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是唐代制举考试的顶峰，也是中朝和内朝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作为参加制举考试的主体，通常是一些优秀的基层官吏，即所谓的“子大夫”，对宦官专政阻塞仕途极为不满，渴望朝廷革新。因此，这些参加制举考试的举人，在制举对策时对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相权边缘化等问题，往往是冒死极谏，敢于指斥宦官专政所导致的严重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元和三年(808年)制举科场案，此案波及社会面最广，导致了著名的牛李党争。
一、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始末
随着永贞革新的失败，顺宗禅位宪宗，宪宗初立，锐意革新，颇有消除宦官专政之宏志，使得朝野为之振奋，这一风气也影响到了元和初的制举对策。元和三年(808年)三月，宪宗御宣政殿试制科举人，以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户部侍郎杨於陵、左司郎中郑敬、都官郎中李益同为考策官。是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考策官杨於陵、郑敬、李益与韦贯之等明知皇甫湜、牛僧孺等人对策，“指切时病”，仍然无所畏避，放其及第。结果落第者借此曲臆发挥，宪宗只好派翰林学士裴垍、白居易、王涯等人，“精意考覆”，但裴垍与前考策官的评判结果一致。
此事更加激怒了“权幸”、或曰“贵幸”、或曰“宰相”，向宪宗哭诉。其中的一个重要把柄是皇甫湜为覆试官翰林学士王涯的外甥，而且王涯在覆视期间没有向宪宗申报此事，故翰林学士王涯与同僚裴垍有通融的重大嫌疑，王涯和裴垍因此受牵连而被贬官。四月，吏部员外郎韦贯之被贬为果州刺史，翰林学士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杨於陵出为广州节度使，翰林学士裴垍除户部侍郎，唯独白居易得以幸免。
这次制举对策案不仅导致考策官、覆视官及涉案的数名高官贬谪，是唐代最大的科场案之一，导致了数十年的党争，对中晚唐政局影响极大。由于此案牵涉到牛李党派的产生，加之后来牛李党在修前朝国史时相互损益，隐瞒真相，以至于本案的真相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唐史大家唐长孺先生曾在《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一文中，就“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记载”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就连此案的主谋究竟是李吉甫还是吐突承璀，也未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足见此案之复杂性。此件科场案之所以成为一个悬案，最主要的因素是史籍记载相互抵牾，就连同一部史书不同卷次中也是如此。如《旧唐书》相关传纪之间就相互抵牾，更不用说不同史籍之间，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存在难度。
要解决疑案，还得从史料来源的不同入手，分析修史者的立场和记录者的身份，通过辨伪来还原历史真相。首先，分析将制造此次科场案的主谋指向宰相李吉甫的记载。按照《旧唐书·李宗闵传》的说法，李宗闵、牛僧孺二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被考策官杨於陵放为中等，后来落第者对牛、李二人的对策曲臆注解，“同为唱诽”，宰相李吉甫哭诉，引发覆视。又据《旧唐书·王涯传》也认为是宰相李吉甫哭诉的结果。《旧唐书·杨於陵传》记载的比较笼统，只是说为“执政所怒”。《新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被贬的原因是因外甥皇甫湜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当时宰相有李吉甫、杜佑、郑絪三人，其中杜佑以司徒入中书视事，并不直接管事，郑絪是有名的“伴食”宰相，实际掌权的宰相只有李吉甫一人，显然新旧《唐书》相关传记都在或暗、或明指向宰相李吉甫。
其次，将制造事件的主谋说成“权幸”的记载，是有意在为李吉甫辩护，把矛头引向宦官。如《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云：“(元和)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从李吉甫旧传来看，此次讥讽时政事件是跟“权幸”密切的裴均党扬言宰相李吉甫“教指”举人皇甫湜等有意讥刺时政，导致了“忤犯权幸”。言下之意，李吉甫作为宰相不可能抨击自己，那么李吉甫旧传是在暗示皇甫湜等讥讽的对象另有其人，意在排除李吉甫的可能性，暗示李吉甫是被连累的。这种说法就难以杜绝后人怀疑《旧唐书》李吉甫本传记载此事的真实性。
《通鉴考异》便反驳了《旧唐书》李吉甫本传的说法，云：“按牛僧孺等指陈时政之失，吉甫泣诉，故贬考覆官。裴均等虽欲为馋，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诬构郑絪，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唐长孺先生也认为李吉甫旧传所言裴均党扬言之事，是李德裕之李党回护李吉甫之辞，司马光怀疑出自会昌新修《宪宗实录》的记录是很有道理的。同时，唐长孺先生也认为李吉甫旧传所云“讥刺时政”，是避开李吉甫，指向某一权幸，是裴均藉此中伤李吉甫，要说是李吉甫指使所为，也合情合理。
《唐会要》的记载与《旧唐书·李吉甫传》大致相同。又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此事的缘由也是说“权幸恶之”。《旧唐书·裴垍传》记载此事云：“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宪宗不得已，出于陵、贯之官”。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宪宗本纪》和《旧唐书·裴垍传》记载此事，都是把重点放在皇甫湜对策上，强调“其言激切”，然后才是牛、李二人“苦诋时政”，冒犯的对象分别是“权幸”“贵幸”，按照唐宋史籍的记载的笔法，一般将卑微出身者获得皇帝恩宠，称为恩幸、幸臣、权幸、贵幸，而李吉甫出身北朝以来的第一流高门士族，断然不能称为权幸，通常用来称呼宦官。这样一来，要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看牛僧孺、李宗闵和皇甫湜对策触犯和指斥何人最为重要。
可惜的是李宗闵的对策已经遗失，庆幸的是《文苑英华》中保留了皇甫湜对策、《增注唐策》中保存了牛僧孺对策。从现存两篇对策的言语和内容判断，牛、李的对策远不及皇甫湜的对策激烈和深刻。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之；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诚能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日延宰辅，与论义理……则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财不足丰。显然，皇甫湜把中唐政治的败坏归结于宰相失职“进见亦有数”，但根源是宦官专权，大声疾呼“去汉之末祸”，“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日延宰辅”，铲除宦官专政，发挥谏官、史官、侍臣之职能。皇甫湜认为导致宰相、谏官等失职的最终祸首是宦官专政，将矛头指向把持兵权的神策中尉和手握王命的枢密使。
这段言论相当尖锐，切中元和初宦官专政的要害，道出了元和政局的症结所在，这也是考策官韦贯之为何力排众人的缘故，放其及第的原因所在，也是王涯为何举贤不避亲的理由，也是裴垍一贯鲠直、做事公正，不避政治危险，覆视对策与韦贯之等考评相同的原因所在。这也是《旧唐书·宪宗本纪》和《旧唐书·李吉甫传》把皇甫湜放在对策首位的原因，并不是有学者认为《旧唐书·李吉甫传》把裴均也迁掣其中，说裴均党暗示李吉甫有指使举子之嫌，为了开拓李吉甫结连吐突承璀的恶名而已那么简单。李翱《唐故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致仕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空杨公墓志并序》也明确记载：杨於陵“会考制举人，奖直言策为第一，中贵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为岭南节度使。”此墓志撰写于太和五年，离元和三年(808年)时间尚近，应该比较可信。墓志直言“中贵人”，唐人称宦官为“中贵人”，两《唐书》也经常称宦官为中贵人。这与皇甫湜对策中的内容相一致，看到“去汉之末祸，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如此激烈的对策，恐怕大怒的人该是宦官，李吉甫应该高兴才是，没有理由哭诉于宪宗。但墓志同时说，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杨於陵才被借故贬为岭南节度使，那么这个宰相很明显是指李吉甫。在中唐宦官专政日益加重的趋势下，外朝的党争派系源于内朝宦官党派分野，外朝宰相的出入与宦官的交通密切，无论牛、李党皆是如此。李吉甫在元和政局形势下，要坐稳宰相职位，与宦官交通，或者默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此次事件中首当受到抨击的就是宦官，其次才是宰相，还顺带了谏官和史官等近侍官。宰相李吉甫附和宦官的意思，进行报复，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附吉甫传》所云：“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结党倾执政。会皇甫湜等对策，指摘权强，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文中没有具体明说“用事者皆怒”是谁，亦可以想见，应该是指宦官和宰相吧。
△ 牛僧孺（ 780—848年 ）
不过，牛僧孺对策的发现，为学界分析哭诉于宪宗的人究竟是谁，提供了新的资料。学者常见的是杜牧在《牛僧孺墓志》中提到牛僧孺对策内容。杜牧云：牛僧孺在“元和四(三)年，应贤良直谏制，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诏下第一，授伊阙尉。”杜牧曾是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两人关系之密切无需多言，在此件事上为牛僧孺对策耿直溢美，应该很正常。但杜牧只提到牛僧孺对策“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似乎跟指斥“权幸”和执政没多大关系，更不用说是指斥李吉甫了。史书有说李吉甫“便辟，善逢迎上意”，“性畏慎”者，但没有说他有类似“强臣不法”的情况。若将“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联系在一起，很容易理解为中唐藩镇割据问题。唐长孺认为，一是，指于頔在襄阳、韩弘在汴州，都拥兵自重，擅留财赋，算得上强臣不奉法；二是，吐突承璀，威福既盛。此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与杜牧所言相差甚大。主要原因是唐先生没有看到牛僧孺对策原文，新近周浩从宋人《增注唐策》中辑出了牛僧孺此次制举考试的对策，可改变这一看法。
所谓的“数强臣不奉法”一句，是杜牧对牛僧孺应策问而对策的总结和升华。牛僧孺对策云：“法令未必行，诏令未必信耳。”又云：“陛下谨于出令，出令而必行，则法令修明……况陛下勤求之意如是而至，则俗之丕变，岂其难耶。”又云：“颁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连帅，下及于豪商、大贾，不得广并吞以专厚利，困小泽以富贫人。若然则均田之方寓其间矣，又何必夺此而与彼，然后为损益乎?”又云：“于是暴臣得以肆其威于下国，穷人无以号，其怨于上天，弊成因缘，为日旷久抑。”当然，也例举了选举、赋税、田亩和榷筦之法多被破坏的种种不奉法的问题。显然，杜牧所说不是指某一强臣、权倖、权臣，而是指宰相、公卿、方伯、连帅等各类强臣不遵守法律和诏令的社会问题，未敢冒犯最有权势的宦官。因此，无论是李吉甫，还是吐突承璀都没有必要针对牛僧孺的对策自己对号入座，哭诉于宪宗。
“忧天子炽于武功”一句，其实是杜牧对牛僧孺对策的拔高之语，颇有溢美之嫌。牛僧孺对策：“晋武帝躬俭，于初有平吴之勋，功成而骄，狃逆生于胡羯。此由功而乱也。今陛下御天下四年矣，天威霆震，封豕枭戮，海内服，陛下之功矣!然忠智仁勇者，咸攘臂自奋，以观治于陛下。”又云：“无故而兵之，则力死；无故而刑之，则狱死……今陛下定倾之功，揭日月矣……夫富于春秋诫在黩武，果于英断；诫在尚刑，深居无事。”显然，牛僧孺在对策中并没有杜牧所说的那样明确，而是大加赞美宪宗的武功，转而以晋武帝居功而乱为戒，劝诫宪宗“诫在黩武”“诫在尚刑”，以致劳民伤财，伤害民力。这也证实了陈寅恪先生推测，牛僧孺在藩镇问题上，向来比较软弱，持姑息、怀柔的态度，他在制举对策中担心宪宗兴兵劳民，或许也有可能。牛僧孺的对策谈不上“真言”，语气十分委婉，对宪宗奉承有加，如“微臣敢不再拜，而称‘万岁’”“今陛下定倾之功，揭日月矣”等。宪宗作为元和中兴的英明君主，以矫正大历、贞元间姑息苟安之积弊，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但在牛僧孺看来却是穷兵黩武，并加以劝诫。不管怎么讲，皇甫湜和牛僧孺的对策，主要不是以李吉甫为攻击对象，皇甫湜、牛僧孺对策和杨於陵墓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李吉甫也就没有必要泣诉于宪宗，要求怪罪考策官和覆试官。至于，《旧唐书》之《李宗闵传》《杨於陵传》或明言、或暗指牛僧孺等对策触怒宰相李吉甫，而由其造成此案，应该是牛党之私言，非《宪宗实录》旧本所有。
其实，真正引发此案的对策，不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对策，而是皇甫湜的对策。据《旧唐书·裴垍传》云：元和“三年，诏举贤良，时有皇甫湜对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闵亦苦诋时政。”此条记载最为客观，从前引皇甫湜的对策来看，皇甫主要抨击的对象为宦官专权、宰相等百官不作为，言辞极为“激切”，而牛僧孺的对策相比只是影射时政，较为委婉，与“苦诋时政”“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条指失政，其言鲠讦，不避宰相”的记载相差甚远。因此，两《唐书》中记载此事的相关史料，多有溢美牛僧孺对策之嫌，与事实不符，应该就是牛党在穆宗、文宗朝主政期间，主控《宪宗实录》时，不断美化牛僧孺和李德裕党魁的结果。牛僧孺、李宗闵对策，《文苑英华》未收，李宗闵对策失传，足以说明两者对策不如皇甫湜对策有名，流传广泛。
从元和初政局来分析，所谓的贵幸、恩幸和执政，能掣肘和左右宪宗的人不会是李吉甫等宰相，而应该是宦官。宪宗是永贞元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宦官俱文珍等拥立下掌握大权，任命杜黄裳、袁滋为宰相；八月正式即位，以郑馀庆、郑絪为宰相；元和二年(807年)，又以武元衡为宰相，这些人都是支持或拥立宪宗的有功之人。不过，这些宰相的建树的确较少，唯有杜黄裳削藩等诸多问题上对宪宗劝谏有加，算是有为。宪宗即位后，一方面疏远了俱文珍等专权宦官；另一方面任用自己在东宫时的亲信宦官吐突承璀为左监门卫将军、左神策军中尉，位在右监门卫大将军俱文珍之上，但仍未能解除宦官专权问题，以致宰相的权利受到宦官侵夺。
从元和三年(808年)前后的情形来看，能够掣肘宪宗的应该是宪宗身边的大宦官，其中包括了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右卫大将军俱文珍和枢密使刘光琦，考虑到俱文珍，宪宗已利用吐突承璀加以限制，而最受宪宗信任的就是吐突承璀，其可能性最大。如元和五年(810年)，李绛为户部侍郎后，上言民间传说：“宁可上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贷；忤承璀，必有祸害摧破，党类相托，无复振起。”足见吐突承璀专权之深，威福既盛。因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和枢密使刘光琦的可能性都有，尤以吐突承璀的嫌疑最大。宪宗在讨伐藩镇的重大军事行动中，非常信任吐突承璀，甚至令其挂帅出征。如元和四年征讨成德军王承宗时，宪宗不顾宰相裴垍和翰林学士李绛等朝官的反对，竟然以吐突承璀担任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并以宦官曹进玉、刘国珍、马江潮等分别担任河北行营粮料馆驿等使。诏令一出，引起了朝官的哗然，以翰林学士白居易为代表的朝官纷纷上书劝谏说“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宪宗才改“处置”使为“宣慰”使。此事虽在科场案的次年，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正如皇甫湜所说宰相、谏官、爪牙之职尽失。尽管皇甫湜对宦官专政批评的十分尖锐，考官还敢于放其及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野士大夫阶层的在宦官专政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识，是考官有意为之。
△ 唐宪宗李纯 （778—820年），805年—820年在位。
二、科场案的影响
此次科场案对中晚唐社会影响深远，直接造成了元和三年(808年)政局的震荡，间接导致了牛李党争数十年。陈寅恪曾论此事云：“李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
1.导致李吉甫的罢相
这次科场案受到冲击的绝不止韦贯之、裴垍等直接被贬谪的人，而且波及到所谓制裁此案的“嫌疑人”执政李吉甫等人。据《旧唐书·李吉甫传》云：(元和)三年秋，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陈奏，帝意乃解。吉甫早岁知奖羊士谔，擢为监察御史；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吉甫亦眷接之。窦群亦与羊、吕善。群初拜御史中丞，奏请士谔为侍御史，温为郎中、知杂事。吉甫怒其不先关白，而所请又有超资者，持之数日不行，因而有隙。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闻；宪宗诘之，无奸状。有学者认为李吉甫旧传未必可靠，很可能是替李党为李吉甫制造的科场案回护，其实未必尽然。从旧传记载的情况来看，李吉甫出镇的原因有二。
一是，李吉甫的政敌右仆射裴均“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利用皇甫湜等对策事件，其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此事，《新唐书·李吉甫传》记载大致相同，亦言：“裴均以尚书右仆射判度支，结党倾执政……均党因宣言：‘殆执政使然。’”从目前掌握的皇甫湜、牛僧孺的对策来看，皇甫湜主要抨击的是宦官专政，牛僧孺仅仅是影射时政，因此，这场科举案的核心问题是抨击宦官集团的势力，反对执政李吉甫的势力借机联合宦官势力，动摇李吉甫也言之在理，未必是李党对李吉甫的回护。
二是，因与御史中丞窦群提拔吕温和羊士谔之事有隙，窦群为报复李吉甫有意陷害，“陈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闻”。此事，《旧唐书·吕温传》记载的颇为详细：元和三年(808年)，“吉甫为中官所恶，将出镇扬州，温欲乘其有间倾之。温自司封员外郎转刑部郎中，窦群请为知杂。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于安邑里第。温伺知之，诘旦，令吏捕登鞫问之，又奏劾吉甫交通术士。”显然，憎恶李吉甫的宦官应该就是宦官内部反对吐突承璀的派系，当与李吉甫敌对。据《旧唐书》卷一七一《张仲方传》记载，吕温和羊士谔也参与了诬告事件，“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张仲方与吕温为座主门生关系，因“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张仲方也因此与李吉甫结下了恩怨，后来李吉甫卒，时任度支郎中的张仲方竟然专门上书，否定李吉甫平藩之功，极力反对李吉甫谥为“敬宪”，好在适逢宪宗方欲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其为遂州司马。时翰林学士萧俛也大概参与了此事，“坐与张仲方善”，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这件事说明，反对李吉甫的政敌观念上仍是遵循了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制举对策中提到“忧天子炽于武功”的姑息藩镇策略。显然，李吉甫被中官所怒，除了涉嫌指使举人在对策中指斥宦官专政之外，还应该与其支持宪宗平藩有关，正好可以排除此人不是积极平藩的宦官吐突承璀。
受元和三年制科案的影响，加之一系列倒李事件的推动，宪宗疏远了李吉甫，李吉甫也不得不考虑退相。是年九月，李吉甫罢相，推荐跟自己关系密切的裴垍位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但仍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大概此举，宪宗有不得已的苦衷，对李吉甫还是十分厚爱，亲自御通化门楼为之饯行。为元和五年(810年)冬，裴垍以病免，为次年李吉甫再度入相埋下了伏笔。
科场案除了直接促使李吉甫出相之外，还导致了日后牛党对李吉甫的攻击和抹黑。如太和《宪宗实录》中有关李吉甫的记录就有“不善之述”。长庆和大和年间修《宪宗实录》的史官有沈传师、郑澣、宇文籍、苏景胤、李汉、蒋系、陈夷行，先后由杜元颖、韦处厚、路隋监修，其大和中苏景胤、陈夷行、李汉、蒋系四史官中，苏景胤、李汉、蒋系均是牛党骨干成员，也是“八关十六子”中的主要人物。由于政治立场上牛党与李党对立，在修国史中难免羼杂党派之见。据《旧唐书·李汉传》记载，李汉因“预修《宪宗实录》，尤为李德裕所憎”，大和中“李宗闵作相，用为知制诰”，大和九年四月，“转吏部侍郎；六月，李宗闵得罪罢相，汉坐其党，出为汾州刺史”。从李汉与牛党党魁李宗闵同进取的情况来看，李汉被李德裕所憎定有原因。蒋系为史官世家蒋乂之子，也是牛党骨干，大和初“与同职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从其修撰实录有功，在大和四年转工部员外郎来看，应该在编撰过程中受牛党之意，参与了“抹黑”李吉甫之事。《旧唐书》记载武宗朝，“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并非是蒋系与李汉关系密切，而是蒋系参与修撰《宪宗实录》，不利于李吉甫，故招致了李德裕的憎恶。参与《宪宗实录》的史官，除了沈传师、郑澣未涉党派，陈夷行为李党党魁之外，牛党占居了多数。
△ 李吉甫 （758—814年）
大和四年(840年)，《宪宗实录》修成，正好是牛党得势之时，对李吉甫的是非褒贬，就难免被牛党丑化。路随《上宪宗实录表》云：“臣今采处厚等所录，又与见在史官苏景胤等博访遗逸，精加研核，以毕其功，逮兹周岁，错综方就。”说明此书最后主要由牛党苏景胤等“精加研核”“错综方就”，统一删定，增损定稿，乘机也加进了抹黑李吉甫的言词就在所难免。李德裕再度入相后，于会昌元年(841年)提议重修《宪宗实录》，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其父记载不实之处，“去黑漂白”，还原“真相”。据《旧唐书》卷一八《武宗本纪》云：“时李德裕先请不迁宪宗庙，为议者沮之，复恐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录，朝野非之。”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旧录有载禁中之言。伏以君上与宰臣、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可书于史册。且禁中之语，在外何知，或得之传闻，多涉于浮妄，便形史笔，实累鸿猷……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很明显，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的目的是修改对其父的“不善之述”，而这些“不善之述”大多出自无法验证的密疏、奏对等“禁中之语”，且颇涉损益，故让郑亚希削之。虽然后人评价李德裕此奏，“以掩其迹，搢绅谤议，武宗颇知之”，但无法否认牛党对李吉甫的褒贬和爱憎，缺乏确切的史料依据。
牛党主导的《宪宗实录》中有意抹黑李吉甫，自然在元和科场案中丑化李吉甫，把“苦诋时政”的责任记在李吉甫的身上，这就是李德裕为何修订对其父记在不公的“不善之述”的原因所在。结合前文论述，牛僧孺对策谈不上“苦诋时政”，对时政的“影射”很有限，语言委婉，说明当时牛僧孺对当时宰相李吉甫并不是十分不满，或者说没足够的勇气直言。当然，也有落第者对牛、李二人的对策的曲臆注解，“同为唱诽”的成分，才牵连的所谓的权倖、恩幸、或执政。随着后来牛党的形成，牛李二党为了竞争，相互诋毁，史书中才逐渐出现了不实的记载，并将引发科场案的主谋导向哭诉于宪宗的权倖，从而导致很多史家、学者认为就是李吉甫，或言宦官吐突承璀，争论不休。李吉甫的出相应该是反对削藩势力和不满李吉甫的政见，利用皇甫湜等对策激切，刻意发挥，制造了科场案。
2.此案成为牛李当党争的发端
此案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引发牛李党争的祸患。这次“苦诋时政”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虽然以制举高第及第，但长期受到压制，未受重用。牛僧孺、李宗闵，起初“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直到元和七年，李吉甫卒，李宗闵方为监察御史，累迁礼部员外郎，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大和三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虽然以对策第一授畿县伊阙尉，算是不错的释褐官，但因此次对策，“以直被毁，周岁凡十府奏取不下”。不过，牛僧孺也因这次科场案名声大振，在任伊阙尉满三年后，昭义军节度使郄士美请辟为掌书记，“凡三上请，诏除河南尉，拜监察御史”，但长期没有受到大用，直到穆宗即位，开始奉行“销兵”政策，牛僧孺的主张适逢甘露，很快拜户部侍郎，于长庆三年(823年)，同平章事，步入政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科场案中心人物牛僧孺和李宗闵成为了牛党领袖人物，不少核心成员和骨干也与此次科场案有关，包括了参与此次科场的试官和覆视官成牛党的支持者，及其他相关外围人员。牛党领袖人物牛僧孺、李宗闵就是以元和三年制科案中的主角，其核心人物有杨虞卿、李钰、杨嗣复等，骨干成员有李汉、韦贯之、李续之、张又新、苏景等，特别是宝历初，李续之、张又新、苏景胤等，“朋比奸险，几倾朝廷”，时号“八关十六子”，最终形成了以进士科起家的新兴士族势力。牛李党斗争往往是同党之间相互援引，牛李党党魁斗争更是炽热，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如开成三年(838年)，牛党杨嗣复辅政，“与宗闵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郑覃沮议，乃托中人密讽于上”。文宗在紫宸与郑覃商议此事时，郑覃曰：“陛下若欲用宗闵，臣请先退。”但郑覃还是没能阻止文宗起用牛党杨嗣复、李珏为宰相。考策官韦贯之被贬为果州刺史，元和十年(815年)入相，在党争问题上倾向于牛党。覆试官白居易，在用兵问题上与牛僧孺、李逢吉二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在党派上倾向于牛党，与牛僧孺关系甚密。在元和四至五年间(809-810年)，宪宗讨伐成德王承宗的问题上，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极力反对宪宗任命吐突承璀担任讨伐成德军的总指挥。至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吐突承璀大军受挫后，白居易又上《请罢恒州兵事宜》请求赶快退兵，否则朝廷威信将丧失殆尽，外乱必生。开成二年(837年)，牛僧孺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时，“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可见其与白居易之关系密切。
李党的形成，同样受元和制科案的影响。受此次科场案影响，李吉甫罢相后，其子李德裕虽然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但随着韦贯之、李逢吉相次入相，“于元和时，久之不调，而逢吉、僧孺、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被罢翰林学士，出为御史中丞。长庆二年，牛党李逢吉代裴度为相后，“既得权位，锐意报怨；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惧绅与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此科贤良方正科及第者中唯有王起，跟李党关系甚密，属于李党成员。王起及第后，授蓝田尉，不久，宰相李吉甫出镇淮南节度使，便以其为监察充掌书记，后来随着李吉甫入相，入朝为殿中，迁起居郎等；李德裕入相后，亦十分器重王起，以令王起两度知贡举。此外，对策最为激烈的皇甫湜虽然没有明显的党派立场，但大体跟李党关系较密。皇甫湜虽然是年制举第一，大概是言辞激烈，得罪了宦官、宰相最深，长期未受重用，直到长庆二年，李党裴度充东都留守时，辟其为判官，说明皇甫湜与李党关系甚密。在藩镇、兵患问题上，皇甫湜认为“昆夷未平，边备未可去”，主张“强兵”“宽赋”，与牛僧孺主张截然相反，亦可佐证皇甫湜倾向李党。
此次制举案之外，牛李党还在长庆元年(821年)制造了一场科举案。随着穆宗即位，主张削藩的势力抬头，萧俛入相，牛党得势。此次科场案中，礼部侍郎钱徽所放进士有：杨殷士为右补阙杨汝士弟，苏巢为中书舍人李宗闵女婿，均为牛党子弟，而李党李绅向钱徽请讬之人则被落第。这激起了朝野哗然，引发了李党的不满，“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因此导致了覆试。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覆试由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主持，杨殷士、苏巢等多人覆落。值得注意的是，覆试考官的选任十分有趣，白居易倾向牛党，王起倾向李党，但结果却是牛党子弟杨殷士、苏巢落第，的确说明“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牛党操控了贡举，引发了李德裕、李绅等李党代表失势旧士族子弟和寒门的不满。长庆科场案，加深了朝中党争，“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当然，中晚唐科举考试一度出现以牛党牛僧孺、杨虞卿等人主导的进士朋甲，使得科举考试有利于牛党士族子弟应举的局面。
中晚唐进士朋甲与朋党相结合的典型，当属牛党与进士朋甲的结合。大和中，牛党李宗闵、牛僧孺辅政，李宗闵待杨虞卿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而杨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无不得其所欲，升沉取舍，出其唇吻”。特别是杨虞卿、杨汉公兄弟，在大和九年(835年)之前，“二十年来，上挠宰政，下干有司。若党附者，朝为布衣，暮拾青紫”。于是，官场“轻薄奔走，以关节紧慢为甲乙”，“风俗颓靡，波及举子，分镳竟路，争趋要害”，奔竞于两兄弟之门，以至于出现“东甲、西甲”，从而使朋党与朋甲相结合。东、西二甲依靠朋党权势谋取科名，甚至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牛党与进士朋甲相结合，过分干挠科场，成为李党诟病牛党的一个关键问题。
△ 李德裕 (787—849年)
3.制举对策的内容与牛李两党的主张关系密切
元和制举案中牛僧儒对策“忧天子炽于武功”“诫在黩武”“诫在侵边鄙”的主张，后来进一步成为牛李党争的核心问题。中晚唐最大的社会问题莫过于藩镇割据，牛李两党对藩镇将帅擅袭、叛乱所持的政见泾渭分明，两党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尖锐斗争，甚至针锋相对，成为牛李党争的一个重要焦点。
李党对藩镇父死子继、以下犯上的割据问题，历来采取镇压和打击的态度；牛党则持息兵、姑息养奸态度。涉嫌制造元和制科案的李吉甫，曾在对藩镇用兵问题颇受诟病。李吉甫积极主张平藩，在元和初平定西川刘辟之乱中有“密赞其谋”之功。李吉甫入相后，成功地预测镇海节度使李锜必反，“讨之必克”，于是支持宪宗平定李锜之乱。针对“德宗以来，姑息蕃镇，有终身不易地者”的藩镇割据日益严重的问题，李吉甫一向持坚决打击的态度，为相一年多，“凡易三十六镇”，占到了当时“方镇四十八”的百分之七十多。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田怀谏擅为节度副大使，李吉甫主张“兴兵讨之”，“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
元和九年(814年)闰八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欲擅自袭本镇节度使，瞒报吴少阳已亡之事。在是否征讨淮西问题上，宰相李吉甫主张：“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宪宗决定讨伐吴元济，十月李吉甫病死，牛党度支郎中张仲方说“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充分说明了李吉甫对藩镇用兵的作用，以及牛党对藩镇姑息的态度。元和十年(815年)六月，正当淮西战事吃紧的时候，宰相武元衡被刺，有迹象表明为承德节度使王承宗所为，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刺伤，随后接任宰相。七月，又发生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密谋烧毁东都宫廷的事件。在是否展开两线战事，同时讨伐淮西和平卢、成德的问题上，朝臣多认为“物力不可”；牛党韦贯之“请释镇以养威，攻蔡以专力”，显然是站在反对藩镇用兵的立场上，持姑息态度。好在宪宗平定淮西、成德的决心很大，没有同意。牛党韦贯之进言：“陛下岂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于蔡急魏应，齐赵同恶。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马燧急攻之，物力用屈，于是朱泚乘之为乱，朱滔随而向阙，致使梁、汉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闻见。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于扑灭故也。陛下独不能宽岁月，俟拔蔡而图镇邪?”时宰相李逢吉也表示反对，“宪宗以兵机委裴度，逢吉虑其成功，密沮之”。与李逢吉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令孤楚，也是“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与李逢吉一起被罢翰林学士。此外，翰林学士钱徽、知制诰萧俛也上书反对，宪宗先后免去了钱徽、萧俛的职务，出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宰相张弘靖主张先平定淮西，再征成德，并以辞去宰相职务相要挟。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宪宗在裴度的支持下，宣布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牛党韦贯之、李逢吉、萧俛、钱徽等认为出兵未必有利，不过实践证明宪宗在讨伐成德军行动中损失很大，但在李吉甫、裴度等几任主战宰相的不懈推动下，宪宗终于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平定了淮西之乱，成德军也随之归附。由此可见，韦贯之、李逢吉等主和派，在此次平藩问题上难排党争之嫌。
不过，牛李党争的根源是内朝宦官的党派分野，元和中内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主战，所以宪宗在平定藩镇过程中取得了成效。随着宪宗被宦官杀害，拥立穆宗有功的主和宦官得势，吐突承璀的失势，于是外朝也重用主张“销兵”的裴俛入相，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息兵的牛僧孺得到重用。牛党在藩镇问题上几乎一味地采取姑息政策。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兵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急忙征询宰相牛僧孺的意见，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显然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主张维持藩镇割据的现状，认为藩镇内部的将帅更易无关中央之事，不能以“逆顺”的标准治之，可谓对割据藩镇姑息到了极点。牛党不仅对内部割据藩镇如此，对外族也是如此，一味妥协、姑息。
如大和六年，吐蕃遣使论董勃义入朝修好，正好赶上西川节度李德裕奏，“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以城降”。李德裕上奏，力主接受吐蕃降将，说明出兵乘机讨伐吐蕃的诸多好处。其奏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戎不意，烧十三桥，捣戎之腹心，可以得志矣。”文宗犹豫不决，征询宰相牛僧孺的意见，结果僧孺反对受降，曰：“此议非也。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况论董勃义才还，刘元鼎未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而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文宗听从了牛僧孺的建议，命令李德裕不得招纳维州降将，结果李德裕被迫送悉怛谋所部之人还维州，吐蕃赞普对其“皆加虐刑”。此事带来的恶果是吐蕃从此加强了维州防范，不断骚扰西川，唐朝在西川与吐蕃的冲突中处于劣势。显然“僧孺素与德裕仇怨，虽议边公体”，仍不忘党争，导致“谤论沸然”，牛僧孺也因此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相比之下，李党在打击藩镇割据和外族入侵方面不遗余力。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深受武宗信赖，其重要原因就是武宗也在藩镇问题上采取打击态度。会昌三年(843年)，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擅总留后，时任宰相李德裕曰：“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若不加讨伐，何以号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则藩镇相效，自兹威令去矣!”得到了武宗的赞同，但在讨论出兵时，自然遇到了牛党的阻挠。牛党甚至跟泽潞刘从谏交通，刘稹被诛以后，“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李宗闵交结状”，牛党河南少尹吕述向武宗替牛、李二人开脱曰：“僧孺闻稹诛，恨叹之。”武宗大怒，黜吕述为太子少保。在整个平定泽潞问题上，“其筹度机宜，选用将帅，军中书诏，奏请云合，起草指踪，皆独决于德裕，诸相无预焉。以功兼守太尉，进封卫国公”。此事充分说明李党在平藩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和务实方略。
其实，元和三年(808年)的制科案仅仅引发了唐代最激烈的一次党争牛李党争的一个诱因。牛李党争是唐代新旧士族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党争，自元和三年(808年)制科案开始，牛党执政，就尽排李党；李党执政，也尽排牛党；两党共同执政，就相互诋毁，必使对方倒台而快之。连文宗都“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感慨：“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直到宣宗朝，牛党党魁令狐绹、白敏中相继入相，而宣宗皇帝“尚文学，尤重科名”，“爱羡进士”，在宣宗的支持下，牛党得以完全掌控朝廷，以李党完败而结束。
综上所述，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是唐代科举考试中最大的一次科场案，引发了牛李党争，直接影响了政局稳定与皇权的巩固。此次科场案出现的关键因素是中唐宪宗革新大开谏议之风，整个社会充满了革新思想，参加制举考试的举人皇甫湜对策激切，抨击了宦官、宰相，即所谓的“权幸”“执政”等，牛僧孺等对策也影射了时政。考虑到中唐政治，外朝百官派系往往与内朝宦官派系相连，所谓“权幸”应该是与李吉甫在政治上属于同一派系的吐突承璀。后世将“权幸”直向李吉甫的史籍，多为牛党抹黑“李吉甫”，美化牛僧孺之结果，李吉甫是个有为宰相，在平定藩镇问题上功不可没。牛僧孺对策比较委婉，此次科场案并非由其“苦诋”时政引起，而是朝中抵制削藩势力和倒宰相李吉甫势力，借题发挥，导致李吉甫罢相，贬谪考官、覆试官，《旧唐书·李吉甫传》所记未必是回护之语。牛僧孺对策的发现为揭开元和三年科场案和牛李党争的真相提供了新史料，学界有必要对相关问题重新思考，笔者仅从此次制举科场案的角度全面论述相关问题，以期史家重视制举对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节选自《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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