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比光刻机更难造的，是“反脆弱”的制度
这两天，朋友圈又被几条半导体新闻刷屏了。
一边是国产算力捷报频传，另一边是大洋彼岸又在加码对华限制。
看得出来，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在憋着一股劲：要把芯片搞出来，要把算力提上去。
这种紧迫感我完全理解。
作为一名长期观察宏观经济的学者，我也盼着我们在硬科技上能争口气。
但说实话，每当看到这种全民皆兵式的“攻坚战”，我心里总有个挥之不去的隐忧：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造出什么东西”，而忽略了“在什么环境下造”，那我们可能会赢得几场战役，却可能输掉整场战争。
今天我想泼一点冷水，聊聊比芯片和算力更底层、更稀缺的一样东西。
它不是资金，也不是人才，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决定生死的“系统环境”。
01
“一万小时定律” vs “一万次试错定律”
咱们先看两组画面，这两组画面对比之强烈，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脊背发凉。
第一组是马斯克。
SpaceX的前三次发射，炸得惊天动地。
那时候的马斯克，不仅是“硅谷笑话”，更是“诈骗犯”的代名词。
但他背后的资本和美国社会，容忍了他“浪费”掉几十亿美金，直到猎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
第二组是我们身边的场景。
一个年轻人，名校毕业，不去大厂拿高薪，非要创业搞一个“看不懂”的技术。
结果烧了三年钱，产品没做出来，公司关门。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房贷断供、家庭矛盾、信用破产，甚至在整个亲戚圈里抬不起头。
同样都是失败，结局却天差地别。
我们在算账的时候，往往只算了“金钱成本”，却没算“机会成本”。
我在《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这本书里，把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逻辑归结为“规模经济”。
在那个阶段，我们要的是确定性和效率，是“一万小时定律”——只要你在一个领域刻意练习一万小时，就能成为专家。
那时候，我们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整齐划一地推进，非常成功。
但当我们要攻坚芯片、AI这些“无人区”时，逻辑彻底变了。
创新驱动的本质，不是“一万小时定律”，而是“一万次试错定律”。
这完全是两套操作系统。
前者是线性的、可预测的；后者是非线性的、完全不可预测的。
你让一群背着“房贷”、“育儿”、“养老”三座大山的人，去搞那种成功率不到1%的前沿探索，还要保证他们不能输、输不起，这可能吗？
这就好比你要求一个杂技演员在高空钢丝上翻跟头，但下面不仅没有安全网，还告诉他：摔下去你老婆孩子就得去要饭。
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专注于翻跟头吗？他只会趴在钢丝上一动不动，祈祷千万别掉下去。
这就是当下科创圈的缩影：大家在用追求“确定性”的心态，去干一件“极不确定”的事。
02
“内卷”是怎么把创新掐死在摇篮里的？
现在的舆论场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称之为“既要又要还要综合征”。
我们既希望企业搞出颠覆性的创新，又要求企业每个季度财报必须好看；
我们既希望科学家坐得住冷板凳，又要求他们三天两头出成果、评职称、拿奖；
我们既希望年轻人有冲劲，又希望他们稳重、听话、别给社会添乱。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我在研究中发现，当社会进入一种“防御性生存”状态时，创新就死了。
企业不敢投长线研发，因为账上得留足过冬的粮，万一研发失败，股价暴跌，CEO就得下课；
科研人员不敢碰高风险课题，因为一旦失败，几年内的晋升就没戏了，甚至可能被扫地出门；
年轻人不敢去创业，因为一旦失败，不仅血本无归，连送外卖的资格都可能因为征信问题被卡掉。
大家都在追求“确定性”，而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
这就好比你想种出奇花异草，却把土壤的酸碱度调得极其苛刻，只允许某一种庄稼生长。
最后地里确实长满了庄稼，产量很高，但永远不会有惊喜。
我在书里提到一个观点：中国经济的动能转换，必须从“存量博弈”转向“增量创造”。
什么是存量博弈？
就是大家都在现有的蛋糕里抢食，抢得头破血流，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内卷”。
内卷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把所有人的“试错冗余”挤压殆尽。
当全社会都觉得“稳”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时，那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怪人”，就成了众矢之的。
我们现在的科研体系、金融体系、乃至社会评价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适应“规模经济”而设计的。它擅长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不擅长从0到1的突变。
03
比光刻机更难造的，是“反脆弱”的制度
经常有人问我：盘老师，我们砸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还没造出OpenAI那样的颠覆性产品？
我的回答可能有点扎心：因为我们太想“毕其功于一役”了。
真正的科创生态，不是靠几个国家队硬刚出来的，而是靠无数个“小作坊”在混乱中试错试出来的。
英伟达的黄仁勋，当年做显卡是为了让游戏玩家爽，不是为了AI；
很多伟大的药企，最初也是在无数次失败的化学实验中偶然撞上了靶点。
这些“无心插柳”，需要一个极其“反脆弱”的制度环境。
我在《经济动能的转换》里专门讨论了制度的重要性。
我们要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
什么叫包容性？就是允许资源重新配置，允许新玩家进场，允许“不按规矩来”，甚至允许“浪费”。
具体到操作层面，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再去批多少个重大项目，而是：
第一，完善“破产豁免”。
让诚实的创业者失败后，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不是被彻底踢出局，甚至连坐家人。要给失败者留一条活路，他们才敢去走险路。
第二，改变“科研KPI”。
给那些做基础研究、十年不发论文的科学家，发“低保”，让他们不用为了生计去写水论文，不用为了职称去搞那些短平快的项目。
第三，壮大“耐心资本”。
别催着VC和PE三年退出，允许他们陪一个项目死磕十年。
现在的资本太急了，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收割，这哪里是种树，这是在割韭菜。
这些东西，比单纯砸钱买设备难多了，但也重要得多。
光刻机我们可以画图造，但那种允许失败、鼓励异想天开的空气，我们造不出来，只能靠改革制度来培育。
04
有一次去深圳调研，一个硬件创业者跟我说：“盘教授，我们现在最怕的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怕‘误判’。”
“只要方向偏了一点，只要产品晚了几个月，资本市场和供应链就会立刻把我们抛弃。我们根本没机会去修正错误。”
听完这句话，我很沉重。
当一个社会连“修正错误”的机会都不给的时候，其实也就扼杀了“发现正确”的可能。
别再只盯着芯片和算力了。
那些东西，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钱，迟早能追上来。
这就像是爬山，我们知道山顶在哪，只要体力够，总能爬上去。
但中国科创最稀缺的资源，是那种能孕育出未知山峰的“土壤”。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经济动能的转换：从规模经济到创新驱动》，不仅仅是在讲经济数据，更是在讲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能让创新者安身立命的系统。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岔路口。
越过“堆人、堆规模”的山丘，前方是一片荒野。
如果我们不给那些“怪人”和“疯子”们留一点喘息的空间，不给他们哪怕一点点“输得起”的底气，那我们还谈什么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呢？
别让我们的紧迫感，变成了扼杀未来的绳索。
【延伸阅读】读懂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国经济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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