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小娟站在姐姐家门口，手里攥着那把偷配的钥匙。
2011年5月2号凌晨，贺州的夜色浓得像墨，她身后跟着外甥苏可章和外甥女的男友刘胜明。
三个人在楼道里脱了鞋，光着脚，像回自己家一样推开了那扇门。
屋里四个人正在熟睡，周子雄、凌小云，还有他们16岁的儿子和15岁的女儿。
铁锤砸下去的时候，锤头突然从锤柄上脱落了，凌小娟从包里又掏出一把递过去，压低嗓子说了句，往头上打，确保断气。
之后他们又用尖刀刺进每个人的颈部。
杀完人，三个人在屋里翻出24000元现金和两部手机，然后顺着楼梯走向五楼——那里住着周子雄的老母亲和保姆。
门锁打不开，试了几次，放弃了。
凌小娟是死者凌小云的亲妹妹。
她们曾经感情很好。
凌小云比妹妹大11岁，小时候带过她，照顾过她。
后来凌小云嫁给了地税分局局长周子雄，做生意，家境越来越殷实；凌小娟嫁了个普通丈夫，日子过得紧巴巴。
姐姐有钱了，妹妹心里那根刺就开始长。
第一根刺是大姐的死。
凌家大姐重病的时候，凌小娟哭着求姐姐出钱救人，凌小云没答应，大姐死了。
第二根刺是丈夫的工作。
凌小娟的丈夫为了帮凌小云管工程，辞掉了国企的铁饭碗，说好月薪2000元包吃住，最后只给1500元，不包吃住还常年拖欠。
凌小娟替丈夫去要工程提成，被凌小云一口回绝。
第三根刺是那40多万。
凌小娟把家里全部积蓄借给姐姐做生意，事后姐姐连句谢都没说，还在经济往来上跟她斤斤计较。
这三根刺扎在心里好几年，凌小娟一件一件记着。
她没想过姐姐的财富是靠多年打拼攒下的，没想过自己那40多万从来没主动开口要过，她只记得姐姐对自己不够好。
一个幼儿园老师，每天教孩子唱歌做游戏的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反复策划怎么杀死姐姐全家。
她特意选了学生放假的当天动手——不是巧合，是为了让两个孩子在家，一并杀掉，以免遗产被他们分割。
她从母亲和姐姐那里拿到钥匙偷配了两把，反复踩点确认路线；她想过买枪，没买到，就准备了铁锤、尖刀，还亲手缝了蒙面头套；她用一句“杀一个人给十万或者帮你盖栋房子”的承诺，把两个年轻人拉进了深渊。
案发后凌小娟的表演比她的犯罪更让人脊背发凉。
她赶到现场，哭得撕心裂肺，几度昏厥，对着警察和亲友喊，抓不到凶手就把亲人的尸体放在殡仪馆十年。
她甚至在警察面前捏造假线索，说凌小云和周子雄各有外遇、夫妻感情破裂，把侦查方向往情杀上引。
可办案民警很快发现不对劲：别的家属哭得瘫在地上，凌小娟每次被问完话转头就能谈笑风生，语气里满是对姐姐的仇富和不屑。
警方通过半枚残留在现场的37码拖鞋印锁定凶手身高范围，又顺着凌小云特殊的记账习惯，把她家上百笔经济往来逐一排查干净，排除了生意纠纷和职务仇杀。
最终所有线索都汇聚到同一个方向：那个在葬礼上哭得最凶的亲妹妹。
为了拿到铁证，警方从桂林请来专业蛙人，在贺江里反复打捞，把那两把沾血的铁锤和尖刀捞了上来。
凌小娟被审讯的时候供述，杀完人之后她最遗憾的事不是杀了外甥和外甥女，是五楼那扇门没打开。
周子雄的老母亲和保姆活着，成了这桩灭门案仅存的两个目击者。
老母亲在案发当天看到满屋血迹之后心脏病突发被送进医院，后来捡回一条命，但从此闭门不出，不愿见任何人。
凌小娟和凌小云的母亲，在得知杀害大女儿一家的凶手是小女儿之后，当场晕厥，醒来一夜白头。
2011年11月，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凌小娟、苏可章、刘胜明死刑。
三人上诉，广西高院二审驳回，维持原判。
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杀人动机卑劣，手段特别残忍，罪行极其严重，无任何法定减轻情节。
2013年1月24号，经最高法核准，三人在贺州被执行死刑。
我反复看过凌小娟的庭审记录，她全程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说到杀孩子的那段，她的语气像在陈述一件家务事。
这个人当了多年的幼儿园老师，每天站在教室门口笑着迎接家长，领着孩子做早操、唱歌、画画。
可也是这双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配钥匙、买铁锤、缝头套，最后在深夜推开亲姐姐的家门，把一个16岁和一个15岁的孩子砸死在床上。
她不是疯子，法医鉴定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她就是觉得姐姐欠她的，欠了就该还，而还的方式是拿命来抵。
最后抵掉的不是几条命，是她自己，是她的两个年轻帮凶，是两位老人晚年的全部安宁，是那扇门后面本该继续生长的一代人的全部可能。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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