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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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做古典的学问,比如研究唐诗,就是要回到作品生成的现场,借由诗文、墓志等各类流传下来的材料,以其种种细节,还原诗人如何交游,如何为官,如何对待国家、人生与日常,其中也包含普通人朴素而真实的生活愿望,以此让现代人能够体味那个时代的人格、趣味与精神世界。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已五十年。表象上看,他出版的古籍传统著作,包括《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和《唐五代诗全编》四部,皆以中国传统著述的形式,继承着中国学问的根砥和格局,而在内核之中,则是运用现代学术的观念和眼光,以严密的考证去纠正诗文流传中的错误,并挖掘长期被忽视的面向,如在选取关注对象方面,对于女性作者有特别的关心,对二三流乃至末流诗人的作品也有平等的关心。只有如此,才能还原文本的真相,乃至作者的真实处境。其后的学术研究以此为参照,才更摆脱后世赋予的单一化想象,重新回到有复杂层次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学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体贴,都是最为基本的。”3月17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陈尚君提到,很难让一般民众理解复杂的古典作品,但其中这类为人的基本道理,应该不断地告诉大家。

陈尚君则强调,当下技术手段已大为不同,但学术的本质并没有变:文章终究要靠自己写,学问终究要靠自己做。同时,不仅要敢于突破学科、师承与思维的藩篱,更要有平视大师、与之对话的勇气,真正活出属于今天的学术个性与生命价值。

现代人所做的著述工作,远远超过古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澎湃新闻:中国传统学术经历了现代转型。当下您做的古籍整理,又是回到古人留下的材料之中,去做传统的著述。其中有怎样的变与不变?

陈尚君:可以说,中国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包括传统的学术和现代的学术。传统的中国学术,格局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写作是文言的,文字是繁体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很高文化层次的人才能阅读。而在近代受到西方学术冲击之后,中国学术向现代发展,传统读书人的格局、眼光和方法,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表象来看,我的著作是最纯粹的、中国式的成果,但骨子里其实深深浸入了现代学术的思维和现代的观念。比方说,对于女性作者有特别的关心,对于二流的、三流的甚至末流的诗人的作品,都给予平等的关心。这方面有好多观念,已经和传统不同了。

站在传统去看,中国古代文人写诗文,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官场、国家和朝廷。中国历代的社会,各时各地都有所不同,但从比较长的、稳定的一面看,实际上是一个选举社会。其中就要有普遍的教材、公平的考试和看得见的人才选拔。科举制在唐宋明清有很大不同,但根本上有一点相同:它是儒家主导的,作者要能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之中,表达正确的思想,代圣人发声,用典用词都精当妥帖,写得铿锵流转,这样才称得上是有能力的人。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进入,超稳定的选举社会能够延续很长时间。

而在表达方式上面,我又是按传统的著述来做的,希望有中国学问的根砥和格局,现代中国很少有人这样去做。到现在为止,我出版的古籍传统著作有四部,形式是传统的,内容是新编的。不是传统的整理,而是自己重新做的。包括《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和《唐五代诗全编》四部书,加起来大概超过三千万字。这方面,手上正在做的还有《先秦汉魏晋南北诗》增订改编版等。

由此,现代学术和传统学术在表达方式上可能是相近的,但在理念上面完全不一样。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最终成果的表达方式相近,但文学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发展,比如1980年代起,引入史学的方法。同时,石刻文献等新材料大量公布,而文献考据等因信息技术发展而获得极大方便。对此,您有怎样的体会?

陈尚君:史学的方法,即定位时、地、人、书。以唐诗研究为例,“时”和“地”就是作者写作这首诗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原因,乃至作者与友人结交的时间等;“人”是要通过诗的解读,来分析作者与友人之间的关系;“书”是界定唐诗流传过程之中的归属和文本。

1980年代,我学生时代的两篇文章《杜甫为郎离蜀考》《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就是对时间准确定位,去解释杜甫离开草堂的原因。过往,大家都采纳的说法是,因杜甫在成都最好的朋友、整个蜀中的第一把手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也就离开。这好像是一个合适的解释。而我当时看到,严武去世于765年4月,但杜甫在当年2-3月已准备离开,4月可能已在路上。实际上,杜甫这样的诗人,对最好的朋友的去世,不会没有表达。严武去世之后,杜甫至少有两首诗直接表达哀思,但均未提及在成都亲见严武去世。

那么,杜甫为什么离开成都?在他自己的诗里有最好的解释。“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也即要赴京到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说杜甫离开成都,取这条路准备回洛阳。不过,中途在渝州(今重庆)出现意外,原本路线非常明确,下一站是江陵(今荆州)。但在三峡云安(今重庆云阳)时,他发现自己病重,知道再往前走就要送命。因此,杜甫在三峡一带养病两年半,也就是放弃了前程。实际上,杜甫的创作高峰之一,正是这段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从地点、时间和诗歌本身去定位,用史学的方法去做,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又比如说,李白的《蜀道难》到底讲了什么,唐代以来至少有四种说法。对此,现代学者进行解析,把所有史料进行定位后,就可以知道,这首诗所讲的就是送一位友人去成都,没有任何政治原因。

结合史料去看,《蜀道难》是贺知章看到过的,而贺知章去世于744年,那么这首诗必定写在这一年之前。《蜀道难》还被殷璠编进《河岳英灵集》,该书编成于753年。因此,这首诗和754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有怎样的关系,就无需解释了。

李白也留下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比如,从敦煌卷子的文本可知,在贺知章744年离开长安时,李白已离开长安,并未参与送别之会,直到在靠近洛阳的阴盘驿遇到贺知章。蜀本《送贺宾客归越》,在敦煌卷子中题为《阴盘驿送贺监归越》。因此可证,七律《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实系伪作。同时,由《会稽掇英总集》可知,当年应制之作皆五言,晚唐拟作则多七言律诗。

那么,敦煌卷子的信息,是否也可能为假造?结合其中大量个人信息,懂得李白的人能够知道,别人造不出来,那些是李白本人写的初稿。而在李白的诗集当中,很多诗作已有了大幅修改。通过各种细节比对,可证明其文本差异来自李白自己的删改增补,而非在后人流传中造成。

地方志当然也需要参考。从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清,涉及一地,历代都有不同记载。地方志又有递修的传统,几十年编修一次,保存前代材料,又增加新的材料。各地流传至今的方志,有不同的起始时间,其中的材料也真假不一。我把所有相关能看的方志都看过。

总之,一首诗会有多种解释,而在充分占有文本并分析之后得到的结论,应该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可。一般读者可能会参考对古诗的多种解释。而我对于一首诗的所有文本的所有解释,都要通过比较阅读,来得出妥当的结论。当然,唐诗千年传抄下来错误甚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究竟是否为唐诗、真相如何,还难以定论,还留待后人去研判。

在新材料方面,随着更多考古发现,石刻研究成为近年唐代文史研究的热点。唐代墓志铭就记录了各阶层生活的丰富面向。比如,正史中有传者男性占九成以上,女性极少;而墓志中男女比例相对均等。女诗人如上官婉儿、宋若昭、李澄霞等,皆有墓志发现。这些都可用来考订诗人生平,纠正后世诗文解读中的错误。

还有诸多其他可以关注的考古材料。比如,丝绸之路要道上的敦煌藏经洞,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在湖南长沙城北望城镇唐代窑址,发现了大量唐代孩子或工匠的涂鸦诗作。边地之间相距遥远,文化几乎隔绝,但这些学郎诗却有大量雷同。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蒙学教育的情况。努力读书进学做官,是家庭对孩子的基本愿望。而孩子们则在勤奋学习中盼望纵情游玩。这些代表下层普通民众的所思所虑、表明其文化追求和程度的诗作,与人们熟知的经典诗作对照,可见唐代的作品其实是立体而多元、丰富而日常的。

我对自己非常自信,现代人对此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古人所能达到的高度。现代的学术环境,为我们更好地梳理古人的成果,获得远高于古人的成就提供了可能。包括善本的流行,检索手段的丰富,写作能够不断累加,文本也可以反复修订。不能说我们这个时代无大师,而在于你是不是能够看到这种机会。

比如,就《唐五代诗全编》来说,我实际完成了一代诗歌的全部重建。从我的工作而言,首先是表达诗人存下多少诗歌,对其中所有文本变化都加以表达,包括诗人和诗作中的存疑之处。也就是说,对360多年中每个成诗的细节都有所处理,就像老吏断案那样,以所有古人存下来的材料为依据,客观分析证据,力求得出最稳当妥帖的结论,绝不存在任何个人倾向。从我个人而言,一部两千万字的书,任何一个细节表达都极其费神。我觉得,能够看到这样的书的初稿完成,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真正能够阅读这样的书的人很少,但它解决了基本的文本问题。后面的学术研究就必须以此作为参照。

在手段的方便之下,学者要保持心气,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

澎湃新闻:当下,对大众来说,可能更为熟知的是经典。而古典诗作还会经历各种流变,我们如何去结合不同的背景,去理解和思考作品?

陈尚君:当下说的经典,更多是现代人的概括,是传播得比较广的作品,但不一定代表那个时代最好的作品。

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是永恒的经典。《诗经》代表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的极致表达,形成中国文学的一种典范。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不公平,士人是有责任提出并加以指斥的,而表达情感是有分寸的。《诗经》中表达了士人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对统治者失德的批判,也表达了士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如男女之情等。而《楚辞》则是另一种中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其中表达了个人的宣泄,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也表达着楚文化中巫鬼神妖的魔幻世界。而中古时期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是《文选》,是中古雅乐文化的结晶。其中最著名的是《古诗十九首》,代表行走下层的诗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情感,生死的、爱情的、朋友的、流离的。《文选》影响到整个唐代。从唐诗去看,李杜都是出自《文选》,又冲破了文选,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整个结构。

那么,如何体会唐代的文学?要知道,一首诗歌读的人多,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比如,入选小学课本而妇孺皆知的唐诗《静夜思》,在唐朝应该不算好诗,因为直奔主题,情感表达不含蓄。唐人认为,李白更好的作品是《玉阶怨》。“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台阶上站了很久,到了半夜回到房间,把窗帘拉下来,透过碧玉的空隙看到月光洒落。这首诗要讲什么,需要你去想象的。

实际上,古人之所以写诗,考虑的是人际交流作用。中国传统官场之中,文学是社会的润滑剂。写诗显示出的是一种个人能力和修养。我在《唐五代诗全编》中也选了很多过往传播不广、但写得非常好的诗。

我曾经提到过“醇儒”的概念。唐代有一批诗人,秉持儒家的基本教义,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他们的诗中也有很多面向皇帝的陈词。比如,杜甫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诗,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捆绑在一起。那么,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修养?传统意义上,做官需要具备几个要点:其一是洁身自好,知所不为;其二是能做事,从管一个县到做宰相,都知道何事优先,何事可暂时不做;其三是,在国家危难关头,要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挽救危亡。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里以文天祥为例。元朝皇帝忽必烈本来不希望处死文天祥,而是希望他做元朝的宰相。对此,文天祥的回答是,关乎名节,自己不能在两朝为相,但可以出家做道士,如果皇帝有事情咨询,自己可以随时答复。而这又是忽必烈不能接受的,他怕南方反元的人奉文天祥为领袖。文天祥有他的底线,忽必烈也有他的底线。

另外,文天祥也给弟弟写信表示,自己必须为国尽忠,让弟弟务必为家尽孝。大意是说,忠孝难两全,传家尽孝比为国尽忠重要得多,但作为宋朝宰相,自己没有苟活的选项,而对你来说,则可在元人这里做官,因为你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的家。

当然,古人的这种美德也有局限。儒家学说是维持既有的秩序,没有现代的意识,更没有开拓的意识。

时代在剧烈变化,很难让一般民众去理解复杂的古典作品,但中国传统文学之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体贴,都是最为基本的。这些为人的基本道理,还是应该不断告诉大家,尤其是小朋友。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下的人工智能应用,对做学问会有怎样的影响?对于青年学者,您又有怎样的期待?

陈尚君:从唐诗本身来讲,我目前是全世界唐诗读得最多的人。这方面,我不和人工智能对话,因为我没有东西要问。我知道的人工智能未必知道,我不想知道的它会给我看很多。而我也不断在学习和递进。简单说来,一本书读过和没读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给我一些方志名称,我能够告诉你,每一本方志的作者和价值,里面包含什么内容。但你自己去那里查,并不一定就查到这些东西。

未来的学人也仍然需要这样去钻研和解析。我从开始读书起,经历了古籍整理的高潮、文献引用的高潮,进入了网络的时代,又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学术研究的本质基本上没有变化。一个好的学者,要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各种方便,但学问还是要靠自己做的。换言之,读书就好像吃饭,做学问就好像谈朋友结婚,一切都是个人的经历,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生活的时代,有太多新的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没有变——文章是要靠自己写的,要有真情实感的。比如,我看到你的眼神,你传达给我的问题,这些都是相对的,是不能个别抽出来的。

人工智能倒是有一种影响,“老干体”诗歌已经不需要再写了。比如,拿眼前的事物命题,用七律写一首诗,人工智能就能写得很好。但换句话来讲,这样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人际之间的、真情实意的交流。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约着吃个晚饭,一起聊了什么,这些都不是靠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

对于青年学者,我曾经写过题为“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文章。我想,年轻一代的学者,是一代更比一代强。问题是,要能够突破旧有的藩篱,比如学科的界限、师承的界限,以及固有思维的界限。另外,不仅要有仰望大师的志向,更要有平视大师,与之对话甚至商榷讨论的勇气。这些都取决于你对自己人生的定位,或是个人的心气。

2026年,我到复旦大学已是第五十年。1980年代,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是非常难的,出一本书就更难了。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很方便。而在这种方便之中,一个学者仍要始终保持心气,善于利用各种手段,追求第一流的学术,让人看到自己所做的文章,就是其本人去写的,而非其他人能写的。换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去活出个性,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才是有意义的。再换言之,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一个人总是要做好自己,至于是否选择读书这条路,则是另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