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1681年）秋，山东淄川，西铺村大户毕际有家的书房内。
四十二岁的老登蒲松龄，闷闷不乐的把行李卸下。他刚从济南的贡院考场赶回来，不出意外又落榜了。
窗外是雇主家连绵的庄园和仆从，窗内是他作为家庭教师需要面对的课桌。他必须立刻调整情绪，开始辅导雇主家的孩子读书，他这份年薪只有不到十六两银子的工作，搁今天不到一万块钱，妥妥需要扶贫的对象，但这份收入是他全家老小不至于饿死的唯一指望。
老蒲十九岁就中了秀才，这意味着他拿到了入场券，只要再往前一步考中举人，就能出人头地，实现阶层跃升。
对于四十二岁的蒲松龄来说，每一次落榜，理智都告诉他希望渺茫，半截儿身子都入土了，还考啥嘛。但直觉又在诱惑他，万一下一次就中了呢？如果现在放弃，之前二十年没日没夜的苦读，大笔的赶考路费，对家人的亏欠，就全都啥也不是了。
为了维持考试的资格和全家的口粮，他只能在富豪家里当家庭教师。雇主对他还挺客气，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非正式外包工。为了挣表现，他白天卖力教毫无天赋的富家子弟，晚上要在灯下给雇主代笔写应酬文章，写歌功颂德的墓志铭。
在深夜写完应酬文章，想着自己半辈子的失败，郁闷的蒲松龄就开始写鬼故事宣泄情绪。
在毕家的深夜，蒲松龄看着自己刚刚写完的几篇短篇小说。他想起白天当地的文人传阅这些故事，拍案叫绝，甚至有人劝他说：“你写这个能成名，为什么不专心写这个，或者干脆在地方上做个职业撰稿人？”
蒲松龄看着桌上那本被翻烂的八股文教材，内心十分纠结，是承认自己上不了岸，放弃跨越阶层的幻想，去当个体制外非主流自由职业者，还是继续维持这种一边打零工，一边疯狂自榨的赶考生活？
想来想去，他还是没法放弃考公。
每当三年一次的大考临近，那种“万一这次翻盘”的执念就像毒瘾一样，再考一次，万一呢，万一呢？
他一边低薪996，忍受着与妻儿长期两地分居的痛苦，一边像候鸟一样，每三年去一次济南，去那个窄小的考棚里接受一次精神羞辱。他一直考到了七十二岁，牙齿全秃，眼花耳聋，终于拿到了个毫无实权的安慰奖（岁贡生）。
四天后，他彻底油尽灯枯，死在了自己破旧的书屋里。而他那部耗尽一生心血的《聊斋志异》，在他在世时，没有给他换来过哪怕一文钱的版税。
这一类把通过率压到极低，把回报吊很高的游戏，不只是科举，今天到处都是。你一旦把最黄金的青春押进去，就等于被这个系统买断了。因为每失败一次，想退出的门槛就被这局游戏悄悄抬高一层。
为了应试，长年累月练的都是这套系统专门需要的技能，比如那些只在考场里管用的固定套路，出了这个门一文不值。所以越努力，越没法在体制外活下去。到最后，焦虑，对未来的怕，对过去付出的不甘心，全成了把人困在原地的笼子。
万维钢说过一个意思，很多人活得憋屈，不是因为穷，是因为他脑子里能盘算的变量就那么几个，怎么排都是死局。如果一个人只看到工资，绩效和闲暇时间这几个变量，他就只能要么996要么躺平。
蒲松龄就是这么个活标本，当然那个年代选择本就少，可他眼里一辈子也确实只有两个变量，中举或者没中举，这两个东西来回拉扯了他五十多年。
所以及时止损这事，说穿了不是勇气问题，是认知问题。它考验的不是你敢不敢撒手，是脑子里到底装着几个变量。只盯着一个的人，撒手就等于承认这辈子白活了，他当然撒不开。脑子里有好几个变量的人，放掉一个，不过是换条路走罢了。
可大多数人算的是另一笔账，输掉的一定要赢回来。赌红了眼的是这样，被套牢的股民是这样，守着烂人不肯走的也是这样。有人说可能分辨不出来是错的，其实智商正常的咋看不出嘛，只是承认错了太痛苦，宁可一路错下去，也不肯当场把那口气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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