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从游人如织的外滩一路向南，走过轮渡复兴东路渡口，走到董家渡渡口，周边安静下来。
此时江风拂面，西侧是董家渡金融城，与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金融城，各类保险、银行、证券公司和交易所及滨江豪宅、酒店一起隔江相望。凭栏远眺，水上舟楫往来，鸥鸟追逐着航线上的船舷低飞，时不时传来悠长鸣叫。江堤围墙上，每隔一段距离，装饰画记录着此地百年来历史变迁的故事：
上海的历史，是一部与水息息相关的历史。无论是在公路、铁路尚未崛起的年代，还是物流发达的如今，黄浦江始终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动脉之一。而董家渡，作为黄浦江“八长渡”之一，便是上海因水而兴历史的一个切面。
以董家渡为中心，周边王家码头路、新码头路、利川码头街、赖义码头街、丰记码头街、油车码头街、会馆街、南仓街等沿用至今的地名，都记录了董家渡昔日商市繁盛、仓廪充实、码头工人粗犷号子声连绵不绝的热闹景象。这里有始建于1847年、上海现存最早的天主堂董家渡天主堂，也有建于1715年、上海现存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如今，从董家渡生长出来的黄浦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成为上海新晋“网红打卡地”。
隔着时间，在同一个空间，不同国籍地域、拥有不同文化习俗的商旅往来、交融，彼此激发、沉淀，让这里的故事也如江水潮落潮起。
旧时董家渡码头。上海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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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渡之名，最早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
上海地方志显示，在明代，黄浦江主要流经华亭、上海、嘉定（清代为宝山）三县的境内，从上游米市渡起至下游吴淞口长达八十多公里的两岸，形成了多个渡口、多条航线。
其中，华亭县境设有米市渡等渡口，正德年间有属于县府管理的渡夫8人。上海县境，正德年间在黄浦江上游瓜泾塘有东西二渡，另外有杨泾渡、范家渡、肇家浜渡、蟹溇渡、乌泥泾渡、黄家渡、邹家渡、彭家渡等，有属于县府管理的渡夫36人。嘉靖二年（1523年），上海县知县郑洛书见摆渡船太少，就设立了高昌渡、南仓渡、北仓渡、洋泾渡、宋家港渡、车沟渡等六处义渡。位于黄浦江河口段的嘉定县境内，有小浜口渡、胡巷桥渡、钱家渡等，大致在今宝山区吴淞镇与今浦东新区高桥一带。
清初实行海禁，黄浦江河口段的小浜口渡被取消，只存浦东高桥镇的界浜渡（也称天潢渡）与浦西的钱家渡，各留渡船一艘。界浜渡以北水域，禁止船只往来。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随着海禁的解除，上海县境增设多个渡口。
在地方志记载中，这些渡口的渡船多为私人所有，体积较小，如划子只能乘坐二三人，船工使用木桨驾船，速度慢，抵御风浪能力很差，上海本地人称之为“麻雀舢板”，形容其小。1905年的《上海杂志》中记载：“舢板即沿浦摆渡小船也，粤、闽、宁波人业此者最多，一橹在左，一人独摇，上惟一小篷遮蔽雨日，只能载客两三人。”稍大一点的舢板可以坐五六个人，船上有篷。一些官员和士绅出钱设立义渡，即不取分文，施船济民，采用的是大船，安全性相对较高。这些相对大的船后有木橹掌船，并有竹篙撑船，规定每船限载乘客20人。
从摆渡口出发，只到对岸最近的一个渡口，称为短渡；到较远的码头，称之为长渡。据说，董家渡就是一位姓董的浦东人置了一条可坐23人的大船在此摆渡，董家渡之名由此而来。也有说法称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生于此地，故得此名。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董家渡从此成为跨越黄浦江的要津，和浦东的老白渡、烂泥渡、陆家渡、高昌渡、南仓渡、杨家渡和周家渡一起，统称“八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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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市市标上，白玉兰簇拥着一艘沙船图案。用这种方式，上海确认着以沙船为代表的航运业在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沙船业，从元代海运漕粮开始，就在上海兴起。随着清朝海禁解除，东南沿海贸易的恢复，航运业得到迅猛发展，有“海船数千，梢水数万”的上海，成为沙船集聚地。此外，还有天津的卫船、福建的鸟船、宁波的趸船及广东的估船等。
各种航船带着棉花、棉布、丝织品、茶叶、陶瓷等从上海扬帆出海，然后把北洋的大豆、豆饼、油料、肉类、小麦、药材、木材、水果，南洋的糖、胡椒、海参、燕窝、苏木、烟、甘薯、咸鱼、玻璃、肥皂，日本的银、铜、海货、漆器、珍珠以及东南亚的鱼翅、象牙、藤器、樟器、檀香、玳瑁等运回。一时之间，黄浦江上，“帆樯如织，舳舻蔽江，装卸上下，昼夜不息”“自十六铺向南延伸至董家渡、南码头，绵延数里的江岸停满了沙船”。
《南市区志》显示当时沙船见证的商业繁盛景象：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上海有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和远洋5条航线，其中北洋航线货运量最大，包括上海至牛庄、天津及芝罘3条线，年进出船只约1.4万—2万艘次，货运量50万—60万吨。
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上海县城城外东南隅一带“店铺栉比，万商云集，百货山积，人马喧阗，万头攒动，摩肩擦背”，沙船载大量棉花、棉布运往北方，推动了上海地区棉花、棉布的生产和贸易。至秋季收棉时，上海水道到处是运棉花的大小船只。清褚华《木棉谱》载：“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
董家渡会馆街上，至今保留了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会馆。会馆由当时上海周边的沙船业众商集资兴建，用于集会、议事、看戏，占地近20亩，从中可见当时沙船业主们的阔绰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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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东征，董家渡沿江一带遭法军排炮轰击，大片房屋塌毁。
战乱带来毁灭和混乱，却也为新生事物的出现留出余地。
就在这一年，世代居住在淀山湖周边的青浦朱家迁移至董家渡定居。1863年，朱志尧出生。他的父亲朱朴斋由渔而商，成为富甲一方的沙船主，早在青浦时，已经是当地豪富。他的母亲姓马，舅舅正是著名的教育家、震旦大学和复旦公学的创始人马相伯。
少年时，朱志尧一方面学习传统四书五经，屡第不中，一方面受到舅父影响，学习外语及声、光、电、化等近代科学知识。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跟随马相伯赴欧美考察，从此立志投身实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筹资创建了求新机器厂，光绪三十年（1904年）更名为求新造船厂。
这家工厂在老南市机厂街，起初租地40亩，厂里建有冶铁、熔铸、机母等4所工场，聘用职员、技师15人，招雇工匠、学徒百余人，以建造浅水快轮、蒸汽机、农用机械为主，朱志尧自任总经理。此外，朱志尧先后创办宝兴铁矿公司、安徽当涂铁矿、长兴煤矿，投资新城米厂、江西布厂、“尼各志”砖厂，担任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政公司等董事。
在上海早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尝试中，求新造船厂投资最多、规模最大。饶有意味的是，这家船厂造的是西式机械轮船，而这一国人眼中的新兴事物，正是朱家曾赖以为生的沙船的“敌人”。
1843年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入港外籍船舶44艘，咸丰八年（1858年）已达754艘。外国商船不仅装备和技术先进，而且有不平等条约庇护，构成了对以沙船为主体的中国旧式航运业的严重威胁。当时，上海街头时而可见沦为乞丐的沙船水手，上海地区沙船由两三千艘锐减至大约四五百艘。一部分沙船商以“诡寄洋商”即将所有权转给外商的方式勉强维持。最终，极少数沙船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
在战乱中，朱志尧的事业也不断受到重创，他倾尽全力开办的工厂或被吞并，或因还债而转让，或因战争被征用。日军侵沪时，朱志尧严词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拒不出任伪职。他出售自己在浦东的地产200亩，尽最后的力量捐给各地慈善事业。
1937年淞沪会战，董家渡再次遭日军轰炸，码头在战火中严重损坏，仓库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抗日战争胜利后，码头虽有整修，但沙船业的黄金时代已然远去。随着轮船的兴起和公路运输的发展，董家渡作为水运枢纽的地位逐渐衰落。直到改革开放前，董家渡，这个上海最早成形的城区之一，面临道路狭窄泥泞、房屋破旧、公共设施缺乏等问题。
1955年，朱志尧在上海病逝。在他去世前一年，1954年，会馆街上，已经改名为沙船号同业公会的商船会馆停止活动，曾经煊赫一时、热闹一时的商船会馆大殿和戏台后来曾作为街道会场、学校和工厂，南北厢房成为民居。
今天的董家渡，又以另一种方式承载着历史上的商业基因。世纪之交，董家渡的轻纺市场就让许多海外游客慕名而来，量体裁衣，定制西装、旗袍。2006年4月，为配合董家渡聚居区的整体开发，董家渡轻纺面料市场撤销，大部分商户搬迁至距离原址500余米新建的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脱胎于董家渡轻纺面料市场的小店，乘着免签政策的东风一路起飞，已经成为上海乃至国内外游客争相打卡的购物热点。
从沙船的桅杆到金融城的鼠标，从朱家的沙船生意到今日面料市场的国际定制，从低矮石库门到滨江街区——董家渡见证的街区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标本。逐水而居的人的性格里，包含着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吸收能力，这种逆境中求生、困境中求新的“董家渡精神”，也是理解“上海精神”的一个渡口。
原标题：《【海上记忆】潮落潮起董家渡》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沈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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