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型人格障碍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创伤反应的表现。”——读到治疗师Constantin Patrascu的这个观点时，我有些动摇。

几年前，我恰好和一位同时呈现出典型边缘型人格障碍和隐性自恋型人格障碍特征的女性有过一段亲密关系。她身上的爆发与失控，让我很难将一切仅仅归为“创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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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对她的诊断毫不知情。她被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判定为存在自闭症谱系障碍，她也习惯说“我是个阿斯伯格”。可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个诊断不对劲：她既没有典型的阿斯伯格表现，许多迹象反而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只是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个小错误，于是我们还是继续走了下去。

关系的展开像被放慢的录影带。因为分隔两地，我们只在周末见面，这拖长了那种本该在几周内出现的剧烈变化——但变化还是沿着BPD的经典轨道，一步步浮现。最先是我被理想化，那种过度的仰慕让我无比不适；接着，她开始坦然接受我为她和两个女儿所做的一切，称之为“我承担属于自己的部分”。再然后，是她的“危机制造”：突然有一天，她注意到女儿们极度不愿与父亲共度周末，她立刻从中嗅出了虐待的迹象。以BPD特有的方式，她向我求助，我迅速成为替代父亲和家庭的保护者。

但这些远不是终点。紧接着，第二次危机又因她与他人交往中的不当方式被引爆——而她的失控，才刚刚拉开帷幕。这一连串的经历，让我在回过头去看Constantin的文章时，最终选择了拒绝他的论点。