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丰南7.8级大地震将整座工业城市在23秒内夷为平地。道路断裂、铁轨拧成麻花、医院坍塌，数以万计的伤员在废墟中等待救援。消息传到上海后，全市各医院火速集结，奔赴唐山。
“那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组织让去，收拾东西就走。”内科医生吴妙麟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彼时，21岁的他刚刚结束病房值班，收到通知后立马收拾行李，一个军用挎包、几件换洗衣物便是全部行囊。
吴妙麟受访图。澎湃新闻记者 陈鑫露 摄
他不知道此行的具体目的地，只知道“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绿皮专列一路向北，烧煤的灰烬从车窗灌入落了满身；天津过后铁路彻底中断，医疗队改乘飞机进入唐山。从那一刻起，一条跨越千里的生命线，将黄浦江与滦河紧紧连在了一起。
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上海医护接力奔赴。没有电，手术靠手电照明；没有导尿管，剪下输液皮条煮沸代替……他们在废墟上搭起帐篷医院，用手电照亮了一台又一台手术，用最原始的条件守护着唐山最艰难的日子。
如今，距离1976年那场浩劫，整整五十载。如今的唐山，厂房林立、新城舒展，河头老街游人如织，当年的断壁残垣已经长出新的城市肌理。
50年过去，亲历者渐渐老去，但那段废墟之上的生死守护，从未被遗忘。
千里长路奔赴废墟
地震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全市火速集结医疗队奔赴唐山。7月29日清晨，首批医疗队从上海火车站乘专列出发，吴妙麟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只有21岁的吴妙麟是普陀区中心医院的内科医生，他告诉澎湃新闻，接到通知时刚换下班服，领导只给一小时回家收拾行李，一个军用挎包、几件换洗衣物便是全部行囊。
“我们当时其实不知道发生地震的具体地点，只知道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吴妙麟回忆，专列一路不停，车厢没有空调，闷热难耐，火车头烧煤的灰烬从车窗飘进来，落了一身。直到听列车广播播发中央慰问电，大家才知道目的地是唐山丰南。
“铁轨都绞起来了，只能飞机进入。”吴妙麟说，行驶到天津后，进入唐山的铁路已全部破坏，医疗队改乘飞机，从杨村机场转运至唐山军用机场。到唐山已是中午，队员们先在机场待命，“到了之后，我们就驻扎在机场旁边的一个球场，伤病员真的太多了，我们立马开始工作。”
吴妙麟的任务是为轻伤员清创、缝合、包扎，骨折的用石膏固定；对当地无法救治的重伤员会诊转院。“那时转院手续十分简陋，随便找张纸写上姓名、性别、病情，注明‘同意转院’，这就是一张‘机票’，重伤员凭此登机转运。”
医疗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同样捉襟见肘。吴妙麟说，当时15个人挤一顶帐篷，不分男女，地上铺一层塑料布，被子垫一半盖一半；一日三餐啃着压缩饼干，吃到后来，大家一看到饼干就皱眉咽不下。
回忆当年的经历，吴妙麟说得平静，却字字笃定，“那时候脑子里什么都没想，组织让去，收拾东西就走。没有不舍，没有犹豫。”
崔洪元是普陀区中心医院的第二批队员，出发前听了吴妙麟等同事的经验分享，特地灌满了军用水壶。“他们说那边缺水，我们一壶水从上海带到唐山，到了那里才敢喝。”
崔洪元受访图。澎湃新闻记者 陈鑫露 摄
到了唐山，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郊区。相比震中，郊区的伤员少一些，条件稍好，但艰苦程度仍超出想象。“大家都睡在地上，晚上下雨打雷，那雷声像是贴着帐篷顶炸开的，吓得人一激灵。”
用手电做手术，用皮条做导尿管
大批遇难群众安置、危重伤员转运完成后，上海医疗队的工作重心从紧急救援，转向长期诊疗、灾后防疫与基础病患救治。
蔡兰娣便是在这片简易棚屋里，完成了职业生涯第一台妇科手术。她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医生，1976年8月随队出发，在唐山待了三个月。
蔡兰娣受访图。澎湃新闻记者 陈鑫露 摄
蔡兰娣回忆，当时一名本地女子卵巢囊肿扭转，囊肿直径足有十公分，剧痛难忍。没有标准化手术室，没有无影灯，仅靠简易操作台和有限的器械，在带教老师指导下，蔡兰娣完成了这台手术。
“那时候觉得自己要好好学，以后出去是真本领。”她说，“基本的缝针、开刀技能，都是要自己训练的。”
蔡兰娣至今记得，每次出门诊问病人“家里还有谁”，十个里有八个淡漠地回答“死光了”。“我们听了也蛮伤心的，只能尽力照顾好他们。”
相较于蔡兰娣的所见所闻，1977年3月随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医疗队前往唐山的朱莉敏要稍好一些。朱莉敏退休前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担任外科护士长、手术室护士长和营养科主任，她告诉澎湃新闻，相较于前几批，当地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点模样，简易食堂搭起来了，消毒供应跟上了，病房护理也基本有了章法。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赴唐山医疗队员合影（右下为朱莉敏）。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供图
不过，频繁的余震依旧为医疗救护的开展带来不小的困难。
“有一次余震，我们妇产科医生睡在床上，墙是半截砖搭的，上面像棚架一样。房子一晃，床跟着摆，像摆渡船一样在挪动。”朱莉敏回忆，遇上余震，停水停电是常有的事，“开始还担惊受怕，后面都习惯了。”
朱莉敏告诉澎湃新闻，震后的唐山都是废墟，有人慌不择路，一屁股坐在木桩上，肛门直肠断裂，手术室通宵抢救。“当时运送病人用板车拉，导尿管也很紧缺，就用皮条、塑料管充当导尿管。“
没有精致的医疗器械，没有舒适的工作环境，仅凭一身医者本分，一批批医疗队撑起了震后唐山的基础医疗保障。
跨越半个世纪的沪唐情谊
任务结束，各上海医疗队分批撤离，本地医疗机构逐步恢复运转。回到上海的医护人员，重新回归日常岗位，那段唐山岁月成为藏在心底的特殊记忆。
朱莉敏退休后，唐山多次组织老队员回访，她因工作、家庭琐事错过；蔡兰娣再也没有重返冀东，只是每次新闻看到唐山，都会多停留片刻，牵挂当年救治过的百姓……当年二十出头的青年，如今已是古稀之年，岁月染白头发，废墟之上的画面却从未淡忘。
而在唐山，刘桂兰一家从未放下对上海医疗队的惦念。五十年来，她始终记着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名字，记着曹莺、邵金凤两个名字。去年临近7・28纪念日，刘桂兰的女儿唐秀梅下定决心寻找恩人。当年只有12岁的唐秀梅，如今已年过六旬，她靠着114查询上海医院联系方式，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曹莺。
电话接通那一刻，分隔两地的人双双落泪。视频连线里，当年刚刚工作的曹莺早已退休，唐秀梅的母亲也白发苍苍，隔着屏幕互诉当年往事。
“曹莺70多岁了，大高个、大眼睛、爱说爱笑，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唐秀梅至今记得母亲住院时的场景。1977年，母亲因子宫肌瘤大出血住进唐山第一抗震医院，“六中的操场上搭起了大片帐篷，上海医疗队就在那里。”
刘桂兰的手术很顺利，但输血时发生过敏反应，紧急抢救才脱险。”病房里条件很简陋，没有帘子隔开，一个床挨着一个床。“唐秀梅记得，曹莺和邵金凤跑前跑后，“有时候跑得‘叽里咕噜’的。”
后来，曹莺从上海给唐秀梅寄过一双凉鞋，还寄了绣花用的金丝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从上海邮来的东西，“是在唐山买不到的好东西”。
“子宫肌瘤导致大出血，没办法等。”今年72岁的曹莺依旧记得患者的危急病情，却早已记不清当年送给小姑娘的礼物。
曹莺说，“我只记得，刘桂兰出院后，他们一家住在简易房里，还专门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做了几个家常菜。”
曹莺接受采访时，展示当年医疗队合影。澎湃新闻记者 宋昕倩 摄
后来地址弄丢了，双方断了联系，但在唐秀梅的脑子里，那两个名字始终没有忘。“我参加工作以后的同事，好多我都记不清名字了，唯独这两个人，我永远忘不了。”
唐秀梅说，身边许多被上海医疗队救助过的唐山老人，都日夜惦念当年的医护人员，只是缺少线索，只能将感激藏在心底。
50年过去，唐山从废墟上重生，成为一座现代化都市。当年的废墟已变成拔地而起的高楼，一代代人在这座城市里出生、成长。而当年那些在帐篷里用手电照亮生命、在余震中守着病床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白发苍苍。
“我们当时看到的并不是唐山真正的样子，而是地震的样子，希望有机会再去唐山，看看真正的唐山。”曹莺的话，也是许多医护人员的心声。
5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亲历者在老去，记忆在模糊，但那段跨越千里的守护，不会被遗忘。
澎湃新闻记者 宋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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