽发轫于发展经济学领域，但其理论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本质上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为暗含前提，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因物质条件差异所导致的结构、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差异。新结构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视角出发，将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差异，以及由此而内生形成的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结构异质性引入现代主流经济学，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质上是对现代经济学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化的革命。
对青年学者的期盼
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以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起点，至今已走过250年的发展历程。若以25年为一个学术代际，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历经了10代学者的努力。坦率地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确实能够为几乎所有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未必都抓住了问题本质，但其知识体系已经非常完备、逻辑链条十分严密，已极具说服力。
相比之下，新结构经济学自1988年思想萌芽至今仅38年，自2011年在耶鲁讲座上正式向国际学界宣告诞生至今只有15年。相较于成熟完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仍是星星之火，亟需青年学者们像西方主流学界那样，一代又一代地投身其中，不断深化各种场景、现象、问题的理论创新，方能最终构建起发源于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需要几代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也是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希望。今天有如此多青年朋友参与本次研讨会，我对此深感欣慰。如果你们能够从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唯物视角出发，总结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经验，必将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
正如我1995年在《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所预言的：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将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这一预言的理论依据在于，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以来，世界经济中心始终与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高度重合，而理论创新与学术大师的涌现也必然集中于世界经济中心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展望2049年，我相信中国经济规模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中国迁移，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必将随之迁移到中国。
青年学者若要抓住这一时代机遇，首先必须秉持“常无”的学术心态，绝不能简单地用中国的数据去验证西方主流理论的既有结论。若面对中国经济现象时，仅仅机械地套用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解释，固然能够写出学术论文，但难以抓住时代赋予的理论创新机遇，还可能因理解不正确而误导社会，如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所见到的许多经济学家那样，虽怀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感，却因理论不当而误导了实践，最终使大量的资金与资源投入收效甚微。
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只有将改造好世界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才能真正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理论创新。
时代机遇就在眼前，但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取决于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应摒弃那些脱离物质基础、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理论范式，始终从唯物出发，从各国的物质基础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视角，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
同时，青年学者还应当树立正确的学术人生观：做研究的目的是经由自己认识世界来帮助人们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而论文发表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附带成果，而非目的。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尽管自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迎来了发展的春风，但总体而言，自主理论创新仍多处于起步阶段。新结构经济学虽起步相对较早，但发展至今也仅仅38年，目前相关学术文献的数量仍较为有限；且当前国内外学术期刊的主编与评审者可以说都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下成长起来的，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现有的理论和范式为参照，自主理论创新成果的发表面临不少困难。如果青年学者将论文发表作为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就很可能在现实压力下放弃自主理论创新，从而错失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
因此，要迎接这个理论创新时代，既需要树立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也需要确立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学术人生观。要始终牢记自己做学术研究的初心与使命：自己认识世界，进而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重要的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
我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与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与理论创新方向也必然向中国转移，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大师也必将在中国辈出。我国的经济学研习者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10年前倡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为我们开展理论创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
值得欣喜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刊》已获批正式出版，这为所有致力于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学界同仁与青年学者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新结构经济学刊》（2026年第1期）
林毅夫 主编
最后，我谨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各位共勉：“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大国发院”微信公众号。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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