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顺天府乡试考场。
一个22岁的广东秀才答完自己的卷子，左右瞟了一眼，见没人注意，刷刷刷又写了一份，偷偷塞给了旁边一个同乡。
结果，他自己落榜了，替人写的那份，却中了。
这个广东秀才叫陈垣——后来的史学大师，北师大校长，毛主席叫他"国宝"。
中举的那位叫甄德傅，是个监生。
也就是说，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中的，靠钞能力中了举人。
范进要是知道了，估计要骂娘。
换我也想不通，自己给人家随便糊弄一篇，中了；费尽心血，自己认真写的，反而出局了。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我们不得而知，但陈垣自己倒是想得开。
这甄德傅也很守规矩，中举后给了陈垣3000元酬金。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300个壮劳力一年的总收入。
陈垣拿这钱还清了家里所有债务，也不算太亏。
但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因为这事交叉了一下，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各自走远。
严？那是你没看史料，特别是《杜凤治日记》。
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在清朝，特别是晚清，枪手早就是一门成熟的生意了。
有专门的中介牵线搭桥，有专门的职业枪手。
价格也透明：童试代考多少，乡试代考多少，帮你传答案多少，包过多少。
据《清稗类钞》记载，凡是到北京应试的士子，字写得好的，每逢考试必定有人请去代考，价格按名气分贵贱。
你以为枪手是偷偷摸摸混进去的？
太天真了。从你报名开始，就有中介找上门问你要不要"帮忙"。
进场验身份，书吏收了钱，明明你跟“准考证”上的人长得完全不一样，他点点头就放你进去。
监考的收了钱，看见传卷子也假装没看见。阅卷的只要钱给够，都能帮你打招呼。整条线上的人都拿了钱，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举报谁？
嘉庆二十年，御史孙升长在奏折里就提到过，顺天府考试童生的时候，"有不肖廪保……设立私局，包揽顶替枪代等弊"。专门干这行的"私局"都出现了，跟今天的中介公司一样，一条龙服务。
《杜凤治日记》里，记得更详细。
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此间枪手最多，大堂外虽封门，处处可通。"
"处处可通"，这四个字太生动了，画面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考场直接炸了 —— 你悄悄找枪手也就算了，居然还搞这么嚣张。
杜凤治气得把他降到第三等，这谭干直接后面几场都不来了。
但这种事抓不完。广宁这种穷县，考生才800多人，头场就有人带卷私逃。
到省城南海、番禺两县更不用说，每次七八千童生同时开考，你一个知县哪管得过来？人家枪手代考早就是明牌了。
在南海时，杜凤治在大堂把题纸发下去，转个身的功夫，题纸已经从门缝飞出去了。外面等着的枪手拿到题就开始写，写完再塞回来，一进一出，利索得很。
光绪三年更绝。番禺县有个叫沈立徐的老枪手，干了十几年，在广州枪手圈里也算一号人物。这一年县试，他又替人去考，还帮雇主考了个全县第一。
杜凤治跟番禺知县聊起这事，俩人都笑了，说要不干脆给他个案首，等他入了学就不能再当枪手了，也算断了他一条财路。这话听着像笑话，其实是真没招。
武试那边更没法看。一个人能报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名字，哪个考得好就用哪个名字录取。官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生太多，查不过来。
你肯定要问：杜凤治既然知道这么多猫腻，为什么不往死里整？
他也想，但真管不了。
县试从出题到阅卷，按规定全是他一个人扛。广宁头场800多人，复考、三复下来，光卷子就一千多份。
他就算不吃不睡也批不完啊。
没办法，只能全家齐上阵——四哥、儿子、教读师爷，全拉来帮忙阅卷。他自己只看前几十名，后面的全是家里人随便判。
罗定州州试更离谱，1700个童生，请的两个师爷一个太松一个太严。杜凤治自己都吐槽：有真才实学的被埋没，混子反而上榜。
更坑的是没钱。县试没有财政拨款，考场布置、试卷印刷、工钱饭钱，全要知县自己掏，你想逐人核对身份？想多雇人监场？可以，钱你自己出。
朝廷不出钱，还指望考场不出乱子——想得美。
所以陈垣那事，压根不是什么偶然。
他给甄德傅写的那份，就是随手按套路糊弄的。结果正好撞上考官的胃口——他要的就是那种四平八稳的八股模板，不出错就行。反倒是陈垣自己那份，写得太认真、太有想法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 这甄德傅早就打点过了。
他还说："我作弊只是作弊，您作弊就是'得到一笔革命经费'？差别这么大？"
话说回来，当枪手的名人也不止陈垣一个。
清末还有个叫胡汉民的，没错，就是后来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这老兄年轻时也干过枪手，两次帮人考中举人。
为什么当枪手？
当然是因为穷。12岁丧父，14岁丧母，弟妹一大堆，只能靠代人考试挣钱。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
光绪年间，有个姓郝的，本来在饭店跑堂，看到店主的傻儿子雇枪手代考后做了官。他心一横，偷了饭店的钱，也去雇枪手代考。结果真考中了，后来还做到了主考官的位置。
一个跑堂的，靠雇枪手一路干到主考官。你说气不气人？蒲松龄要是知道了，棺材板估计都压不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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