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矫枉必须过正。
你看，五四新文学运动刚起来的时候，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提倡新文学，便把靶子对准了旧文学，喊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这一字数虽少，但杀伤力极强的口号。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刊词为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指出“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并寄语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创刊不久在当时已是小有名气。
这时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胡适给《新青年》寄来了一篇文章，陈独秀如获至宝，很快就在1917 年 1 月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全文发表，这就是那篇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胡适在文中系统地提出了所谓“八事”的主张：
须言之有物； 不摹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烂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文末胡适自谦，特别强调“其所主张有矫枉过正之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胡适的这篇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陈独秀随即在次月的《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并旗帜鲜明地打出了“革命”的口号，把胡适扭扭捏捏的“改良”一脚踢开，提出了“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目标和方向。
陈独秀所说的“三大主义”即：
推倒贵族文学 建设国民文学 推倒古典文学 建设写实文学 推倒山林文学 建设社会文学
而就在同一期的《新青年》“通信” 专栏，还刊出了当时著名学者、训诂学大家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公开信。
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 Gramma，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此信因钱玄同看到《新青年》二卷五号发表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而发。
信的开头对胡适极表佩服，认为他的主张白话文学的观点非常精辟。然后笔锋一转，提到不知那些“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此有何观感。
钱玄同的这封信无异于是一场及时雨，因为正如陈独秀在信后的回复所说的那样，“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
因为，钱玄同师从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大师章太炎，旧学根底深厚，而像钱玄同这样的旧派学者也改弦更张，响应胡适的提倡白话文的号召，这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其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
估计那些“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尚无暇阅读《新青年》这样的新锐杂志，对于“文学革命”似乎也多少有点无动于衷，陈独秀他们便好像是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
因此《新青年》的编者们决定来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当时的说法叫唱了一出“双簧戏”。
在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号上，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文人的口吻给《新青年》写信，把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汇集起来。又另外安排刘半农复信，对这些守旧派的观点逐一加以辩驳，将对手妖魔化，借此引起广泛的注意。
别说，这一招“引蛇出洞”还真管用，没过多久，各种旧派的牛鬼蛇神们便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跳将出来了。
“选学妖孽”的矛头直指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 “文选派” 学者。
黄侃（黄季刚）是钱玄同的同门师兄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当时 “选学”（以《昭明文选》为宗的骈文研究）的权威。他极度推崇骈文、反对白话，在课堂上公开讥讽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学阵营的直接批判对象。
刘师培也同样是北大教授，骈文大家，以《文选》为治学根基，与黄侃等人形成了反对白话的 “选学” 阵营。
而“桐城谬种”主要指的是林纾（林琴南），以及他在北大的追随者。林纾他是晚清民国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人物，时任北京大学文科教员。
林纾不仅公开撰文反对白话文，扬言要“拼此残年以卫道”，还写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领袖，是旧文学阵营最激进的代表。
新文学运动正是在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挞伐声中，逐渐形成规模和气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当然，现在看来，钱玄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未免刻薄，用鲁迅先生的说法，“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何况一棍子都打死，肯定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