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得承认一点，托尼·布莱尔完成了一件事：哪怕就在一周前，这看上去都几乎不可能，而他在执政时期也几乎没做到——他让工党重新团结起来，而且是难得的和谐一致。
每当布莱尔发表这类干预性言论，很多人都容易陷入“针对人而不是针对观点”的反应，仿佛只要说出“伊拉克”这个词，就足以取消他在任何议题上发言的资格。事实上，伊拉克当然相关，但它应该成为认真回应布莱尔论点的一部分，而不是借此回避这些论点的理由。
按照这位的说法，眼下正在发生“两场划时代的变化”，而英国对这两者都毫无准备。第一场是地缘政治变化：世界正越来越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即美国和另一个大国，而印度也紧随其后。
但奇怪的是，尽管特朗普时代已经出现了如此多显而易见的变化——包括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瓦解，甚至可能是被蓄意破坏——布莱尔的看法却几乎没有偏离25年前那套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思路：无论华盛顿由谁掌权，无论前方通向何处，英国都必须跟美国站在一起。
布莱尔指责斯塔默，称他拒绝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时给予对方所要求的支持。布莱尔写道，白宫想要的不过是使用英国军事基地，为美军飞机加油，而斯塔默的拒绝“不是对待盟友的最佳方式”。
但这种说法没有承认一个关键事实：这场战争并不像布莱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有争议”，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即便你对破坏和伤亡无动于衷，只要看看特朗普本周向美国盟友散发的停火延期协议草案，也足够说明问题。
如果华盛顿和德黑兰最终都签字，那将证明这场战争没有实现任何一个关键目标，哪怕这些目标本身一直在变化。它没有终结伊朗的核野心，只是让有关这一议题的谈判重新启动。而在2月28日美以发动袭击之前，这些谈判本来就已经在进行，而且据称正在取得进展。
如果说有什么后果，那也是这场战争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朗的核冲动：一方面，它抬高了政权内部强硬派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拥有一种足以吓阻未来美国打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究竟有多大价值。
战争打乱了伊朗的弹道武器能力，却没有将其摧毁；而这种能力如今正在迅速恢复，同时美国自身的武器库存却在被消耗。
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没能阻止德黑兰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而给了这个政权一位分析人士所说的“大规模扰乱性武器”——也就是伊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世界经济形成的钳制。
外界酝酿中的协议将使这条海峡重新向商业航运开放。但这显然算不上什么成就，因为2月27日的局面本来就是如此。
除此之外，伊朗政权还将变得富有得多：要么通过对未来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要么获得最多12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
说得更直白些，这场混乱不堪的战争什么也没实现。对于那些勇敢反抗政权的伊朗反对者来说，同样如此。自战争开始以来，其中已有6000多人被捕。而布莱尔却认为，英国本该为这场战争搭一把手。
这再次提醒人们：布莱尔并没有摆脱那个在20多年前酿成灾难性后果的盲点。2003年，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认为，对美国的支持必须是无条件、全覆盖的，不必区分不同政府，也不必区分不同的军事冒险。
正如斯特里廷本周所说：“我们在伊拉克付出了惨痛代价，才明白当忠诚取代判断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确学到了这一课，但看起来，布莱尔从未真正学会。
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联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甚至暗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把当前局面称为“一次断裂”是错的。可就在同一段里，布莱尔自己又承认，特朗普曾威胁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本身的独立”。
同样，他还把北极举例为一个美国看待方式“与欧洲并无不同”的地区，仿佛没有意识到，特朗普并未放弃以武力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的威胁，而丹麦是欧洲国家，也是北约盟友。布莱尔在欧洲问题上的表态，更能说明问题。
他呼应安迪·伯纳姆，称现在还不是考虑重新加入欧盟的时候。但他的理由耐人寻味：他对布鲁塞尔的不满在于，后者过于专注于“应对技术带来的风险，而不是抓住其中的机会”。
布莱尔曾以敏锐把握英国公众情绪著称，但在这件事上，他与现实严重脱节。支持欧盟最有力的理由之一，恰恰在于欧盟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对那些正在严重破坏我们共同福祉的科技公司采取行动——从民主制度的状态，到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莫不如此。但在布莱尔看来，这种约束之手反倒成了应当回避的问题，甚至成了与最近邻国保持距离的理由。
这就引出了布莱尔所说的第二场划时代变化：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一位曾与他关系密切的前同僚感叹说：“20年前是全球化，现在是人工智能。”这句话也点出了布莱尔一贯的倾向：他总爱提醒人们，某些力量不可改变、无法挑战，只能像天气一样被动接受。
他如今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他看待世界的视角，更像是从埃里森的董事会会议室，或特朗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望出去的样子。托尼·布莱尔依然值得倾听——只是他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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